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富海和他的部分收藏。
柯富海一家曾经使用过的月票。饶强摄
从2元的1995年版公交月票,到30元的2004年版公交月票,粮票、油票、工资条、彩票、选民证等,柯富海老人的100多件收藏品,在西花市大街南里居委会林林总总摆满了三面墙。这是一位花甲老人的“个人改革开放30周年展”。
粮票、油票,曾经是多少家庭“家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79年到现在每次银行利率的调整,曾经让多少人算计过自己存折的账面;是否还记得每年11月1日开始抢购冬储大白菜的日子……
柯富海的收藏只是一些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用到过的物件,谈不上珍贵,却用一个特殊的视角讲述着历史。
工资条记录收入涨60多倍 在柯富海“个人改革开放30周年展”的一块展板上,贴着密密麻麻的一片小纸条。细看之下,原来是老人的工资条。这些工资条整齐地粘在一本旧杂志上,前前后后总共粘满了20页。
“凡是我领到的工资条,都在这里了。”柯富海介绍。不过,这并非老人所有的工资记录。老人所在的北京起重机厂,直到1995年才开始用工资卡为职工发工资,也才有了每月的明细工资条。在这之前,老人领工资都是领现金。不过,在为自己办理退休手续时,柯富海特意从厂子的档案部门复印了一张自己的工资档案。
在这份档案中,记者看到,柯富海1969年每月的工资为32元,1970年上涨到40.5元。此后直到1978年,柯富海的工资一分未涨。“"文革"那些年,工作干不干、干好干坏,全都是那些钱,好像也没人议论工资是多是少。”柯富海说。
1979年,柯富海的工资上涨到每月47.3元。不过,那时也没有实行按劳分配,还是大锅饭,按级别发工资。几年后,按钳工定级的柯富海最高拿到了每月108元,那已经是钳工的最高薪级——八级钳工。
这时候,厂子里也开始有了奖金。柯富海记得是3元、5元、10元三等。但直到有了工资条,柯富海的工资才真正体现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在他的工资条中出现了“效益工资”一项,也就是基本工资之外的奖金。而这个“效益工资”往往要多于基本工资。
2003年9月,是柯富海工作经历中工资最高的一个月,“实发合计1455.01元”。柯富海回忆,那段时间北京起重机厂搞了个“百吨吊车大会战”,他完成任务突出,光奖金就拿了900多元。
2004年,柯富海退休。他把自己退休金的领取单也复印了出来。第一年,他的退休金是每月1091元,现在已经涨到了每月1800多元,比他上班时的工资还要高,比他刚工作时的工资高了60倍。
惟一投资“损失”四分之一 像当年的大多数人一样,柯富海近乎固执地只相信银行存款,家庭收入除必要的开支外,全部存入银行。这也造成他对银行利率异乎寻常地敏感。在一块展板上,有他收藏的银行利率变动表,有从银行拿来的公告,有报纸剪报,从1979年直至今年10月30日的每次银行利率调整,都能在这块展板上找到。
这块展板上,还有柯富海收集的第三套、第四套和第五套人民币,并不完整,但对多数人来讲很熟悉。比较有意思的是夹在这些人民币中的一张10元面值的国库券。购买国库券,可以说是柯富海储蓄之外的惟一一次投资,而保存下来的这张国库券,让他的这次投资“损失”了四分之一。
那是1990年发行的国库券,年利息高达14%。柯富海说,国库券从1980年就发行了,虽然利息比银行存款要高,但他一直没有买过,主要是因为兑现周期太长。而1990年购买的国库券,多少有些单位摊派的意思,在宣传上也一直说“购买国库券支援国家建设”,所以他就买了40元国库券。当时他的月工资只有117元,这已经是将近半个月的工资了。
4张面值10元的国库券,被柯富海谨慎地藏在组合柜中。结果,在到期兑换时少了一张,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直到2003年拆迁,一家三口从原来的小平房搬到现在的两居室,搬家过程中才在组合柜的缝隙中找回了这张国库券。已经过了兑换期,柯富海就把它当成了一件收藏。
