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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电影可能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冯小刚，一个是阿甘”。在湖南卫视11月23日晚《零点锋云》节目中，一位影视界人士如是说。“感谢”的理由是，这两位导演“在中国电影最危险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拍摄了可以为制片方返利的电影。
单从票房角度考虑，冯小刚和阿甘包括张艺谋、周星驰，凡是能将观众拉回影院的导演，都是值得感谢的，但如果从电影艺术及长远发展角度考虑，怎么也想不明白，阿甘有什么好感谢的。这位被称作“烂片之王”的导演，至今已为中国影坛“贡献”了《天黑请闭眼》、《闪灵凶猛》等四部恐怖大烂片，并拍摄了两部“没情节、没人物、只剩恶搞”的《大电影》，堪称影视界最有名的一位垃圾文化制造者。
随着新片《高兴》的即将公映，阿甘又实现了一次“华丽”转身，将自己的电影贴上了山寨标签，赶上了2008年的这股山寨潮流。“山寨”一词最早为大众所知，是因为它紧密地与日常用品“手机”联系在了一起，之后迅速走红，成为网络上最为炙手可热的词语。“山寨周杰伦”、“山寨《红楼梦》”、“山寨《百家讲坛》”……一时间，世间万物无不可“山寨”，就连《纽约时报》也出了号称发行120万份的“山寨版”，头条是“伊战结束”。但山寨文化不能与垃圾文化混为一谈，阿甘大谈“山寨无罪，恶搞有理”，并不见得他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山寨文化”。
山寨文化的流行，有时代发展必然性藏身其中，以草根对抗权威，以大众对抗精英，是其闪光点所在。每部电影票房都能过千万的阿甘是值得尊重的，但每部作品都形同甘蔗嚼过一遍就再无味道的阿甘，除了为观众提供一些廉价的笑料外，还能否找到稍微多一点的存在价值？在对阿甘新片的评价上，“90后”少女蒋方舟体现出了难得的理性和批判精神，她说《高兴》没能落到她的笑点上，（在电影拍摄上）阿甘是一个不自信的人。换个角度理解蒋方舟的话便是，山寨属于草根和民间，一旦文艺圈的精英也开始拿山寨蒙事时，山寨便被用得走形变样，成了一件惨不忍睹的“画皮”。
阿甘改编贾平凹是个根本性的错误。一位是喜欢胡整的伪喜剧片导演，一位是严肃的纯文学作家，怎么看都八竿子打不着。不知道贾平凹看到自己的《高兴》被拍成了山寨歌舞片还高不高兴得起来。至于中国电影要感谢冯小刚和阿甘，则纯粹是生拉硬扯。冯氏喜剧在写实基础上的夸张，是和大众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不谋而合的，他洞察了市民阶层的生存和情感危机，并通过黑色幽默手段在影像上完成了升华。而阿甘电影的水平则只停留在了恶搞最基本的层面上，属于形式上技术手段不高、内容上也没什么营养的一次性消费品。
《疯狂的石头》成功后，东施效颦的小成本恶搞电影蜂拥而上，挤上院线的，就有近十部，拍恶搞电影，甚至被业界认为是年轻导演的成功捷径。但恶搞电影扎堆儿的后果已经显而易见了，不仅这些后来者难有一部超越《疯狂的石头》的，而且当初《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所显现出的恶搞积极一面的解构价值，也几乎被这些劣质电影冲刷殆尽。
多以网络群众群动形式出现的恶搞风，终于吹遍了文艺界的各个角落。不仅影视剧恶搞，话剧也开始恶搞。各大城市上演的话剧，甚至一度有一半左右是速成的恶搞剧。相声也开始恶搞，一些年轻相声演员把恶搞当作了成名立万的手段……有“中国最帅的相声演员”之称的高晓攀在《零点锋云》中甚至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么你们做得不垃圾，你们票房可能会很惨败，那么在这个上面，谁对谁错，谁是谁非，谁都说不明白。”可以理解高晓攀所说的“垃圾”，包含“通俗化、生活化、娱乐化”等含义，但将“垃圾”当成行业标准甚至文艺工作者的追求目标，还是令人有点难以接受。
“山寨”一出，无人争锋，之前流行的无厘头文化，包括网络流行的雷文化、囧文化，现在都被归到了山寨文化这杆猎猎作响的大旗之下。作为被和草根精神画上等号的山寨文化，是有持久生命力的，只有在民众心理不断变得成熟和理性、各种形式和各个领域的霸权主义得到消解的那一天，才是山寨文化寿终就寝之日。而作为被商业所利用的山寨文化，则是浅薄、苍白、毫无魅力可言的，文艺界盛行山寨风，是创作者舍弃“人性化”而取道“粗鄙化”迎合观众的危险做法。要知道，无论什么时候，人们渴望得到的文艺产品，都是精品而非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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