禁令遏制不了买官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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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组部出台禁令，严厉禁止买官卖官。无疑，这是好事，说明管理干部的中央部门，终于开始正视这个当前吏治腐败的关键问题了。当年，晋武帝司马炎问司隶校尉刘毅，他可比汉朝哪个皇帝。刘毅回答说，桓帝和灵帝（东汉末年两个著名的昏君）。晋武帝很吃惊。刘毅接着说，桓帝和灵帝时，卖官鬻爵钱归国库，陛下卖官鬻爵钱入私门，这样说来，陛下连桓灵都不如。现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和部门，就是存在不仅买官卖官，而且钱入私门的情况。

　　如何遏制这种恶劣之风？下禁令固然重要，现在的中国，很多问题不是下了禁令就可以解决的。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禁令没有少下，但往往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别说对领导干部没有多少效力，就是对老百姓也效力不大。大街上，经常看见“严禁停车”的牌子下面停着车，“严禁随地大小便”的牌子下面有一滩滩的尿渍。我们的文化惯性是，只要没有人看着，就犯规，不犯白不犯，犯规，就等于得了便宜。所以更重要的，是设计跟禁令相配套的制度，让人们遵则有利，违则吃亏。具体到买官卖官上面，就是设法让这种买卖无法操作，风险变大，大到让违规者无法承受的地步，这样，自然就没有多少人乐意以身试法了。

　　在现行的干部选任体制下，可以进行这样的改革吗？当然可以，而且，还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借鉴。某些村民自治实行的比较好的地方，同时也实行了村党支部或者总支书记的两票制选举，一个党员票，一个群众票，哪边一票通不过，都可否决。既考虑到了党的组织原则，又兼顾了群众的意见，这样选出来的书记，别的不说，至少长官意志被遏制了，当然，私下的交易也就无从谈起。其实现在的干部选任制度，也有征询群众意见一说，每人一张表格，赞同反对，清清楚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群众意见往往不公开，多少人赞同，多少人反对，群众不知道。因此，群众意见征询是征询了，但每每被束之高阁，给暗箱操作提供了便利。如果群众意见能够在干部选任时占上一个合适的比例，通不过官就当不成，并将之用制度固定下来，官自然也就不好买了。

　　事实上，即使不考虑群众意见，干部选任时有多点人参与决策，买官就增加了难度。有个老干部跟我讲过，从前一个县的干部选任，需要经过党委会的讨论，现在则常委会讨论就行，甚至常委会也不讨论，一把手说了算，想当官，买通一个人就行了。也许他的话绝对了一点，但现在一把手权力过大，尤其在干部选任上一个人说了算，也是造成买官成本降低，交易易做的重要原因。

　　当然，要想在根本上遏止买官卖官，还是得建立完善的考试任官制度。中国实行过1300多年的科举，民国时，也推出过文官考任制度。孙中山先生还提出五权制政府，将考试权单列。我们现在也逐步在实行公务员考试制度，但这个制度应该全国统一，统一出题，统一考试，宁可录取比例小点，但要严点，在保证道德水准的前提下，只要笔试合格，即可选任。如果非要面试，也得保证公开公正，接受公众监督，媒体监督，不给幕后交易留余地。严格来讲，考试选官，的确不如推荐和面试更能保障被选者的综合素质，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有一个道德良好的大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推荐就不如考试。中国的选官制度，之所以从两汉的察举变成后来考试取官的科举制度，道理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