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30年家庭纪事
强悍而勇敢的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吃饱，率先带领大家分了村里的地。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历过很多大事件，但是与每个人直接相关的都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小事件”。
我们没有选择名人的家庭故事，也没有寻找比一般人更“典型”的家庭，这些故事就来自于我们的记者，来自于他们的家庭，发生于30年间的某一时某一地。我们尝试从普通人、普通家庭那里去捕捉那些风驰电掣的变化，去理解30年的改革开放发生了些什么，又给人们带来了些什么。
1982 云南宜良
分田记
■李梓
那年秋天，奶奶用新米做出来的饭把许多人都撑伤了
秧苗插下后，田野里漾起一片翠绿，竹林上飞起身体轻盈的红蜻蜓，所有的生物都开始鼓噪，植物在争相开花拔节，动物们，比如青蛙，则叫得声嘶力绝。
1982年联产承包到户的时候，我只有6岁，不过，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连小孩子都注意到了，大人们在田埂上比划的时候，后面常常坠着一群小孩。捉蜻蜓之余，就认认真真地听大人在田埂上的争吵，大家都很清楚，他们是在嚷“自家的地”。
在此之前，我们虽然都是农民，但却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田地。
我的爷爷
我们家姓李，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家谱也可以跨越大半个中国，并随着历史上的兵燹、水灾而迁徙，有据可查的曾经定居点包括岭南、湖南、南京、四川等地，一路沿着中国拓荒的脚印前进，在清朝末年来到了云南。
人们追逐着土地而来，而拥有土地却往往是遥不可及的梦。祖上开垦出来的土地，经过几代人的分割摊薄，以及灾荒之年的质典买卖，到了我爷爷那一代，又变成了无地农民，需要向别的人家典地来种。
我的爷爷是村子里的一个特殊人物，一个不会种地的农民。曾祖父那一代，日子还算过得去，于是开始向往“诗书继世”，企图把他的几个儿子培养成读书人，改换门庭。但爷爷和他的兄弟们纷纷进入私塾，念了十多年的四书五经之后，赶上的是旧学废而新学兴的年代，于是他们的学问变得一文不值，只剩下一星半点的周易爻辞，闲时可以义务替人打个八卦。若说与别人家有啥不同，惟有过年时李氏各家门口的春联，不用上街去买。
在解放前，爷爷凭着他的一手毛笔字，曾经谋得一个相当于今天的乡镇文员的差事，这在后来的各种政治风潮中成为一大罪证，一只脚曾被打断，接起来后虽行走无碍，却比另一只脚细了好多，更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他的那群兄弟们也差不多。
和这群废柴兄弟比起来，奶奶们则是一家的赛着一家强悍。云南与中原习俗本来大不同，许多民族沿袭长女继承制，而各族则通常是女性负责家中的贸易交换等抛头露脸的事务，在家庭地位上不比男子逊多少。这股风气显然也影响到了外来的汉族，曾爷爷早早看出这种苗头，给自己的儿子们定下了童养媳。裹小脚的奶奶们据说从12岁就负担了家中全部的家务，从做饭喂猪带小孩等全部家务直到田地里的所有农活，我常常记得她们挑着两头弯的担子，小脚奋步疾走的英姿。
而我印象中，爷爷常干的活则包括：每天给菜园子的蔬菜浇一次水，以及稻谷收割后把家里的小鸡赶到田里挑食洒漏的稻谷等。小鸡都赶到田野里后，他从袖子里抽出一卷武侠小说，坐在田埂上念念有声地阅读起来，我则在一旁捉蚱蜢。尽管如此，爷爷也曾用他的智慧给家里增添收入，比如有时候做点贩卖丁香八角之类的小生意。
我的父亲
新中国成立并实行土改之后，每个中国农民都有了一块能耕种的土地。
