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家庭巨变 女教师为口红改做美容师

　　1985 北京

　　返城

　　■叶迪

　　当年花了三分钱轻易注销的户口，在办回的过程中，远不止花了三千块钱

　　1985年4月，我和我妈妈一起获得了北京市户口。

当时我5个多月，我妈妈36岁。

　　户口是落在我爷爷家的。在那本暗红封皮的小本子上，以一种长手长脚类乎仿宋的钢笔字体，一式列着我爷爷奶奶、我二叔和四叔的姓名及各项情况。我大姑和三叔那时候都结婚了，已经从爷爷家搬出去独过；而我爸爸的名字，却需要再往后翻才能看到：虽然他是家里的长子，但他的户口是四年前才迁回北京的。和我妈妈一样，他也是68年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

　　然后才是我妈妈。当年扎着两个小辫的中学生，去派出所注销户口的时候，她绝对不可能想到，这一个注销的北京户口，要等到17年后才让她争取回来；更令她无法想像的是，她当年花了三分钱轻易注销的户口，在办回的过程中，远不止花了她三千块钱，还有无法以货币衡量的代价。

　　其实对于当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不抱希望的父母来说，它的降临更像是一种奇迹般的馈赠。但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我，这个当时正在占用着大姨大姨夫的户口奶，并且将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会一直占用爷爷奶奶的粮票的婴孩，突然也得到了一个北京户口。这让我们全家，在之后的好几天里，都处于一种恍惚的狂喜状态。

　　两地分居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妈妈都觉得一个北京户口没什么要紧的。

　　这也许是因为她与别人不同：父母早逝，不可能有顶职调回的机会；家庭出身不好，也没有考大学的机会，虽然她原来还算是女一中的高才生。知青通常调动回城的几种途径，她一条都靠不上。

　　不过大姨不肯放弃，她是妈妈唯一的亲人。她每年去给村领导送礼——盐渍过的猪肉，用的是自己一家省下的肉票。在当时的大同农村，肉是最能让人领略好处的奢侈品。

　　但是，大姨千里迢迢从北京送去山西的猪肉，也没能铺就妈妈的回城之路，使妈妈的生命轨迹发生变化的，倒是自己的一口普通话。她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让她成了大队的播音员，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的广播被县长赏识，从而得以进入县城的工厂工作。

　　相对于大姨的急切，妈妈对于自己能不能回北京，反倒比较无所谓。她那时候已打算留在山西，跟爸爸结婚。他们都是北京知青，同时插队山西，后来调进同一个厂后渐渐熟悉起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爷爷退休了，要求让爸爸，他插队多年的长子，回北京顶职。

　　爸爸回去的第二年夏天，写信让妈妈来北京，结婚。

　　在妈妈十多年的插队生涯里，她从来没觉得自己会有机会调回北京。但是在结婚之后，她却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丈夫在北京，家在北京，她必须回去。

　　妈妈办户口，开始走的是政策性的道路，想借夫妻两地分居的原因，找爸爸的单位。但劳动科给予的答复是，夫妻分居需在15年以上，方可提出调动申请。

　　无法冀望单位，只好寻求相同处境的夫妻来进行对调。妈妈的一个同学在大同人事局工作，所以格外为他们留意有一方北京户口，另一方大同户口的夫妻。一旦发现这样的人选，妈妈就请上一两个礼拜的假，坐上一宿的火车来北京，跟爸爸一同登门拜访。

　　最早找的是一户随军军属，丈夫是军人，在山西工作，妻子独个住在北京通县。妈妈依稀记得那是个大热天，因为坐错了车，俩人在郊区问了好些人，绕了半天。天气又热，尘土又大，到人家家里的时候，妈妈已经喉咙都沙哑了。

　　在妈妈的印象里，对方很朴实，也很客气，两个女人还推心置腹地交流了些孤身一人生活不易的琐事，关系似乎已经很亲密。临出门的时候，妈妈又说了一次，希望能跟他们对调户口，对方表示再考虑考虑。

　　然而对方的“考虑考虑”一直没有结果，父母又几次三番地颠簸大半个北京城，提了满手的糕点水果之类的礼物上门。只是这样去得越多，对方却越心不在焉了。去了五六次，终于在一次送他们出门的时候，对方说，不想办对调了。

