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过度创新 中国金融理财徘徊国际化

　　中资行国际化如何迈步？

　　《21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我们应该如何更稳健、更有智慧地迈出国际化步伐？

　　张斌：具体的教训就是，银行贷款应该更加谨慎，特别是在经济过热时期看来还不错的顺周期贷款和投资需要格外提高警惕，应该将顺周期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保持在可以承受的范围。

　　更深一步的说，顺周期资产受到市场热烈追捧和银行目前激烈竞争有很大关系，大家可能认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但是大家还继续做，直到危机爆发。这有点像囚徒博弈。我们需要在制度层面确保银行在这方面的风险管理，需要对于顺周期产品的风险进行合理评估。

　　再就是中国金融业衍生产品的发展和海外投资，是不是因为出现了金融危机我们就应该把这些停下来？

　　金融业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一方面，现在都说金融业是市场经济的血液，起到核心的作用，应该更多利用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方法鼓励竞争，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我们从很多危机看到过度依赖市场机制也不可靠，创新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不仅带来有利的东西，也可能带来负面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对于决策层包括监管层来说，面临一个选择，即究竟更多依靠市场还是采取严格管制的体系。我个人的观点，更多依靠市场机制没有问题，包括创新和市场的开放都没有问题。不能说为了不出问题就不动了，在大方向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对市场化的机制有一个支持的态度。

　　勒晓阳：至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简单说是“三个防范”。

　　第一是防范信用风险。对于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很大。它的影响表现在流动性问题，流动性问题传导到银行客户产生违约的危险，再导致信用违约的蔓延，所以首先要防范信用风险。

　　第二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现在市值变化非常快，在境外投资方面就要限额止损，加强外汇系统管理。

　　第三防范中间业务的风险。近年来，中间业务在银行业界作为金融创新发展非常迅猛。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现象，各个银行对中间业务的考核重量轻质，看重业务量的增长，对于新业务里面潜在风险没有硬性指标，对新业务风险的识别、监测、控制、化解没有配套措施。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要加强创新业务的风险管理，做到创新成本可控。

　　谭雅玲：我觉得中国要有“四个突破”。第一个突破就是金融的普及和提高，金融是一个高端专业的行业，这个专业除了技术指标和专业知识以外，还有一个经验的问题。金融的普及和提升是全社会共同的事，这样对于我们整个的金融制度建设和金融的强大才有好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已经变成了金融，中国在这当中应该把经济整体的战略变成金融的改革和突破，包括农村的改革都会出现比较好的局面。

　　第二个就是金融要有问责制。我们的企业已经有了问责制，但金融现在没有问责制，国家财产、百姓财产、机构的财富应该有一个惩罚严明的约束搞风险控制，而不是单纯的所谓流程到了。我们应该强化金融问责制，这对于我们判断的选择和风险控制的选择都有效和有利。

　　第三就是要用规则、制度和方法解决同质化竞争问题。我觉得，现在中国银行业要做的不是全，而是规范。世界已经承认中国(银行业)很大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强。

　　郭田勇：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躲过金融危机。美国赤字严重、并继续向中国叫卖国债。我们持有一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从国际框架看，中国大量的外汇出口，我们用低的劳动力成本和附加值赚来血汗钱。而美国掌握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美国金融危机的成本会不会以美元大幅的贬值，使得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向外转嫁？其实我觉得未来风险是非常大的，我现在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第二就是对于我们中资银行的教训，我们的银行在次贷危机受的损失比较小和国际化程度比较低有关。反思这些问题，我们首先看到了方向，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融入到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这是不可逆转的过程。所以未来我们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还会持续。

　　我们未来谈扩张、业务合作，真正以业务向外输出为目的进行海外扩张，这点特别的重要。我们不要考虑买哪个可以挣多少钱，我应该从业务的角度考虑有没有必要这么做，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另外，从外汇管理来讲，国家把这么多的外汇拿在手里，这有利于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政府运作资金的经营效率一般比较低一些。如果我们把大量的外汇分散到民间，大家都有各自的投资渠道，效率会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