新一代人的生活，远比旧一代人阳光。我的父母都是出生于即将解放的上世纪40年代末期，新中国在解放初期所做的大量社会变革，在他们的人生上投下灿烂之影。我的父亲，继承了爷爷好学的优点，并一直念到高中毕业，如果不是赶上“推荐制工农兵大学”的年代，他也许还能一直念到大学。然后，他成为一名受人尊重的乡村小学教师。
经历了文革以后，我们新的这一茬人看父辈，仿佛隔着一条河，总是不能看真切。比如，我总是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自然地继承。父亲教书的小学校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同事们个个都显得多才多艺，我记得他们一群人常常在夏夜白兰花香的天井里拉二胡。小学校的老师在我的回忆里非常奇妙，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会一两门乐器，会一手漂亮的书法，会用喝茶剩下来的残渣栽培兰花。住在兰花香馥郁的四合院中的这群人，常常让我想起一个词语：儒雅。
我一直不明白，青春在政治漩涡中度过，生活经常困窘的他们，如何继承和培养自己的这些爱好素养。长大后，我常常对着父亲的口琴和已经断弦的琵琶郁闷，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如何把它们拨弄出一个悦耳的音符。
正如父亲没有教过我如何弹琵琶，爷爷也从来没有在后辈面前卖弄过他的爻辞，那些东西只有在他与他的兄弟们交流的时候，才有一句没一句地冒出来，而且几乎都快被他们忘光了。他偶尔教给我的，只有浇菜园与放小鸡的过程中，偶尔讲述的“门对千杆竹，家藏万卷书”之类的俾抄野史。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所受的教育要低一些，但也赶上了50年代初期大扫盲和普及小学教育的机会，念到了高小毕业，这让她一辈子都感激毛主席。母亲这一代人，是中国乡村第一代识字妇女，其后，在新中国大搞社会主义建设，又倡导妇女出门工作的运动中，她们开始有了自己发挥的舞台。在60年代初期大开发矿山的热潮里，母亲和许多识字的青年一起被招工，成为矿山的第一代建设者，到过数百里之外的深山矿区。母亲偶尔讲起十多岁时开发矿山的艰苦和“好玩”，我的心中就冉冉升起《边疆画报》上那些“铁姑娘”的图画。可惜矿山建设了几年，就逢上文革，母亲只好回乡，之后不久就在别人的说媒下嫁给了父亲，在矿山上练就的修机器的手艺，只能偶尔在家里的缝纫机上露一手。
家里的墙在贴满了我们的学习奖状之前，贴满了母亲“三八红旗手”的奖状，有时候她还以“妇女代表”的身份去县里开会，顺便让我也沾了光，见识了乡政府食堂和县委食堂的样子。有时候我也很奇怪，母亲整天就是种田，怎么也能种成先进工作者。
小道消息
在这个中国西南部闭塞的小村庄，一切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在这里烙下了痕迹，可是又不是烙得太伤。由于偏僻，政治的威压未能全部压制人们对自然之道的遵循。
这个名为“小村”的小村庄，是名副其实的小，在旧社会，这个小村庄因为过于贫瘠而未能产生地主。在土改的时候，没有地主的缺点便是我们村人均拥有的田地要大大少于有地主的邻村。
1981年，有一种传言说，中央已经允许农村把土地承包给个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这就是“包产到户”。
这种印在红头文件上的消息，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就是接触不到的国家机密，只能以小道消息传播。《人民日报》上虽然早有消息登载，但那报纸也要跑到公社才能翻看到。
1981年底，县里把所有的乡镇干部和党员代表集中到县里开会，内容是关于如何贯彻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精神是不强行推广，各乡各村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开完会后，不约而同地，关于承包到户的消息，被各级干部小心地封锁起来，理由是“为了减少政治风险”，等别的地方都分了，自己管的地方再分也不迟。