　　像这样徒劳的努力大概进行了五六次，那三四年里，差不多搭进了爸爸妈妈工作以来的全部积蓄。1984年初，当一名家住鼓楼、与一位大同姑娘结婚的残疾人最后还是迟疑地回绝了他们，并暗示说，他的北京户口能使他享受更多的生活福利的时候，妈妈客气地赞同了他的观点，祝愿他生活幸福，随即告辞。

　　在设法对调的那几年里，妈妈始终没有明白，为什么每次和对调对象一开始的接触总是很顺利，每次都让她觉得希望就在眼前；然而接触越多，对方的态度就变得越冷。直到她落了户口，参加了工作，经过了一番办公室历练之后，她才领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送钱。

　　客居北京

　　一个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当然可以在北京生活，只是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妈妈在1984年的夏天就回了北京，是回来待产的。她本想等户口落实之后再要孩子，而到了1984年，她觉得自己再等不起了。

　　在铁路局工作的同学送她上了火车，借职务之便，给她霸了一排三人座，叮嘱她脸朝里躺着，“没人会让一个孕妇起来让座的。”这是妈妈插队以来头一次坐的卧铺。

　　北京所谓的家是郊区的一处农民房，从妈妈结婚以后就长租着，月租三元。在那段日子里，妈妈的活动范围便只是围绕着小屋，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借助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来打发时间。她那一时间的日记，老是循环着“偌大的北京，为什么容不下一个小小的我”这一类的问题。

　　没有户口对妈妈来说，并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压力。尽管她有工作，有收入，但她仍然没有办法以自己的工资在北京生活，因为她没有票据。那时候她房子里的一切铺盖，都用的是大姨家的布票，而她在北京的一切吃食，也都是大姨给她垫的粮票油票。父亲户口下的各类票据，都在爷爷家里。

　　80年代中期的北京，粮票往往可以直接在市场上交易东西。在准备婴儿用品的时候，妈妈要买一个塑料澡盆。那时候的塑料产品特别贵，一个澡盆卖十块钱，相当于爸爸整个月的奖金；而同时，却可以用相当于一半价值的北京市粮票来交换。

　　而妈妈只有一叠在北京与废纸无异的山西粮票。妈妈是狠了心把那个澡盆买下来的，她不能再向大姨开口。也出于这个顾虑，当爸妈决定办不了户口也要孩子的时候，妈妈坚持孩子出生以后，得用爷爷奶奶的粮票，不能再给大姨家添麻烦。而她自己，她也想好了，可以吃胡萝卜。不用凭票供应，价格便宜，并且能吃饱。

　　一地鸡毛

　　快过年的时候，爷爷奶奶终于从广东老家度假兼探亲归来，为方便照顾，我们全家都搬回了爷爷家。50平米的小二居，住着户口本上那么些号人，没记录在案的还有大姑姑的两个孩子，现在又加进了妈妈和我，正在读大学的四叔只能天天住校，周末回家吃顿饭。

　　这是妈妈头一次过几代同堂的生活，好在她刚生完孩子，平时可以名正言顺地待在房间里不出来。小屋本来是爸爸和二叔住的，我和妈妈搬来以后，二叔只能每天晚上在门厅里搭张行军床，一早就得收走，不然妨碍人走路。妈妈每天听见他搭床拆床的声音，总觉得非常内疚。

　　也许就是因为那张每天都得折腾的行军床，妈妈一直不能说服自己相信，这个家就是她的家。婆婆做的饭菜不合口味，她也必须礼貌地全部吃掉以示感谢，尽管她在插队的地方吃惯了面食，对婆婆往往夹生的米饭总觉得胃里硌得难受。两个小外甥每天都在她午睡的时候打闹，她也只好退而求其次地闭着眼躺着，暗中希望那部香港电视早点结束。

　　半年的产假就快看到头了，算上之前向单位请的两个多月假，妈妈已经在北京待了大半年，然而她都不知道这日子是如何过下来的。最早的时候，妈妈的理想是考上女一中，进而考取名牌大学；在插队以后，她转变为一名愿意扎根农村、支援边区的有志青年；当她打算与爸爸结婚的时候，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户口调回北京。但此时，这条线断了，她的未来散落一地。

　　户口“从天而降”