由于一家人的收入、支出非常明确,柯富海还成了市统计局的调查员,每个月为统计局报家庭账单。这些账单也被柯富海一一保存。记者看到,这个三口之家每个月收入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柯富海说,家里挣钱最多的是儿子,每个月3000来元。
对股票、基金这样流行的投资方式,柯富海从来不曾参与。不过,他并不反对儿子炒股:“去年赚了不少,不过今年好像又给套了。”这也就是柯富海不炒股的理由——“有赚就肯定有赔,风险太大。”
三个小本决定生活质量 在一块展板上,并排摆放着三个小本子,灰皮的是《居民购货证》,红皮的是《粮食供应证》,蓝皮的是《居民生活购煤证》。
“别小看这三个小本儿,当年我看待它们比结婚证都重。”柯富海笑着说。它们是“票证时代”里居民购买各种食品、生活用品的有效凭证。比如《居民购货证》,凭这个证每个月每个人可以买一块肥皂、一斤芝麻酱、一盒火柴……
与各种“证”对应的,是粮票、米票、面票等各种票据。
柯富海展出了他收藏的一整版1986年粮票,整版共90张,面值45斤。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柯富海说,一般一个成人的定额是每个月30斤粮票,孩子则视年龄而有差异。多数家庭的粮票也就是刚刚够用。当时柯富海一家七口都是成年人,而且没有重体力劳动者,每个月粮票都能有富余。
那时候粮票和钱在食品流通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钱表示购买的价格,粮票管着购买的数量。”柯富海介绍,“当然,没有粮票也能买到粮食,不过是"议价"的,比有粮票要贵得多了。”柯富海家多出的粮票除了周济亲戚朋友,还曾充当过“硬通货”——尽管这并不合法。他用全家攒下的60斤粮票,从一个小贩那里换了一个大浴盆,一直用了十几年。
1986年的时候,粮店开始使用粮票代存卡——一种类似购物卡的粮票卡,粮票的流通作用越来越低。柯富海当时是工厂食堂的粮管员,于是就拿省下的45斤零散粮票,换成一整版的粮票,以做收藏。而此后直到1993年,粮票才正式停止流通。
说不完的30年生活巨变 各种票证的旁边,贴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一个小男孩正抱着有他一半高的大白菜开心地笑着。照片旁边,柯富海用笔写着:“大白菜曾经是居民的当家菜”。照片中的男孩是柯富海的儿子,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多少保留着一些大白菜当家岁月的记忆。
“每年的11月1日,准时开始销售冬储大白菜。”曾在后勤部门工作多年的柯富海对此记忆深刻,“放在以前,眼下的北京大街小巷全是排队买白菜的市民。每家都要买上几百斤。冬天存储这么多的大白菜也是难题,隔一段时间,就要把白菜垛倒一遍,择掉腐烂的叶子……”
这张照片下,贴着一张家庭聚餐的照片,一家人围坐在盘碗层叠的圆桌边。照片写明“现在的家庭餐桌丰富多彩”。柯富海说,自己的展览就想表现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但是这样对比太过简单了,“也就是点到为止。没办法,光是餐桌的变化就不是一个展览能够说得完的。”
类似的还有交通的变化。柯富海展出了他家曾经使用过的公交月票,1994年时的学生月票票价仅2元。后来随着物价上涨,涨到30元,还是比较便宜。“那也没有现在的公交一卡通实惠啊。”柯富海说。现在他每天乘公交去公园,一个月也花不了30元。
几本已经卷边儿的北京地图也是展品。这并非收藏,而是不同时期为实用而买。在柯富海保留的最早的1983年版北京地图上,地图的边界只到三环,三环路还没有完工,很多路段用虚线连接着……而比较新的一本地图是去年的,柯富海说,这本地图又不适用了,好多道路、地铁线路都没有标上。
30年过去,回望时,沧桑巨变让人顿生感慨。展品或许有些琐碎,但多少人的日子就是这样琐碎叠加,平淡度过。柯富海也是这样。也正是因为他的普通,展览所展示出的巨变,才更让每个观者觉得温暖亲切。 (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