到了1982年的春天，我们那个乡还没有任何动静。
“乡干部是不用干活的，年底分粮食，一分不少，等于是众人养着他们，所以，他们是不会主动提出来分田的。”我母亲说。
我们约有500人的小村庄，一共有两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下设3个生产小组，我母亲是一队队长。母亲能被推选为村里的第二把手，自有其特长。在村里的女人里，她算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加上家中还有一个“知识分子”，许多人认为母亲“不好糊弄”，当得了这个家。
小道消息流传出来的很多，有人说县城边上的村庄已经有在动土地的，有些着急的人便来催动村干部动手。我母亲是赞同及早分田的人，在她看来，集体生产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早分一日是一日。
劳动单位的分化
“那时候不承包到户也根本不行了，村里那些劳动力多的兄弟，每天出工后到了地里，自己不干不说，还仗着人势，不让别人干，大家集体混饭，庄稼种下去之后，连锄一遍草都做不到。”母亲说。
从解放土改后，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发生过几次变化，其中包括55年的“初级社”和58年的“高级社”和“吃大锅饭”。“大锅饭”是一个登峰造极的例子，它把一个村庄所有的生产资源和工具都集中起来，禁止商品流通，粮食不再进行分配，而是集体开伙。结果大锅饭刚开始的几个月，许多人都是“吃一碗倒一碗”，粮食浪费了三四个月后，因为粮食匮乏而开始限量供应，而后几年，他们一直没有再吃过饱饭，直到61年大锅饭实在做不下去而散伙。
吃大锅饭的时候，我的母亲也不过十多岁，与全国相比，我们这里的受灾算是非常轻的了，因为我们至少还有山林可以依靠。小孩子既没有学上也干不了活，整天在山里淘山药山桃之类的东西充饥。到了1960年春天饥荒严重的时候，山上棠梨、荆棘都没法抽条发芽，因为所有抽出的嫩芽都让人摘去吃了。母亲的一个伯伯因严重的营养不良而去世了，母亲记得有次去山上摘了一种野桃，结果因为还不成熟而苦得难以下咽，这位大伯看见了，就向小孩讨来全部吃了，母亲说他那高大而消瘦的样子令人难忘。
当时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彻底的时候，农民自己不能养鸡，不能种菜。在集体大食堂之外，不能另外开灶，晚上冷的时候在家里生火，允许在火上面煮点水，放点盐。但是，如果水里放了油，就被认为是开小灶了，要被大喇叭点名批判和处罚。
迫于生存的压力，外公做了平生唯一的一次小偷，和几个年青人一起偷了集体地里的青菜，没有被发现。当他兴高采烈地把菜拿回家，在火上煮起来的时候，却被追着炊烟而来检查的村干部发现了。不仅青菜汤连锅被没收，还被宣布，第二天全家不准去大灶上吃饭，等候处理等等。第二天，外公愁眉苦脸地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事让他的一个堂兄弟知道了，打抱不平，跑到村干部那里大闹了一场，反而把全家当天的伙食给端回来了。
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试验在强制推行了3年后终于崩塌，此后开始改为集体劳动和挂工分，按工分分配，然后又把基本生产单位逐步划小，村分为队，队又分出若干小组。每次分小都是为了促进劳动，大锅饭的缺点不言自明。而这分组的规则，也并非按照实际情况均分或者互补，基本上是劳动力多的归并劳动力多的，懒馋的被打发去归懒馋的，总之，谁也别占谁的便宜。我母亲当队长的这个生产队，时下正是添丁进口的高峰，每家都有四五个未成年的孩子，不过，也正是这些缺乏劳动力的人家，对分田事宜最积极。
妇孺之见