　　即便是不愿去想，也必须要面对，产假还剩一个月的时候，妈妈终于下定决心，到时候也带我一起回山西，等断奶之后，再送回来让奶奶领。甚至她还考虑好了，能在北京入学的话，就继续留在北京，她已经做好了常年见不到孩子的准备。

　　商调函是在妈妈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从天而降的。

　　这份异常珍贵的函件是爸爸下班回家的时候顺便带过来的。一般来说，单位与单位间的手续不能由个人经手。但是劳动科科长是爷爷的熟人，深知我家情况，见爸爸经过，顺便就给他了，只说了一句：“赶紧帮你媳妇办了。”

　　我爸爸谨遵嘱咐，熬到下班，赶紧推车走人。因为没有任何即时通讯工具，这个好消息经了一天，爸爸在传达时，似乎已经有些失去了刚听到时的激动，他只是说了一句：“户口下来了。”然后把那只一直藏在胸前口袋的牛皮纸信封交给妈妈。

　　如果妈妈对于办户口的热情再多持续一点时间，那么她也许就会对此有一定的心理准备：1985年初，经过诸多知青的努力，关于解决知青夫妻两地分居的政策出台。

　　这个突发事件使她经历了从狂喜到不知所措的情绪变化。在她变化的情绪中，只有一个想法异常清晰：现在，回去办手续。

　　于是就在那一天，晚饭后，爸爸直接载着妈妈去了火车站。妈妈穿了一件奶奶的褐赭色的开襟毛衣。她的钱差不多都花在了办户口上，结婚以后就没有添过新衣服，奶奶怕她没有合适的衣服穿，夜里坐火车冷，便拿了一件自己的给她。出门前她照了照镜子，也许是因为衣服的关系，她竟觉得自己已经像一个老太太。由于不大出门，脸色有点病人似的苍白，长到不尴不尬的头发随意地搭在肩上，她忽然闪过一个奇怪的想法：等户口办回来了，也应该去烫个头发。

　　北京去大同的夜车，就一班321次。1968年，这趟车把妈妈送去农村插队，并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恪尽职守，不断在两地间接送她。十几年来，她对坐火车，对坐这趟火车，已经熟悉到淡漠了，只是这一次，她前所未有地带着一种激动欣喜的心情：她眼睛发亮地坐了一夜，调函在她的裤兜里，有着轻微的触感，提醒她这是真实的。

　　有了这份调函，办户口的过程快得惊人。如果不算花在路上的时间，整个流程估计只需要几分钟，只需要原单位和大同劳动局的各盖一个章就可以。

　　她空着双手带了一封调函来的，然后空着双手带了一封调函走。

　　接下来的事情都是爸爸负责的，接收单位盖章，北京市劳动局盖章，然后才是派出所给办户口。四年以前他已经走过相同的流程，轻车熟路。不过和他那次按部就班不同的是，签发材料的警察看了几眼资料，顺口问了句：“你们夫妻俩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没孩子？”

　　这额外的一句话，使我的名字也当场入了户口簿。在这本小本子上，我们终于全家团聚。

　　在户口迁回的两三个礼拜后，我妈妈产假休满，开始新的工作。

　　在此之前，她纵容了自己，以那时候的流行标准，忍受了两个小时的刺鼻的药水，烫出了一头卷发。那个理发师，是她接触到的第一个个体户，拒绝收任何一类票，直接要了她两块钱，是她当时工资的1/20。

