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重生
10月30日，代县长谢晓东在瓮安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全票当选县长。
“6·28”事件后临危受命的谢晓东，履任前是贵州省旅游局综合处处长。此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称自己是在7月3日中午11点被省委组织部叫去谈话，当时“猜测可能是瓮安”。7月4日晚8点左右，同样新上任的瓮安县委书记龙长春和谢晓东同时抵达瓮安。
履新前的龙长春是铜仁地区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负责农村移民、公安、司法等方面的工作。此前，他曾主政松桃，并在治理松桃枪患及当地错综复杂的治安局面上颇有建树，其“铁腕”风格一直为当地百姓所称道。
龙长春另一个引人关注的身份是中共黔南州委常委，由州委常委兼任一个偏远县的县委书记，这在中国的干部任用体制中并不多见。另一个类似的事情是，山西省临汾市的市委书记亦由省委常委兼任。该市在2007年发生震惊中外的黑砖窑事件以及造成105人死亡的洪洞新窑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又在2008年9月8日，发生世界最大的尾矿坝溃坝事故，造成276人死亡。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朴实而不失高雅’。看上去很朴实，说话思路很清晰，很有水平和高度。”作为下属的黎明这样形容龙长春。而在更多人的描述中，“务实”“低调”被用在这位新书记身上。
上任不久，龙长春先是搞起了干部作风教育整顿；紧接着，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县委书记大接访。在一次讲话中，龙长春指出：“一些有能力、敢干事的干部，在老百姓中口碑好，但在干部圈子里容易得罪人，投票推荐的时候就不一定推得出来。一些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反而更容易推出来。”
这一番话让黎明等一大批人觉得“有了奔头”。
“我们以前常说‘洗碗效应’，洗碗的人可以比喻成努力干工作的人。大家一起吃饭，有的人吃完一抹嘴就走了，剩下的人洗碗。长期洗碗的人，打烂碗的几率势必高些，就会经常挨骂，不洗碗的人则可以明哲保身。在单位里，干得多，会挨骂，还得罪人。提拔啊、投票啊什么的就没你。所以长期下来，人们就觉得做得多还不如不做。”黎明向本刊记者解释。
几乎同一时间，县公安局的领导班子也做了一番调整。
局长庞鸿和政委周胜都是从贵州省公安厅调来的。前者此前为贵州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副总队长；后者曾任六盘水市刑侦支队大队长，后在省公安厅“打黑办”挂职。
与龙长春一样，庞鸿给人的感觉也是“务实”二字。“他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周末也从来不休息。我们有时会跟干警们说，‘你做不好，看看四楼亮着的灯’。”防暴大队大队长黄成对本刊记者如是说。
尽管刚上任四个月，但周胜在这个新的团队中人气颇高。
据了解，周胜家境较好，平时一直抽黄盒的熊猫香烟。“有人劝我别抽这个，说太扎眼，影响不好。我说这才不怕呢，怕的是你刚来的时候抽10块钱一盒的，没两天就开始抽‘熊猫’了。”周胜告诉《望东方周刊》，压力确实很大，但很多事不得不做，“我想五年后，我会用忍辱负重这个词形容现在的自己。”
“6·28”事件同样让瓮安一批官员落马。前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政委罗来平被免职。
另据《望东方周刊》了解，该县安监局局长、珠藏镇党委书记等多位官员在随后陆续被刑事拘留。知情人士称，前者是因为收了矿主的钱，后者是牵扯矿山征地的问题，“都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王勤在当地百姓和官员中口碑并不差。“这个人勤奋、好学。但他下台之后我对他说过，你很善良，但善良不能代替正义。”副县长肖松评价着他昔日的“战友”。而瓮安县政协的一位工作人员则用“温柔”二字形容王勤。
10月30日，本刊记者拨通了前局长申贵荣的手机号，但他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官民关系的重建难上加难与楼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关系的重建恐怕难上加难。
“6·28”事件前的瓮安县城，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好人散了伙，坏人结了帮，治安抓不好，无法奔小康。于是，“仇富、仇官、仇警”的情绪愈演愈烈，“鱼水关系”逐渐演变为“水火关系”。
国家统计局瓮安调查队9月16日～19日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500人中，“6·28”事件前对瓮安各级干部作风满意的仅为14.8%，不满意的占43%；而在“6·28”事件之后，老百姓的满意度有了大幅提高。
“现在这些当官的确实比以前好了，过去办个事要拖好几天，现在去了就给办。”出租车司机刘师傅挺满意，“不过我现在生意没以前好了，以前打车的净是些帮派小混混，现在小混混们抓的抓、跑的跑，我每天得少挣100多块钱。”
据了解，“6·28”事件后，当地警方已刑拘黑恶势力成员39人。目前，“6·28”事件专案组仍没有撤，他们的工作地点在党校院内。临时办公楼一楼入口处有武警把守，楼梯处还有一名武警呈跨步姿势持枪站立。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目前调查工作尚未结束，所以不能接受采访，结束后会对媒体公开。
“6·28”事件后，当地公安局开展了“巡警在你身边”活动。不仅要保证每天三辆警车在街上巡逻，同时要求巡警们走进社区和百姓家里，了解他们生活中的困难。
10月30日晚，本刊记者跟随一辆警车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巡逻。“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车速维持在每小时20公里，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看到我们。”一名巡警指着一位拎着包走路的女子给本刊记者说：“你看她现在走得多从容，以前就不会，拎着包恨不得马上到家。‘6·28’之前，女人们上街都不敢戴首饰。”
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科长刘永州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大量户籍资料在“6·28”事件中被烧毁，很多百姓不得不重办身份证，“一万多个身份证，我们很快就办完了，而且都是直接送到百姓手上的。”
公安局大楼贴着老百姓送来的两封感谢信。一封是珠藏坝村村民写的，感谢该局为其追回被骗资金16万元。在雨水的冲刷下，字迹已不再清楚，周围的边也已经卷了起来，但是还贴着。另一封则是10月26日，一个珠宝店老板送来的，上面写着，“有人抢了我价值4000多元的珠宝，我报案后不到30个小时，人赃俱获……”
这家珠宝店的老板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仍然难以掩饰对警察的感激，“我开始就没想到能破案，我甚至觉得警察都不会来，以前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看来现在的确是有变化了。”
尽管如此，如今的瓮安城，仍残留了一些“6·28”的痕迹——每天，高音喇叭会在固定时段播新闻联播、瓮安新闻或是县委书记龙长春的讲话，在县城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听见。人烟稀少的马路上，偶尔可见一群身着迷彩的武警官兵背着枪，跑步训练。
另一个细微的变化让瓮安这个偏僻小城的老百姓感觉到很稀奇：每个大的十字路口，都有交通协管员在把守，一旦有人闯红灯，就会听到一声尖厉的哨声。
“官民关系的修复，取决于规则的重建。”瓮安县公安局政委周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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