那时候当村干部是一个吃力不讨好你推我让的活，村干部其实就管两件事情：领大家上工以及催讨提留款（那时候的农业税），我母亲接下这个活的主要动力，据她说是为拥有一大堆孩子的家庭获得话语权，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经常带孩子去开会，我对公社、乡里比我还高的大饭甑子记忆犹新。我们家当时的情况是：4个孩子，年龄从6岁到14岁，两个老人，以及两个家长，偏偏我父亲的身体还不大好。
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如果不能早早分田到户，则粮食短缺一直难于避免。分田之后，虽然缺乏劳动力，但这群妇女相信凭借自己的辛勤能够养活全家人。在1982年的田埂上，母亲的身边站了一大群家庭情况类似的女性支持者，而那些孩子已经长大的家庭反而强烈反对，原因说起来很简单，生产队是按照工分分粮食的，而劳动力多意味着工分就多，年底分成自然也比别人多，16岁以下的孩子是不算劳动力的。
在争吵声中，母亲终究还是带着队里的人把春天的秧苗插下去了。
云南是化外之地，女性地位历来比中原地区要高些，再加上有毛泽东“妇女能顶半边天”思想的支持，最终，这群妇女的意见占据了主流，在1队的三个生产小组中，两个“老弱病残”多的小组终于以多数票决定，今夏就分地。而没有同意的那个小组，偏偏是壮劳动力最多的一个组。
丈量田地的那个令人激动的场面，吸引了全村人来观礼，村里的几位高级知识分子又被请来押阵，我父亲负责记账。为了确保量地的权威性，母亲特地去请乡领导来指导工作，但乡领导拒绝了，还说了一通“政治错误”之类的话。但我们几家人则激动万分地站在田埂上，看着绳子从稻田的这头荡到那头。最靠近村庄和水源口的田优先分给了那些衰老的没有儿子的人家，然后就按照每家的位置好赖搭配，一些离村庄最远和最难灌溉的田地，经过一番动员，也顺利地分了下去。整个生产小组只有一户人家反对分田，于是其他几家商量着，特地给他们家还多分了1分地，“以后就算说起来，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了。”
分田地之前，一些壮劳动力多的家庭提出，要按照劳动力的数量来分田地，也就是说，未成年人将不能获得土地，这个提议遭到了母亲的严厉驳斥，她反问：“每个人都有小的时候和长大的时候，等他们长大了，那时候你们又怎么来补他们的土地呢？”这并不是一个村子的偶然现象，在家乡附近，确实有许多村庄是按照劳动力来分配土地的，一直到了多年后，在国家的干预下，才又按照人口重新进行了土地分配。
我们家一共8口人，等到田都划清的时候，我兴高采烈地发现，正对着我们家门口的河边上一大块四四方方的田连同那段河埂，都是我们家的了。
铲田埂
在田地分清后的第二天早上，分到手的各家人都不约而同地出了一个早工，去给自己的秧苗除草上肥。其中在生产队里最善于窝工的一家兄弟，也就是起初不愿意分田的那家，示威式地起了一个大早，并特地路过我们家门口，对着我们家高声叫道：“某某家妈，还不赶紧起来干活啊，当心没有人帮忙种地，秋天全家抱着哭。”我们听了忍不住哑然失笑，我母亲说“几十年来第一次见他起这么早”。
示范效应的威力是巨大的，看到村里有的人已经在心情舒畅地种着自家的地，其他人的心也痒了，对土地的诱惑战胜了对政治风险的恐惧。过了几天，另外两个小组的人就来请我父亲去为他们记账量田地，也分家了。
在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铲田埂，公社时代能够跑两轮马车的田埂被铲得剩下30厘米，甚至两个人狭路相逢时，其中一个人必须后退或者踩到田里才能错身。其他的诸如削河岸，砍竹林之类的去高填低工程更是少不了。
铲田埂只是增加产量的一种办法，在田地被承包到户后，农民立即把田地里的草都锄了一遍。到秋收的时候，虽然种的都是一样的苗，承包到个人的土地的收成，却明显高于生产队的土地。尤其是看着收成的时候不往生产队的仓库搬，而是直接搬自己家里，其他人也眼红了，集体生产于是在1982年秋天的小村轰然倒塌。而邻近的有些村足足熬到了84、85年才开始分田。
集体主义的崩塌
在田地都承包到户后，一些人认为要把“承包到户贯彻到底”，彻底堵住集体主义的路子，于是，一些山林子也被拿出来分了。这些山林最初的规划设想是分给个人种果木和其他树木的，但制定这个政策的人错误地估计了农民对国家政策变动的猜疑，没有人在那时候敢于投资需要长时间收成的果木。
