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之师：南海鸿儒朱次琦

朱次琦殿试策

1936年建成的朱九江纪念堂

1994年重建的朱九江纪念堂

朱次琦墓

　　勤政惠民 经世救国

　　幼年时的朱次琦对穷人就表现出强烈的同情怜悯之心。及长，常对人言，天下兆民都把改变苦难境遇的希望寄托于有才能的人，如果能者不为民众，只知自私自利，那就不但辜负了百姓，而且无异于“吞产弃亲，伤其父母”，有违“天心”。只有“吉凶与民同患”，才能“圣者出之安，贤者体之勉，当官举其事，下士尽其心”，顺乎“民意”。因此朱次琦一生多为他人着想，而不计较个人得失，致使贫穷终身。

　　1847年，朱次琦将赴山西候补，这对于一个科场奋斗了几十年的人来说，无疑是春风得意、喜上眉梢的时刻，但朱九江不是这样。他对前来祝贺的人说，为官者必须上情下达、下情上呈，为国为民办事，“谈何容易”？他想的是为官之难，而非“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个人贪欲。为此，他不带眷属，只身赴任。在赴山西之前，已向乡人借贷了全部旅费，并将一部分存留起来，作为他日回乡之用。在他途经河北井隆关帝庙的时候，曾对神发誓：如果我不追随吴隐之、包拯他们，敢“有载一钱归者，明神殛之”。果然，在山西7年，都是“行者一身，居者一家”，仅一人生活而已。辞官归乡时，路费不足，不得不典当衣服。前所贷款，至去世前一年才得以还清。生前不取百姓一文，死后家徒四壁。朱次琦这种执意履行誓言，“不载晋一钱”南归的高尚品德，与当时的官场腐败，可谓是天壤之别。

　　朱次琦在山西候补多年，真正为官仅190天，但他尽职尽责，实行“以儒为治”的方针，德政颇多，誉满晋中。就以传为佳话的荦荦大端者而言，第一，整顿水利。襄陵的平水是灌溉襄陵和临汾两县田地的河流，但上游的人控制水源，导致下游经常受旱，庄稼歉收，为此上下游不断发生械斗事件。朱次琦到任后，实行“以地随粮，以水随地”的规章制度，即实行官府负责按田亩征粮，同时负责按田亩供水灌溉，严格控制水资源的方法，最终平息了迁延多年的纠纷。第二，清除狼患。当地狼患严重，常有伤亡事件发生，然而民间视狼为神，不敢击杀。朱次琦招募当地猎户出来打狼，无人响应。于是朱次琦亲自到西山神祠祷告，要求此神必须于10日内将狼驱尽，否则将其毁灭。当地群众非常震惊，迅速投入打狼行动。10天之后，狼群全部被歼灭，多年的狼患遂告彻底消除。第三，调解诉讼。襄陵县内有一关姓翰林院博士，常常以诉讼威胁其族人，索取钱财。一次把官司打到县里，朱次琦乃在其祖关帝庙公开审理此案，数千百姓前往聚观。升堂时朱次琦一边参拜关公，一边诉说关公恩德，此翰林博士见此场景，自觉理亏，要求撤诉。朱次琦于是对其批评教育，责备其不忠不孝，台下群众也厉声斥责，终使其悔过自新。这次公开审理和公开教育，不仅平息了关姓的争讼，而且全县之内亲属争讼的事情也没有了。同时朱次琦还身体力行地关心民众，他认为“邑令者，亲民之父母也，父母之于子何时何事不可以闻？”他通告百姓，凡有事随时可以到县衙击鼓，不论早晚，告状无一定手续和程式，书面和口头均可，从而给百姓提供了诸多方便。他还经常走访民间，解决民间纠纷也多以说服教育为主，务求使人心悦诚服。在襄陵任内，他还严禁大小官吏以财谋职，杜绝各种奉献。以往襄陵县令过生日，都向下索取祝寿礼金，每年可得“千百金”，他到任后完全禁止，规定倡办者以贪赃论处。他要求官吏为政清廉，厉行节约，并且自己能够身体力行，为各级大小官吏树立表率，从而使襄陵官风大变。