　　两块钱的烫发让妈妈知道，这个时代也许马上会取消理发票这一类的东西，虽然这林林总总的票据，是她千辛万苦要把户口迁回北京的原因之一。

　　1994 武汉

　　开个美容院

　　■熊巧

　　美容院里上演的是形形色色的人生

　　妈妈站在阳台，用一根长长的绳子把竹篮缓缓放下去，篮子里有一块钱。“两根油条两个包子！”她朝楼下的早点摊喊。

　　7岁的我坐在饭桌前，把嘴凑到装着刚冲好的豆奶的玻璃杯边上猛吹气儿，一边从杯子后面抬眼看妈妈。隔着水蒸气，看着很朦胧。

　　妈妈把篮子提上来，得意地把包子油条拿到桌上。

　　今天我可以跟妈妈一起吃早饭，因为妈妈不再去幼儿园上班了，她要去姑妈开的美容院。

　　吃完早饭，妈妈收拾完碗筷后又重新刷牙洗脸，然后打开大衣柜，从一件衣服的口袋里摸出一只口红，拔开盖儿闻了闻，然后对着镜子，仔细地涂在嘴唇上。

　　同事送的口红

　　这支口红是两年前幼儿园里一个女同事兼好友送给妈妈的，妈妈一直没舍得用。

　　当时妈妈天天教小朋友唱歌画画，每个月工资58块钱从来不涨。那个女同事的男朋友在夜总会唱歌，每晚三十，所以该女同事把上班当消遣，天天问妈妈自己新买的衣服项链包好不好看。某天她从广州旅游回来，在妈妈面前抖开一堆妈妈从没见过的化妆品，从中挑出一支口红送给妈妈。

　　妈妈把口红拿回家心绪难平。上中学时外公是校长，外婆是老师，她是同学中的小公主。十九岁那年幼师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跟爸爸邂逅，两年后恋情走进坟墓俩人领证结婚，不久意外怀孕生下我，还早产近一个月。

　　爸爸是舅舅的同班同学，高妈妈两届，也是外公外婆的学生。他阳光帅气，在艺术团唱歌跳舞吹笛子，运动会上跑跑跳跳破纪录，这就已经很有杀伤力了，更何况他老爸还是钢厂副厂长。某天早晨老头子的红旗轿车停在外婆面前，司机下车开门说，尚老师请上车吧，顺路载您去学校。外婆就觉得太拉风了。

　　可是自从有了我，小两口的幸福生活便戛然而止。爸爸做仪表工，工资跟妈妈差不多。而我每个月的奶粉钱能花去他俩的工资，生活只好靠爷爷和外公资助。两个年轻人二十出头，没钱逛街买衣服，还要天天在家洗尿布。

　　姑妈的美容院

　　妈妈要去的美容院是姑妈后来开的。

　　姑妈本是医院里的皮肤科主治医生。那家医院依山傍水，是领导们的疗养胜地。虽然无趣，但姑妈也因此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到处进修。1990年的时候她去参加首届中华医学会美容研讨会，同屋室友在深圳开美容院月入两万，据她估算是自己收入的一百倍，于是奋然投身到整形美容热火朝天的学习中。后来医院派她在市中心找店面开个美容门诊，可刚签合同医院就起了悔意，问人家八万块钱门面转让费能不能用药品来抵。姑妈拿着签着自己大名的合同愤懑不已，咬碎槽牙之后，干脆自己干了。

　　她东拼西凑搞到钱，找了远方亲戚家的小孩们来当店员，然后她去广州花360块钱学了生活美容，顺便花200块买了模特头和教学录像带回来，叫店员们自学盘发。学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美容院就开门了。他们揽下市选美大赛的全部造型活儿，每天店里美女如云，电视报纸轮番轰炸，赚足了眼球。眼球带来的是经济效益。“去美容院”突然潮爆，以至于姑父也不得不辞职，专心在店门口维持秩序，发排队号码牌。

　　美容院在全市人民的注视下赚得盆满钵满，大家更是看到，这一行是一次性投资，几乎全靠人工，消耗成本极低，完全暴利。有钱大家都来赚，于是一夜之间竹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家“美容美发”，都借着光儿，开在同一条街上。

　　但是老板们不认为有效仿姑妈的必要，他们连理发剪和喷雾机都省掉了，请来的小妹们的衣服料子也能省就省，但是脸上的妆不能省。

　　这条街带着色（北京方言，shai三声）儿出名了，天天出现在扫黄打非新闻上，大人们都教小孩上学要绕着走。

　　姑妈的美容院也被拖累，生意惨淡，偶尔有一两个整形客人，美容美发门可罗雀。

　　有天傍晚隔壁的“老板”们端着碗筷晃到店门口来聊天，笑嘻嘻地劝姑妈也“找几个小丫头来撑撑生意”，姑妈怒吼：“你们这样搞不会长久的，到时候赚钱的还是我们。”然后拂袖而去。

　　姑妈在店门口挂出大广告牌，上面贴着各个器官“整形前”和“整形后”的照片，还花钱在报纸上买了固定广告位，大字宣传“医学美容”，以示清白。

　　美容师的知名度

　　妈妈递交辞呈，离开了她心爱的幼教事业后，姑妈找来同学一起手把手地教妈妈消毒清创缝合麻醉，帮妈妈成功转型踏上整形护士之路。

　　这天妈妈上早班，打开美容院大门的时候，并不知道她迎来的是生意转暖的第一抹晨曦。

　　一个形容猥琐的男人降临在大门口，他对妈妈吐出的第一句话是：“能不能上隐蔽点的地方说话？”