这些林子毫无例外的命运都是随即就被农民逐步砍光树木，看着没人管，于是他们进一步胆大地把它们辟成了山地。这种承包成为自大炼钢铁之后最大的森林浩劫。然后，人们把目光对准集体林，区区的守林人根本挡不住邻村偷树人的偷袭。在我念中学的时候，常常是过完一个假期，暑假上山的时候，突然发现一大片记忆中的山林变成了玉米地，这样逐步蚕食到90年代后期，国家划出封山育林区，以及农民也深刻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为止。
对集体大锅饭心有余悸的农民，曾长时间有意识地破坏着与集体主义相联系的一切，生产队仓库的大风箱和大谷仓被人偷偷拆了拿走。一切以集体名义搞起来的副业加工机械都被分了，我们家分到了面条机上的两个零部件，让我小时候把玩了很多年，同时也对大人拆机械的意义和目的疑惑了很久。事实证明，那些脑子够用，在包产到户的同时保留了集体财富的村庄，在以后的日子，致富比我们村要快很多，它们能更快地发展出加工和运输业。而我们自己种出麦子后，要想吃挂面，得背着麦面走2公里到邻村去换，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村又回到了小农时代，仅仅靠维护水渠和公路来维持着村庄的生产合作关系。
丰收的秋天
在1982年的秋天，我们家沉浸在一片幸福之中，田里的稻谷和地里的玉米都获得丰收。已经各种各吃的各家人还不忘相互攀比以下，看谁家的庄稼种得最好，事实证明老弱妇孺的生产力一点不比青壮差。
日后很多年，母亲很蔑视地谈起村里的某些人家，说他们在生产队年代就擅长窝工，仗着劳动力多混工分，结果承包到户后因为懒到骨子里，日子过得还不如家里没劳动力的，“种的那个庄稼，简直像老母鸡挠草。”
外公和表兄们赶来帮忙收获。当把稻子和玉米都收获完的时候，我们家迫不及待地碾了一点新米出来品尝。我奶奶把多年来对于粮食的怨念都发泄到这顿饭上，做出了许多花样：嫩玉米烙饼、卷粉、懒豆腐，那一顿许多人被撑伤了。这同时也宣告着我们吃红薯疙瘩和玉米饭的日子完结，以后它们变成了猪的粮食。
在粮食逐步多起来的几年，完全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描述的那样，最先，农民们都舍不得将粮食卖掉，直到确信国家的联产承包制不再变动为止。沉甸甸的稻谷和玉米棒子，堆满了我们家4通间的楼上，压得屋梁咯吱地响，而上一年，我们家分到的玉米棒子是：两筐。
在往后的幸福时光里，爷爷常常一脸满足地在铺满了金黄的玉米棒子的楼板间散步，这是他人生经历了70多年来，终于不再为吃而发愁。他不时把它们翻一翻，并对着后面的小尾巴说：“闺闺，这么多粮食啊。”
1984 山西闻喜
我的“万元户”父母
■刘英丽
父亲母亲是县城里最早的个体户，并误打误撞成了第一批万元户，还第一次有了“行贿”的经历
我的父亲母亲是在媒人的介绍下见面的，尽管他们已经回忆不起太多那时的细节，但是，他们像中国上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用这种方式结为夫妻。
父亲年轻时长得有点像电影演员张丰毅，母亲则是大大的眼睛，梳着长长的辫子。我一直认为他们也是“一见钟情”，因为即使外公后来反悔，母亲仍毅然决然地嫁给了父亲。
一年后，有了我。再四年后，弟弟趁着计划生育初期管理不严，也来到人世。我们俩就在山西省运城地区闻喜县的县城里长大。
县城的火车站30年来几乎未曾改变。火车站正对着一条坡度很大的马路，父亲那时工作的地方——闻喜县运输公司就在这条马路边上。我出生时，家在公司厕所旁的一间平房里，弟弟出生时，我们搬到了公司那间大修理厂的二层。爬上一段陡长的楼梯，越过一截用铁板拼起来的过道，就到了本是仓库的我们的新居。这个家留有我童年的大多回忆。
不听话时被母亲追打，逃下楼梯，一直跑到公司大院里；小学一年级，期末考试成绩差，爬到砖垒起来的栏杆上犹豫要不要跳下去；带着弟弟去看录像，他从高高的凳子上摔下来，鲜血直流，我在旁边吓得直哭，直到有个好心人背他送回家来，救回一命??