　　教书育人 桃李天下

　　在朱次琦75年的人生旅程中，耗费心力最多的是教育，成就最大的也是教育。他的一生，主要从事讲学和著述，其门人甚多，最著名者有康有为和简朝亮。在中进士之前，他曾在家乡任教，因乡村教学条件差且收入低，有人曾劝他迁教都会广州，而他却不以为然。他并没有看重眼前的利益，而是有着自己的长远目标。他认为读书人应该像“日读百篇”的圣人周公和“韦编三绝”的大学者孔子那样不断长进学问，不然便将落为“庸虚”之人。在山西候补的7年中，不愿同流合污的朱次琦，为上任后能够有益于民，而以“游宦如游学”，事先广泛收集关系民生的“武备、仓储、河渠、地利诸书”，学习自重，以备后用。在此期间，山西士子也纷纷携礼前来向他求学，但他收徒言学时，一一谢却礼物，表现出极高的人格风尚。在襄陵代署知县期间，虽然只是个暂时的职位，且只有190天，但他并没有因为任期短暂而苟且敷衍，更没有抓住机会为自己牟私利，而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实事。在襄陵任职期间，他曾颁布读书日程，劝人读书并亲自教学，同时他也积极修整邓伯道祠作为教学之地。举行县试时，他亲自批阅文卷，数夜不眠。当时该县有中秀才者52人，按惯例须向县学交“棚规”钱，朱次琦认为不合理，一律不收，并在县学门口刻石立碑，宣布今后取消“棚规”，以减轻读书人的负担。他还下令县内各社仓增加存粮2万石，以备灾荒之用。于此可知他对教育和社会福利的关心。在山西襄陵任上，朱次琦尽职尽责，颇受好评，但为官艰难，官场黑暗，令朱次琦“幡然有南归著述之思”，毅然“引疾”辞官归乡讲学。1856年回到家乡后，第二年便在南海“尊经阁”从教，“宗党旧游子弟皆从学”。他力求开发民智，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以此实现他在官场上未能实现的抱道忧时、经世济民的心愿。归乡之后，他一边讲学，一边仍然关心时政，不忘国事，“凡臣工之议，敌人之举，苟有系于天下大计者，必自录之，无少忽也。”第三年转归九江故里，并从此与城市生活不再有缘，终生在家乡教书育人。从此，人称“九江先生”，以示对他的敬佩。

　　朱次琦是近代主张“经世致用”颇有影响的教育家。他认为学习的目的就在于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用之才。他常教导学生说，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理，明理的目的又在于处事，从而能够使学生“先以自治其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他还认为，通经的目的在于致用，“学之而无用者，非通经也”。他的思想对康有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朱次琦“给予康有为的影响不是学问的内容，而是其精神”。朱次琦力倡实学，他认为，以考据训诂为特征的汉学，是清朝禁锢人才之学，百年来多少“聪明魁异之士”毁于其间；八股科举，同样也使众多“佳弟子”成为“自暴自弃”者。因此现行教育必须改革，使学生明确读书的目的是成为对国对民有用之才。他还提出学习内容应尽可能全面，扫除门户之见。为此，他提倡扫除汉学、归宗于孔子。学生必须把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都列入必读科目，不可偏废。并且读书不能只图表面，应求融会贯通。于是他提出了“四行五学”的教育思想。“四行”即修身之实，“五学”乃读书之实。所谓“四行”即“惇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即“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从内容上看，朱次琦所主持的礼山草堂的教学仍无非是传统的修身立业、道德文章之类的儒学，然而正是在这种传统的东西里，朱次琦糅合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治学思想和方法。他一扫汉宋经学的门户隔阂，而将经史两学相互贯通，互相印证。特别是他的掌故之学涉及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水利、文物制度等各个方面。他的这种思想也集中体现在他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参加殿试所写的文章中，当时试卷的要求是就“安邦治国平天下”写策论。朱先生即在试卷中提出了四个观点：一是说要通四书五经，但不死读经书，而是要“学以致用”；二是“以风俗为治平之本，而教化实风俗之原”，即要用风俗教化百姓；三是强调要“积贮”，即发展生产；四是“安民必先弭盗，弭盗莫如保甲”。在晚清内忧外患、国事日蹙的情况下，朱次琦就当时的国情提出这四条对策，颇有见地。朱次琦的这种实学思想虽然还称不上完整意义上的改革思想，但它却是在立足于历史传统的同时，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并以为现实服务为宗旨，因此也就具备了“与时俱进”的潜在因素。他的这种创新意识和致用思想对于近代中国之改革启蒙、产业技术的发展无疑有重大影响。“九江实学”无疑也是康有为变法思想的主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之一。

　　朱次琦的学问识见，令长期以来一直奉朱注六经为金科玉律，以破承束股为不变格式，以代圣人立言为唯一使命的青年人耳目一新，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到礼山草堂，拜朱次琦为师。主持“礼山草堂”的20余年间，朱次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对于学生，九江先生要求十分严格，他提出了四条治学标准：诚心、谨慎、克己、力行。他常对学生说：“处子耿介，守身如玉，谷暗兰熏，芳菲自远。”其弟子中著名的有：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翰林院编修、举子试主考官陈如岳，清末民初大教育家简朝亮，同治钦点状元梁耀枢，军机大臣戴鸿慈等。近期有史料证实，他的思想也影响了金田起义领袖洪秀全和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康有为初到礼山草堂，朱次琦就以《五代史史裁论》为题，考他的学识根底。康有为模仿《史通》的体裁，博引群书，加以议论，一口气写了20多页，受到朱次琦的称赞。在礼山草堂的三年，康有为学习十分刻苦，还常与礼山草堂的高才生简朝亮、胡景棠等讨论学术，互相启发。简朝亮从1875年起追随朱次琦研习经史、性理、辞章之学，后以讲学著述终其身，其持身耿介，笃守师教，屡却官聘，不尚仕途，与九江先生同风，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大教育家。黄晦闻（节）曾说：“简岸（朝亮）先生讲学乡居，发明九江之教，体力用行，不分汉宋，本九江修身读书之教而光大之，则岭学之崛起者也。”时人评价朱次琦两高徒，认为康有为“思借治术使孔道昌明”，简朝亮“思借著述使孔道灿著”。朱次琦之后，康有为和简朝亮等弟子及再传弟子在传承民族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培育社会精英方面不懈努力，从而创造了广东一个世纪思想、文化和经济的繁荣。

