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的“历史功绩”
计划经济的“历史见证”
方寸票证,记录了时代变迁,囊括中国农业、商业、工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史,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见证”。
“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而采取当时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印发各种商品票证,有计划地分配到单位或城镇居民手中,这就是中国当代票证时代的开端。”2008年7月9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计划经济物资不足,需要用票证来控制需求。”
随着各种生活物质的不断丰富,在1993年,使用近40年的粮票“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目前学界公认的“票证时代”的终结。而在此之前的几年,布票、自行车券、缝纫机券、外汇券等票证家族其他成员,就已悄然“退出江湖”。
“是改革开放让人们扔掉了各种票证,远离了商品短缺,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票证历史与中国经济发展轨迹紧密相连,你可以看到由票证描绘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曲线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段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同是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终于确立起来。
泱泱“票证大国”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不用票,买其他东西几乎都要票。”当时有人这样感叹。
根据上海市商业二局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一份资料统计显示:仅以1962年为例,上海凭票供应的商品从此前的8种增加到62种。包括粮票、糕点票、糖票、油票、肉票、盐票、肥皂票、火柴票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中央到基层发行过粮票的地方约有2441个,品种约有30万,包括农村口粮粮票、工种粮票、补助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票、干部下乡粮票、军用粮票等等。
“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为了照顾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和有特殊贡献的人,也分别发放了一些特供票证。”上海老作家沈寂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对票证的记忆显然是“刻骨铭心”。
“几乎找不到不要凭票就能购买的东西。”申健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并不缺乏票据的身影。银票、当票和各种买卖契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而这与新中国发行的各种票证明显不同。
“建国后最早的票证应当是1950年开始印发的粮秣票,即大米票、马料票、柴票、马草票。”上海真常礼品有限公司经理董鸣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同年2月份,政务院出台《全国各级人民政府1950年度暂行供给标准草案》,各大区分别对享受供给制的机关工作人员、解放军官兵和部分企业职工的粮食定量标准作出规定。”
但是,《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大部分专家一致认为, 1955年粮票的诞生,才是新中国票证的开端。
从1953年10月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开始在全国实行对粮食、油料(包括食油)的统购统销政策。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由此粮票和购粮证作为第一票进入了新中国的票证历史舞台。随后,油票、布票、麻酱票、肉票等相继发放。
1961年10月起,全国各省、市、县先后实行了按工资比例,随发日用工业品购货券、购货证的规定,把50余种商品列入凭券供应范围,如搪瓷杯、电池等物,票证种类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地方还发放了手帕票、鞋票。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到1965年,除粮、布、棉、油、糖、烟等十几种重要票证外,其余票证已逐渐消失。但十年“文化大革命”,又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导致了商品的紧缺。商品越是紧缺,票证发行量就越大,而其间发行票证的数量更是空前。
上海市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票证体现的是计划经济思路,也是国家对市场经济宏观控制的手段、一种社会管理的措施。在这种制度之下,保证了社会总体物资分配的平衡,保证了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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