也是在这里，我的父亲母亲开始了创业史，并且误打误撞地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初县城里的第一批“万元户”。
购车
我的父母都是在不满18岁时从农村来到县城，成为工人，为每个月能拿到17元的工资而欢喜着。母亲在县陶瓷厂粘杯子把，父亲在县交通局马车运输社做出纳。与繁重的农活相比，县城工厂里的工作已经令他们心满意足。
到弟弟出生时的1980年，父亲已经调到县运输公司做司机，与出纳相比，当时的司机是技术工人，补助高些，每个月可以拿36块钱。弟弟出生时，又黑又瘦，整天嚎哭，又没有奶水，只能每个月花12块钱专程为他订牛奶。家里经济陡然紧张起来。为了拿到跑远途，每趟两毛钱的补助，父亲那时总“在路上”，母亲停了工作照顾我们姐弟。日子过得很紧巴，总觉得吃得不够饱和好，所以对食品的热爱深植在我的骨髓里，直到大学毕业很多年物质极大丰富后才得以纠正。
现在想来，也许是弟弟的出生改变了父亲一生的轨迹，以他做事谨慎不图名利的性格，他会一直做一名普通的工人，直到拿到退休金。可是现实要求他再多赚些钱养家，再加上运输公司的运营状况并不好，颇有摇摇欲坠快倒闭的迹象。
80年代初，改革的春风似乎还没有那么快能从京城吹到我们这个中等省份的小县城里，一切买卖尚在凭票证进行，买肉要有肉票，买粮用粮票，买电视用指标，更别说买汽车了。
到了1984年，事情起了变化。在父亲的回忆里，“一道关于‘允许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经商’的文件精神下达”，县城里嗅觉灵敏的人开始行动起来，其中就有父亲的朋友，我的敏杰叔叔。
叔叔那时在闻喜县后宫公社上班，后宫公社有个水泥厂，按照新的文件精神，以水泥厂经商的名义，可以要来一个车辆指标。而实际上，那个建在山上的小小的水泥厂并不需要车，于是车的指标在加了管理费后被转卖给了我的父亲。车辆价值19000，管理费用3000，总价值22000元。
在手里有100元存款就被视为富人的那个年代，22000元是个天文数字。但母亲这个人好强而敢于冒险，她决定贷款买车，让父亲停薪留职，自己跑运输做生意。运输公司有六七十个司机，只有父亲要单干了。
父亲通过自己的朋友在闻喜县河底镇信用社贷到15000元，余下的钱则是从亲戚处东拼西凑来的。借钱的艰辛自不必说，买车亦很费事。
1984年9月的一天，父亲母亲把我和弟弟托付给别人，用一个黑包装了两万多元的现钞和那张车辆指标，坐上火车去了湖北襄樊提车。第一次抱着那么大一笔钱出门，两个人一路上都不敢睡觉，最后他们到了一个小小的车站。“下了火车后找不到路，我们沿着火车道走啊走，足有十几里路后，走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子了，找到了东风厂的库房，那时天都黑了”，很多年后，父母仍然清楚地记得个库房。
硕大的库房里停放着很多辆东风牌汽车，一律地蓝色，晃得人眼热。不过即使交了款办了手续，购车的人仍要继续等待。等着某天某个时辰，叫号的人叫到你的号码。这时，库房门洞开，一辆崭新的东风车驶出，那就是你的了。至于挑选是绝不可能的，车况好不好，只能听天由命。
即便如此，当属于我们家的那辆带马槽的东风车被交到父母亲手里时，他们欢喜地“又摸又擦”，奉若至宝。开车回来，“七八百公里的路程，一路下雨”。
运营
父亲母亲现在是县城里最早的个体户了，这辆蓝色的大家伙引来很多注视。车开回来后停放在运输公司修理厂内，第二天早晨就发现，四条轮胎被划过，其中两条深有数寸，伤及内胎，不得不换掉。一条轮胎580元，两条1160。母亲心疼得两天不进食。但这件事报案后终归不了了之。
这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部分。要么安于现状，靠工资吃饭；要么敢于冒险，自己单干。但自己做的风险大，前路不明，而且易招来嫉妒与事端。车辆运营后的状况也是如此。
每个清晨，照顾好我们姐弟的早饭后，母亲就站在二层楼台上看运输公司调度室的门前——想要来运送货物的人会在那里登记。只要看到人，母亲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下去，去问人家，想要运什么运往哪里，然后报出比公司更低的运费。在父亲的记账薄里，当年的“汽油价格为每公升7毛2分8， 40-50公里的路程，运费差不多三四十元”。因为个人买卖不活跃，大多运输都是单位之间的短途，更重要的是，装车工人效率非常低下。一趟短途，装车花费4、5个小时，卸货花费3、4个小时，以时间成本计算，利润并不高。但比起单位的工资，收入自然高些，可是也要辛苦得多。