　　该男姑妈面熟，常在街面上晃荡。她让妈妈去买来激光机和淋必治，然后以严谨的医学态度教授妈妈用激光打掉此人下身的尖锐湿疣，以解其苦。

　　接着就来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每一个都表现神秘，但又无比虔诚。姑妈名气大增，这条街上的“老板”们跟客人宣传有困难找姑妈。公安办事的新程序是：教育“老板”们要向姑妈学习；罚款放人。

　　而妈妈则接受了公安局和工商局赋予的“宣传正规美容”的责任，每晚六点半出现在电视上讲“四季护肤”。因此妈妈的知名范围略广，曾有卖鱼嫂在菜市场碰到妈妈，激动地送她一条鱼然后问她怎么护肤。

　　两个月后这条街旧貌换新颜（还是说明该市人口基数小），正规的美容美发店陆续开张。不久这里成了美容美发一条街，衣香鬓影，一直到今天。

　　女店员和她们的暴发户客人

　　做生意人气旺最重要。姑妈从北影厂买回油彩，在大街上拉出横幅上书“影视油彩新娘妆，98元一条龙服务”。十一高峰，平均每天画30多对新人，包括他们的伴郎伴娘。每对新人梳妆完毕出门的时候，姑父都会噼里啪啦放一挂鞭炮，喊一串吉利话。他常常兴奋得脸颊通红，仿佛是给自己办喜事。这个项目连续火爆了3年，很多新娘都是昔日伴娘。

　　而平时常常能来消费甚至办月卡年卡的客人，大概得是当时的有钱人。他们出场的一幕几乎每次都雷同：女人一进门就把大衣脱掉，顺手递给店员吩咐挂起来，然后撩起头发摘下项链放进皮包里，递给身边的男人或者让店员锁在储物柜里，然后上楼做美容；男人就坐在一楼的理发椅上，洗个头，翻翻发型杂志，戴着大个儿金戒指的那只手擎着支烟晃悠着，半天抽一口，二郎腿跷得高高的，锃亮的黑皮鞋一定要晃到洗头小妹的眼。大哥大要响好几声才摁接听，跟小妹说声“你先等一下啊”，然后再“喂——”，声音要大到盖过旁边客人的吹风机，通常最后一句话是“以后这点小事情莫来烦我听到没”。洗完头吹干了女人还没下来，只好再个油，没办法，前天才刚上这儿理过发。反正一定要坐在宽大的皮椅子上，不能缩在旁边的塑料凳子上干等，更不能先走，要像发哥一样让所有人都知道“那是我心爱的女人”。小妹虽然跟我一样想要打呵欠，但是仍然会敬业地一边问金戒指的克数以及嗔笑着“老板做生意发财了要经常来照顾我们生意啊”，一边放缓按摩的力道，待“老板”说“有空就来”或者调侃几句，再突然加重。

　　比起“暴发户”来我更爱看女店员，她们喜欢穿透明丝袜和短裙，在男店员突然拍一下她们的腿的时候她们可以大叫一声“你干什么”，然后等男店员说“看你穿丝袜没有”。

　　我最喜欢的是一拨儿喜欢点特殊服务的女客人，她们光着身子躺在“男士止步”的二楼美容室，然后叫我来给她们按摩胸部。我随便抓抓挤挤，一小时就能挤出50块。然后客人翻过身来，我站上去踩背，又是50块。这是妈妈以前当幼儿园老师一个月的工资。

　　为男人整形的女人们

　　虽然美容院的衣食父母都是女人，但是我从小就相信，上帝是个男的。

　　来整形的女人，要么是为了老板，要么是为了老公。如果是全职太太，那她老公也就是她老板。竞争无处不在，要维持家庭稳定和谐长治久安，有时要付出代价。走到整形这一步，在当时大概已是孤注一掷最后一搏。在上百位客人中，妈妈有选择性地记住了其中的成功者。