　　名负南北 饮誉朝野

　　朱次琦不仅是晚清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诗人。他曾写诗言志：“男儿自有千秋业，堪笑平生志大魁”；“壮且不如人，此后空可怜”。纵观朱次琦75年的人生旅程，我们发现他也在真真切切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从而为后世树立了一座丰碑。

　　在山西短暂的190天为官时间里，朱次琦勤政爱民，政声卓著，离任时，襄陵“举邑皇皇，如失慈母”，人民纷纷投书当局，极力要求挽留，但朱次琦去意已决。朱次琦离职之日，襄陵万人空巷，男女老幼匍匐跪送，依依惜别这位为民办事的清官。据说从县城到郡城不足30里的路，竟走了两昼夜。在朱次琦离去后约四个月，襄陵人民便建生祠供奉他，并为他刻石立碑，名为《平河均修水利之碑铭》，同时著书《爱棠录》八卷，详细地记述了他在襄陵的功德，盛赞他的政绩。方良秋先生在《南海明珠·千秋风范》一文中对朱次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历史上为官而被人民立祠纪念的本来就不多，在有生之年即被民众立生祠奉祀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为官仅半年即受人民如此之爱戴怀念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九江先生正是实践了为官就要为民办实事这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而赢得人民的赞誉。”由于朱次琦为政清廉，学识渊博，因此有人称他是曾任山西巡抚的“于（谦）青天”再世，也有人把他誉为“后朱（熹）子”，高度评价这位清正廉洁、为民造福的清官。

　　在礼山草堂讲学的20余年中，朱次琦培养出了康有为、简朝亮等一代名家。有人认为朱次琦是因为康有为才出名的，其实不然，早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前，朱次琦已经是名贯海内的一代名师，被学者奉为岭表大儒，被称之为“南海明珠”而与革新思想的先驱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同时名负南北、饮誉朝野。广东著名的学海堂曾聘他为学长，他没有答应，但学海堂仍虚位以待，并为他刻印著作，以此可知朱次琦在当时的影响。

　　1881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和广东巡抚裕宽以朱次琦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且长期献身于教育事业，奏准清朝政府特赏五品卿衔，以表彰他“讲明正学，身体力行，比闾族党，熏德善良”。此后不久，光绪皇帝即颁诏赐衔，以示褒奖。可惜不到半年，朱次琦便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5岁。当时，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以下皆致祭朱次琦，国史馆也为他立传。朱次琦去世时，家无余财，无以为葬，幸得学生们筹资，得意门生简朝亮为他选择安葬良辰吉日和墓穴位置，翌年正月，葬于西樵山凤翼峰，后迁葬于九江镇下西坊龟山。1908年，康有为撰写了《朱九江先生佚文序》，文中写道：“其行如碧霄青天，悬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兰，琴瑟彝鼎；其学如海；其文如山；高远深博，雄健正直。盖国朝二百年来大贤巨儒，未之有比也。”“以躬行为宗，以无欲为尚，气节摩青苍，穷极问学，而以经世救民为归。”盛赞令师的德才学行。

　　朱次琦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国朝名臣言行录》、《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五史实征录》、《晋乘》、《蒙古见闻》等，诗集有《是汝师斋遗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去世前夕，他焚毁了自己的全部书稿，对此人们无不感到痛惜。而焚稿的真实原因，外人不得而知。晚清宣统《南海县志》认为，以朱次琦学问修养之博大宏深，浅学者无从窥其涯际，其自焚书稿一事自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作为弟子和再传弟子，康有为、简朝亮、梁启超等也均有过猜测，成为清末民初最具影响的几种观点。康有为认为朱次琦“疾世之哗嚣”，不愿“以著作炫世”；简朝亮的观点是朱次琦对其著述“不满其意”“不欲以著述竟其才”；梁启超的观点是朱次琦自觉“无益于后来之中国，故当易箦之际，悉焚其稿。”而朱次琦之真实意图，今人已无从知晓，从此也便成了难解之谜。

　　为纪念一代鸿儒，1936年10月，九江旅外华侨、港澳同胞共同捐资修建了朱九江先生纪念堂，堂前对联为康有为弟子梁鸾仓所写：“千秋新学开南海，百世名儒仰九江”，分别铭记康有为和朱次琦。朱九江纪念堂正中悬挂的是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题词“岭表儒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则为他题写了“经师人师”的横匾。朱九江纪念堂是一座独特的小礼堂，建筑面积约700平方米。抗战时期，部分建筑被毁。1994年，广东地方政府及九江乡贤筹集资金在九江中学修建了新的“朱九江纪念堂”。新纪念堂重檐歇山顶，琉璃瓦，回廊巨柱，约1500平方米，成为省内少有的几座名楼之一，同时也被广东地方政府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路新生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