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能否续写传奇
文/郑诚
“广东四小虎”——顺德、中山、南海、东莞，作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象征，它们承载着广东的自豪与骄傲，是胆识的象征、财富的象征，也成就了一个区域“先富起来”的神话。
“四小虎”，在改革开放中崛起，根据各地情况形成适合自己的发展特色。顺德重点发展乡镇集体经济，乡镇集体工业成了支撑全县经济繁荣的支柱；中山则以地方国营经济为龙头，带动全市经济稳步均衡发展；南海，“五个轮子”一起转(县、镇、区、联合体、户)，三大产业齐发展；东莞，“三来一补”遍地开花，“借腹生子”经济起飞。
时至今日，经过多年发展，“所有制”的印记已然模糊，“三来一补”已经转型升级。然而“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却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历久弥新。
顺德：综合改革成就“虎先锋” “不到顺德，不知钱少；不见老冯，不知胆小！”2001年12月17日，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的薄熙来率团考察顺德，作出了这样的“论断”。他说的老冯，是时任顺德市委书记的冯润胜。
顺德人的“胆大”是出了名的。早在1978年8月——距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4个月，顺德容奇镇就与香港大进有限公司悄然合作办起了“大进制衣厂”，资金、设备、技术、管理人员、原材料、订单全部来自香港厂家，容奇镇只负责提供厂房和劳动力，仅300人的小厂当年即获利20万美元。《顺德志》用直白的文字记录了这段历史：大进制衣厂成立，成为中国最早“三来一补”企业。
正是这种“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成就了顺德。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顺德人凭着“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工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这三板斧，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局面。政府主导产业发展屡建奇功，顺德人很快就发了财。
然而，政府扮演大老板的直接后果就是“有限收益，无限责任，包袱越背越重，风险越来越大”。1993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来到顺德，当时的顺德领导陈用志、冯润胜向他汇报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用了“辉煌的成就，惊人的包袱”这句话。
改革势在必行。曾任广东省社科院党组书记、广东经济学会会长的曾牧野事后回忆起1993年顺德进行的那场风云激荡的改革时，用了“艰难突破重围”六个字。
在1993年广州珠岛宾馆的一次会议上，广东省委决定让顺德关起门来，进行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配套的、综合性的全面改革。是年8月，顺德的综合体制改革正式启动。顺德的改革在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曾牧野回忆，谢非当年到北京开会，收到有关方面转来的一大沓“告状”材料，他顶住压力，只是找到时任顺德市委书记的陈用志，叮嘱他注意一些敏感话题的处理。
顺德人转脑子、卖企业，创造了“全员股份化”、“贴身经营”、“靓女先嫁”等不少新名词。借助于综合体制改革，顺德突破了“顺德模式”，进而在此后的全国百强县排名中屡居榜首。
如今，民营经济已成为拉动顺德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山：走出一条协调发展之路 曾几何时，“威力、威力，够威够力”的广告语，响遍全国。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大门初开，睿智的中山人抢抓先机，将发展重心定位于轻工业，以公有企业为依托，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技改为突破，推动市属工业向规模经济发展。
1988年，凯达、威力、晨星等市属公有企业扬帆起航，乘风破浪。这一时期的积累，为中山下一轮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由十余家市属企业集团组成的“中山舰队”，曾经制造出了工业发展史上的传奇和神话。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山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达39.3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被国家统计局列为全国第一批36个率先跨入小康水平的城市之一。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山由县级市升格为“只辖镇的地级市”。
1998年，中山人又一次站在了改革的潮头。当年5月，中山市委、市政府果断实施市属公有企业产权体制改革。犹如凤凰涅槃的体制改革，激发了中山民营经济的活力。数年之后，中山民营企业数量迅速达到2万家，占中山各类企业总数的2/3，民营经济占据了半壁江山。
也是在1998年，中山正式提出“工业立市”战略，高起点整合建设工业园区，推动工业走上集约化发展之路。次年，中山十大名牌产品认定委员会成立，名牌战略拉开帷幕。
工业走上集约化发展之路后，中山审时度势，于2001年提出从“工业立市”向“工业强市”迈进。通过启动名牌战略改变高投入、低产出的加工型发展模式，向工业“微笑曲线”两端发力。