　　那个女人进来的时候，妈妈打心底同情她：她的头发里居然夹着草棍儿。妈妈望着她没洗干净的脸问“您需要什么服务”，待她说了一句“什么都可以”之后，立刻拉她上二楼洗面。躺在舒适的美容床上，一边享受按摩，一边沉浸在温暖湿润的喷雾中，只要3分钟，铁人也会变成橡皮泥。妈妈问她做什么工作，她回答“卖水果的”，妈妈笑说：“天天有好多水果吃，真幸福啊！”谁知她就呜咽起来，她说她和老公十年前进城来摆水果摊，两个人一起起早贪黑风吹日晒艰苦奋斗，终于把生意做大了赚了钱，买了房子，还把小孩接过来上了市重点小学，可是老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了，经常不回家，也不跟她一起卖水果了，有天终于撞见他跟别的女人在外面吃饭，气得大吵了一架。妈妈简单地把他归了个类：只能共苦不能同甘。末了她说：“我有的是钱，只要能把我做好看了，什么都做！”妈妈安慰她“女人要为自己，挣钱就是给自己花的”，然后带她下楼把头发染成酒红色，烫成大波浪，还告诉她去时装店买几身好衣服。妈妈说你五官长得还不错，就是皮肤没保养好，不过没关系，可以来做美容。于是她办了张月卡。

　　有天她来了以后哭哭啼啼，说怎么办啊怎么办，老公要离婚，做了这么多努力还是落这么个下场。妈妈安慰她半天没用，姑妈说你做个隆胸吧，你看女人嘛要有曲线，才有女人味??她想都没想，立刻就答应了。

　　一个星期以后她来拆线，居然是她男人陪着来的。望着旁边装扮一新正在打消炎针的妻子，非常戏剧性地说：“我真不该让她为我受这么些罪，我以后再也不出去玩了。”

　　妈妈和姑妈都知道，是这个女人运气好，“上帝”才开了眼，让她越过分数线，从庞大分母中的一员变成幸运的分子之一。

　　对于另一些女人来说，整形可能是她达到唯一奋斗目标的唯一路径。标靶中心写着绝无旁落的两个字：婚姻。

　　妈妈关于那个客人的记忆由若干道具组成：零钱，和烛光。

　　她一进门就东张西望，脸颊泛着兴奋的红光。一碰到妈妈询问的眼神，就立刻把一捆攥得热乎乎的钱塞到妈妈手里，说：“我是来做脸的，你们熊医生叫我来的！”妈妈取下捆钱的橡皮筋，展开一张张温热的五毛和一块（最大面值是10块），数数刚好280元。

　　刚好姑妈过来看到她，笑了起来：“你来啦！”

　　半年前她在姑妈家楼下摆摊儿修伞，姑妈拿把破伞去修，见她脸上有块一元硬币大小的疮，就告诉她可以做个祛疤小手术，没料到她异常兴奋，说“多少钱都愿意做”，姑妈说不用“多少钱”，二百八就够了。

　　姑妈一边听她念叨“你看我有钱了就来做脸了”，一边让她躺在手术台上。先取下她脸上那块疮疤，再从她大臂内侧取一块一样大的皮肤，准备缝到脸上，同时让妈妈缝合大臂皮肤。这时突然停电了，三个人在黑暗中茫然了一会儿，姑妈便吩咐店员去买一大包蜡烛，在满屋的烛光中缝合完毕。女人说“还满浪漫的咧”。

　　这个女人的故事版本是这样的：几年前她老公嫌她“疤子脸”太难看，离婚了，她就自己出来摆了个修伞摊自食其力，后来认识了个修鞋的男人，对她很好，说“把脸做好了以后就结婚”。

　　过了段时间她带她男人来感谢姑妈和妈妈，恢复得很好。但是她没在这儿化新娘妆，因为要俩人攒够化妆的钱，大概又得半年。

　　有钱花了

　　在我最初的童年记忆里，很少有跟妈妈同时醒着的时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和妈妈说过话。每天晚上我等不到妈妈回来就困得睡着了，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睡得正香，我就站在她床前看看她，发现她眼珠在动，一开始我以为她装睡，就使劲把她摇醒，过了好久才相信那是她在做梦，就看一会儿，然后轻手轻脚地收拾书包去上学了。

