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二：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

　　评论：　　

王珂教授

    首先由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王珂教授作评论：

　　他首先肯定了姜跃春先生发言的新观点，同时也就其对中日关系过于积极的评价提出了质疑，首先，姜在对两国现状评价较高和对未来也有良好预期时，谈及首脑对话机制的作用，但王认为更应关注外交机制的作用，特别是在日本政权更替迅速的今天。他说前面图木儿老师也谈到政治上的互信非常重要，不应是某个人一时的权益之计。其次，王提出重新考虑“友好”这个词汇的重要性，认为有好的愿望才有好的结合。“友好”经常被中国领导人提及，但日本领导人却有意躲开，在日本中国威胁论和崩溃论被媒体大肆宣扬，典型缺乏友好目的。

　　王珂教授基本上赞同周教授的观点，强调文化的作用，没有真正的精神就不能超越历史。近代以后的东亚国际关系是欧美或是近代国际关系强加给我们的，领土和主权等概念以前我们历史上并没有，而是相信了近代体系的国家给我们制造的一些神话。　　

张焕利先生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焕利先生：

　　从他自己改革开放以来30年驻日记者的切身感受谈了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三个阶段对日本、对中日关系的一些看法。印象最深的是日本政府ODC援助，特别是低息的日元贷款，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基础建设相当具体和实质的支持，在时效和数额上都是无可比拟的。但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又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从友好到政冷经热再到融冰阶段。

他认为一个根本因素就是中日两国高层与民间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历史认识上不能回避，但是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几乎都是日本首相提出来的。但是不让历史问题干扰两国关系发展也是可能的，可以暂时搁置历史认识问题，在不忽视不否认的基础上，认清眼前利益。另外，张先生把“中国威胁论”问题也归根为历史认识问题。

　　回应：

　　姜跃春回应：

　　他对中日两国关系现状的估计强调的是有变化，小泉执政时五年的冰河期领过关系非常难，中国十年主席不访日，很不正常。从蜜月期到经济合作为主导的时期、到双边贸易摩擦并存的时期、再到冰河期、到现在的转还期，首脑互访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领域，首脑外交一直都有很重要的分量。这次把首脑外交机制化对两国长远关系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突破。对于“友好”问题，姜先生说“友好”运用已经庸俗化，应该大大丰富友好的内涵。

　　周颂伦回应：中国威胁论不是虚构性的问题，也是潜在的。

　　张焕利先生接着主持，自由讨论：

　　高原明生发言：

　　他也认为友好是前提，并解释了麻生总理的发言的本意是“只高喊友好的口号是没有用的”，中方的翻译容易误解为友好不重要的意思。

　　张焕利发表意见：麻生是一个典型的日本政治家，在什么位置上说什么话。在做外相、自民党的干事长和首相时的言辞都不一样，作为政治家有他的立场和观点。

　　王行虎（未来亚洲研究会副会长）发言：

　　他非常赞同姜跃春先生关于首脑机制的观点。他还补充说道，中日之间缺乏信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胡锦涛主席将“科学发展观”理论运用到外交领域和处理两岸关系中是一个巨大贡献，以前只局限于经济建设与自然科学领域，现在引伸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和外交领域，可以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研究。他还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的关系，首先，日本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起了直接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援助占61%，而我们宣传不够。其次不能因为靖国神社而完全否认小泉的作用（比如作为自民党首相到卢沟桥向中国阵亡战士献花；在博鳌论坛上反对中国威胁论的提法；参拜靖国神社是在坚持承认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前提下），最后我们自己也要正确认识历史问题，吸取正反两面经验。

　　张焕利评论：对小泉的言行，中国媒体是有报道的，只是没有靖国神社那样广力度。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笪志刚接着发言：目前中日之间是战略互惠关系，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中日之间投资双向化，我们往往容易忽略中国对日本的投资。所以他主要呼吁研究中国企业对日投资的时代已经来临，应该树立双向思维。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徐万胜教授发言：就冈田先生谈到的钓鱼岛问题他指出只是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而不是中日台三方之间的问题。

　　对此冈田充先生回应：赞同徐教授的说法，只是最近台湾的官员到日本提及这个问题，当然还是应该依据搁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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