由工业立市到工业强市，再到产业强市，10年间中山工业走出了由求大到求强，由求量到求质的科学轨道。事实胜于雄辩，中山涌现出25个国家级产业基地，13个省级专业镇和7个省级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成为全省专业镇密度最高的地级市；共创出373个省级以上名牌名标。
亦正是10年间，中山工业产值纵身跃过1000亿元、2000亿元和3000亿元三大台阶。
中山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生态保护，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改善人居环境，更加注重社会建设，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综合协调发展之路。
南海：开启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 改革开放之初，一批“洗脚上田”的农民办起了一批小五金、小冶炼、小化工、小塑料等个体私营企业，南海的非公有制经济由此起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南海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三分天下。
1993年，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精神的推动下，南海开始启动了影响深远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这一年，南海洲表村、下柏村、沙涌村一起成为农村股份合作制试点，尝试成立股份合作社，把村民土地折价入股，村民凭股权证定期分红，并将全村土地划为农业保护区、工业区和商住区，集中土地引资办工厂，迅速走向工业化。
由于是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当时南海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得到了中央的一个珍贵表态：可以搞，但不宣传，不推广。1995年3月，终于尘埃落定，1574个股份合作组织开始登上南海的历史舞台。
此后数年间，南海农村呈现出这样的景象：连片的厂房起来了，农民大规模地转移到二、三产业，南海农村的发展走入了一个不同的轨道。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解决了南海区人多地少、土地收益低的矛盾，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奠定了基础。
该制度随后在南海全区以及珠三角推广。这种创新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及征地制度的改革，后来被总结成“南海模式”，而农村股份合作制也成为全国农村发展经济的一个经典模式。
改革不断在探索中深入。南海区委农村工作部负责人介绍，从2003年起，南海全面推进农村股权固化，切实做到固化存量，避免增量，有效防止新增农村“出嫁女”。同时针对人口的不断变动，适当扩大出资购股的覆盖面，逐步建立“固化股权，出资购股，定期调整，合理流动”的股权新机制。
东莞：“三来一补”大转型 “我1992年第一次来到大陆东莞考察，和台湾相比，这里低廉的土地价格和人力成本让我很吃惊。”台达电子中国区行政总经理曾纪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他在东莞支付给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大约为350元人民币，而这在内地还算偏高的，相比之下，台达台湾工厂的平均工资是这里的7倍。
毫无疑问，凭借毗邻港澳，劳动力、土地价格低廉等优势，“三来一补”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东莞的经济起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近30年的时间里，东莞辖区内32个镇和街道几乎每一个都发展成了专业从事某类产品加工制造的城镇，从电脑组件到软饮料，从毛织服饰到家用电器，雀巢咖啡、索尼唱机、诺基亚手机……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了近3000亿元人民币的GDP，无论谁都不能不叹服，这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创业神话。
“世界上每5台电脑就有一台是在东莞制造”，“每5件羊毛衫就有一件是在东莞生产”。这样的数字让东莞有理由为它超强的产业规模引以为豪，但顶着“世界工厂”帽子的东莞，却也最能体会到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压力。
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东莞调研时指出：“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今天的东莞，再一次站在了“爬坡换挡”征途的起点上。中共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坦言，产业调整升级是一项艰巨和复杂的工作，要经历不可避免的阵痛，要忍得住暂时的发展速度的放缓，忍得住暂时收入的减少。
刘志庚提出了“双转型”战略，即大力推进资源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初级城市化社会转向高级城市化社会。
“东莞就像一列快速运行的列车，到一定时候就该保养、检修一下。”刘志庚说，东莞市经济过去一直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特点。由于这类企业前景不好，所以从去年开始东莞就已陆续推出一系列转型的重大措施。
东莞将连续5年拿出50亿元支持企业发展，这些资金主要用在产业转型、中小企业贷款、企业贴息设立创业基金等方面。
(责任编辑：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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