　　周末妈妈会更忙，幸好我可以骑在爸爸脖子上去游乐园玩滑滑梯和碰碰车。我最喜欢开家长会，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最好看最拉风。只要是妈妈去开家长会，我就会在学校一直等到她来，然后把她带到我的座位上，骄傲地跟同学说这是我妈妈。

　　妈妈也知道她少了很多陪我的时间，但她觉得都是值得的，现在挣的钱比以前多了几十倍，尤其是在她学会纹绣以后（那可不容易，是偷偷在香蕉皮和西瓜皮上练出来的），她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逛街买衣服了——只要她有时间。而且她可以给我花不完的零花钱，让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还可以请客让小朋友们一起吃一起玩。她教我人要会花钱才会赚钱，后来我觉得这因为她小时候宽裕，后来拮据得受不了，现在宽松了所以给自己找的大手大脚花钱的理由。

　　后来妈妈离开了这个城市，十多年后再回来的时候，居然还被认出来，时常有人在大街上拉住她的手，激动地让她看自己的鼻子或者眼睛或者嘴巴，边问她还记不记得自己。她虽然很难想起来，但是仍然很享受这种感觉。

　　爸爸的生意

　　90年开始爸爸就调到市无线电厂工作，在这一年，爸爸承包了这个连续亏损了二十多年的厂，做汽车音响和收音机。无线电厂就在我家住的那栋搂的街对面，我家阳台正对着工厂大门。所以每天早上爸爸出门上班，我都爬到厨房的窗户上，看见爸爸走出楼门，就大喊一声“爸爸再见”，然后再跑到房子另一端的阳台的窗户前，等爸爸绕过这栋楼，走到厂门口，我就再喊一声“爸爸再见”，爸爸就会在进厂门之前转过身来朝我使劲挥挥手。下午放学以后，我就到厂门口晃悠，边往路边的消防栓里塞小石子，边等爸爸下班一起回家。有时也会趁门卫没留神偷偷溜进去，蹲在厂房外面荒芜的花园里，看着没过自己头顶的野草，想爸爸会不会来找到自己。

　　在爸爸的努力下，这个厂扭亏为盈。爸爸把挣来的钱分成两半，一半给员工发年终奖，另一半用来给家里房子装修。我家这套一居室是爸爸结婚的时候爷爷分的房子，小时候我一直睡在阳台的小床上。爸爸把阳台和卧室之间的墙打掉，然后在卧室的另一头隔出一个小房间来给我。没有请工人，所有的活儿都是爸爸自己来干。他曾经指望我刷墙，我刚把刷子拿起来，他就让我自己去亲戚家呆着去了。他还装了吊顶，可是把墙线（钉在天花板和墙壁交界线处的装饰木条）都钉好以后才发现，忘了给墙线上漆了，只好搭着梯子一手持油漆桶一手拿毛笔，仰着脖子一点一点地往上涂油漆。

　　爸爸当时的主要客户是汽车改装厂。刚开始他拼命巴结厂长，一个电话他就跑过去给人埋单，还让厂长的老婆在自己的厂里工作，常常提着东西上他们家做客。后来爸爸发现一团和气都是假象，因为该厂长常常拖欠货款，最后一笔干脆不给。爸爸迷途知返，让他美丽的妹妹，也就是我姑姑，带了一群小青年半夜去敲厂长家的门，才给结了。

　　两年后姑妈的生意做到顶峰，在周围城市开了分店，还开了美容美发学校，美容美发器材经销部，和一个酒楼。姑妈把酒楼交给爸爸管理，服务员告诉姑妈有客人说爸爸“才搞了一年承包就开这么大个酒楼，哪天搞他一下”，第二天爸爸就被带走了，最后姑妈去交钱领人。后来爸爸才知道是自己的老员工去举报的，爸爸反省了好长时间，才反省出自己错在给员工发奖金发得太多，让他们误以为自己赚海了，所以心里不平衡。之前大家都是同事，经常一起喝酒打牌的。所以做人要低调，做生意要有财不外露。

　　再后来妈妈到北京开了美容院，而爸爸辗转去了广州，天南地北。在我上初中的一天夜里，我第一次打通了110，跟接线的姐姐说，我要投诉我爸妈，他们都不爱跟我说话。那个姐姐耐心地说，对不起，110帮不了你，不过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号码，这是青少年心理问题咨询热线，你白天打??我说谢谢，然后挂了电话抱着枕头继续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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