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淼：主政故宫

大修后的太和殿

郑欣淼与来访的布莱尔夫人

李敖来访

　　事实的确如此。故宫大修尽管整体顺利，但修复过程中一些小的难题和难以调和的矛盾仍然不断出现。比如太和殿的琉璃瓦共有8万多块，大修中有30%左右必须换掉，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需要给每块瓦都编号记录，哪块需要换，哪块不需要，哪块仅仅上釉即可，哪块要连泥坯一起更换，都要记录得清清楚楚，来不得半点马虎。半个多世纪以来，故宫一直有一支拥有传统工艺的古建维修队伍，他们中很多人都身怀绝技。但尽管如此，此次修复过程中仍然有无法解决的矛盾令人抱憾。

比如新旧琉璃瓦之间的矛盾——新烧的琉璃瓦釉色鲜艳，火气也比较大，和原有旧琉璃瓦相差比较大，只有经过一两年风吹雨打，新琉璃瓦的火气才能渐渐去掉，外观上更接近旧瓦。采访中郑欣淼感叹：古建修复工程有时真的很矛盾，既想保持原状，又无法完全保持，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

　　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故宫大修过程中郑欣淼不仅仅要考虑对古建的修复，还要兼顾到其大修后的使用功能，这同样是一对无法完全解决的矛盾。比如因为武英殿在大修后即变为书画展室，在修复过程中就不得不引进一些必要的现代化设施，如消防报警器、防盗器、照明设备等，这些现代设施虽然并不会破坏古建文物本身，但不得不承认对古建内的整体氛围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在现有条件下，郑欣淼和古建修复专家们能做到的，只能是努力把这种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故宫作为世界上现存建筑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然而长期以来故宫的开放面积却仅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客流量基本集中在中轴线上，很多游客到故宫后只是看古建筑，不少好的展览只能割爱。随着修复工程的推进，这种现象正逐步得以改变。现在东西两路的开放面积正在逐步扩大，游客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看到更多的古建和文物展览。而在大修工程结束后，故宫总的开放面积将达到总面积的80%以上。

　　自2002年上任之后，除了大修这件核心大事，郑欣淼最花心思的就是如何对故宫中的文物进行彻底清理。随着对故宫博物院了解的深入，郑欣淼越来越觉得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宝藏，还有很多等待发掘的宝物，人们现在所看到的故宫文物，绝非它的全部。在偌大的故宫里，很多看上去不起眼，被当作资料弃置多年的器物实际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文物。比如库房中当作资料保存的那2万多件清朝皇帝及皇后的书画作品；武英殿里印书留下的那些精致的书版。诸如此类，这些蒙尘已久的文物令郑欣淼感到痛惜。

　　正因为痛惜心切，对故宫这些蒙尘文物的清理工作很快也被纳入故宫博物院事业发展范畴，与故宫大修同步进行。采访中郑欣淼高兴地透露：“很多一直被视为‘资料’的宫廷用品，将在这次大修过程中被正式地纳入文物之列。整理完毕后，故宫博物院会统一造册，并向社会公开，以弥补大量藏品无法与公众见面的遗憾。”

　　我们不难想见，故宫的这次盛世大修无论是建筑上的“修”，还是理念上的“修”，都将具有拓展现实的深远意义。

　　初创“故宫学”

　　提起故宫，人们很自然会想到金碧辉煌的庞大建筑群，而身为故宫的掌门人，郑欣淼心目中的故宫则远不止如此。在他看来，故宫不单单是一座皇家宫殿，也不单单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它是将建筑、文物、典籍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的文化整体，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结晶。

　　虽然身居故宫博物院院长之位，管理工作千头万绪，但郑欣淼骨子里似乎更像个学者。调任故宫博物院之后，他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迷上了这座古老而博大精深的宫殿，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2003年在南京博物院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郑欣淼第一次提出“故宫学”这一全新学术理念。2005年，《故宫学刊》正式创刊，这本专为“故宫学”而创办的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是郑欣淼所写的长达37000字的长文《故宫学述略》。

　　对于“故宫学”，郑欣淼的解读是：它不是经院式的繁琐论证，也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刻板研究，它直接面对故宫的文物、古建筑、档案、文献等，是一门把故宫当作一个文化整体的综合研究。

　　郑欣淼坦言：“故宫学”内容的物质载体，当然首先是故宫的博大收藏。故宫博物院中的收藏，是中国博物馆收藏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与中国历史上历代皇帝都十分注重收藏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从宋代以后，此风更盛，到清代乾隆时期，达到鼎盛。更为重要的是，清宫之中，还有自己的制造机构，直接秉承皇帝的旨意，制造包括工艺品在内的许多物品。因为这些历史藏品与中国皇权的特殊关系，研究它们，对研究中国文化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清宫遗存的大量藏品，则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例如故宫博物院所藏青铜器，其总数以及其中先秦的、有铭文的这3组数量，均占中外传世与出土青铜器数量总和的十分之一以上，是国内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作为曾经的皇宫，故宫还有大量的宫廷遗迹和遗存，仅服装和饰品就有20多万件。此外故宫还存有上万册戏本、4000多件演戏的服装道具及大、中、小不同的戏台数座，从中亦可寻觅京剧艺术发展的清晰历程。

　　“故宫学”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是累积已久的相关研究成果。追溯起来，故宫学研究是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即开始并逐步发展的。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当时的管理者将主要精力用于清点、整理清宫藏品，包括档案、图书，同时注重向社会公布。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共编辑出版各类档案史料书刊达54种，358册，约1200万字，发表研究文章80余篇。此外在1928年至1933年文物南迁之前，还曾出现故宫博物院发展及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1929年10月10日《故宫周刊》创刊，此后连续出了510期。这本刊物文字部分包括专著、考据、史料、笔记、校勘、目录、剧本等，相当丰富，反映了一种崭新的学风。

　　此外，由于故宫博物院改建自皇宫，它拥有的很多藏品是和当时的历史环境不曾分离的，这也是建筑与藏品形成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整体”。比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三希堂”，其中的三件书法作品就和这个“堂”密不可分。文物要结合历史地理背景研究才能有深度，离开了这个历史环境，研究就深入不了。台湾学者李敖曾认为，大陆故宫有宫无宝，台北故宫有宝无宫。前几年他到北京故宫参观完之后十分感叹，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认识是错的，表示“为此忏悔”。很显然李敖看到了北京故宫文物藏品之丰富，更感受到了文物与文物本身相契合的建筑环境间的历史文化信息，这是流失出紫禁城的文物所不具备的特点。这种文化的整体含义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基于此，郑欣淼特别强调：“故宫学”的研究范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台北故宫。因为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都负有弘扬中华文化的责任，而且两院的藏品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5万件藏品中，有60万件是清宫旧藏。上世纪60年代台北建成台北故宫博物院以来，一直重视管理、收藏，整体来讲，学术资料的整理也是好的。近些年来，双方研究人员的学术文章互有发表，两院的一些人员因业务关系，也曾多次进行工作访问或学术交流。“故宫学”的提出，无疑为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交流及海内外钟情于故宫研究的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故宫在中国，而“故宫学”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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