如果人手不够，父亲还要帮忙卸货。有次，正好母亲也同行，拉一车无烟煤从闻喜到白石，大约几十公里的路程。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装车工人居然下班了，无人卸货。父母亲只好自己将那车炭卸了，一身黑灰地回家。
这样的事并不罕见，从1984年9月直到1985年4月，父母一直这样运营着车。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亲一起出车的日子是幸福的，我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口袋里有高达1元钱可以支配。通常，我会去公司门口的“永济扯面馆”里花5毛钱要一碗扯面，里面有好大一勺猪油，拌开来香极了。
但政策也在“摸石头”时变化着。1985年，又一纸关于“党政机关不能经商”的文件下来。接着因为有人举报，“后宫公社倒卖车辆指标”一事甚至上了《运城地区报》。1978年，父亲因为不慎用登有华国锋主席照片的报纸包肉，而被检举打成反动派，工作暂停没有收入写了一年检查才渐渐平息。事后，父亲对政策变得极为敏感。这次的登报让他很紧张，极力主张卖掉汽车。
恰好，有个河南省偃师县李树乡的村民通过父亲的同事找来，想要买车。几经议价，车辆以3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这个叫胡进喜的人。所以，尽管经营收益一般，但这辆车最终以这样的方式为父母亲赚了1万多元，使他们成为县城里的第一批“万元户”。
风波
可惜，他们的喜悦未能延续太久。
1985年4月卖车，一年后6月的一天。闻喜县工商局的人员来到我家，带来了闻工商处字（86）第一号处理决定，以“乘改革之机加价出售主要生产资料，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坑害了他人，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之名，罚了父亲5000元。
母亲很不服：“买卖不是你情我愿的吗，为何说我们坑害了他人呢？”在她的坚持之下，父亲像当年写检讨书一样开始不断写材料，给运城行署工商局的上诉书，给县工商局材料说明书，甚至还写给山西农民报申冤。因为不断上诉，调查也就一直在继续。父亲那一年的工作就是游走在各个政府机关之间，申述再申述。
1986年的中国，正是两种思想激烈碰撞的时候。尽管邓公1962年就提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向前还是回头，总是在左右人们的神经。“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就是条常拿出来吓人的罪状。
为了摆脱这个大帽子，父亲甚至跑去河南偃师找胡进喜，央求他在工商局去调查时，报低买价。现在看来有趣，但当时很令父亲尴尬的是，就在他坐在胡的家里讲这番话前，闻喜县工商局的职员已经调查取证了。胡当时满口答应，父亲告辞出门，当晚恰好与来调查的人员住同一间招待所。事情的调查、上诉、申诉持续了一两年时间，大家彼此熟悉，于是尴尬着打了招呼。
事情最终的结局也是出人意料地——母亲给承办人员塞了1000元，最终工商局将5000元退回。这也是父母亲记忆里，“腐败”一词的发端。
尽管这个“万元户”做得胆战心惊，但父母亲终于有了第一桶金。这件事终于尘埃落定后，县运输公司也终因经营不利破产倒闭了。除了继续干个体，搞运输，他们看不到别的出路。
80年代末期，市场开始不断活跃，常有需要长途运送的货物，往南方运煤、往北方运水果等等。自“东风”之后，父母亲后来运营过几乎所有的主流车型，如5吨的货车“波兰”、加长型的“解放”车、北京吉普212、昌河面包等等。父亲去过很多地方，但他从来没在一个地方旅游过，也从无雇员，都是自己小心经营，为了安全起见，尽量不多拉快跑。
车轮滚滚下，积攒了我们姐弟的学费、全家的生活费。不过除了两处自己盖的楼房外，也无更多盈余了。“经营车一怕事故，再有收益小、危险大”，父亲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你们不要做这行。”经历过车坏在半路几乎要冻死的事，也经历过多次半夜几乎要闭着眼睛开车的痛苦，现在的父亲抱着孙女，一脸幸福。
| [1] [2] [3] [下一页] |
|
《变形金刚2》送票！ 张元首透露戒毒生活 王岳伦爆李湘胎教 令人惊叹太空步下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