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产业转型地诞生最忙法庭：书记员被累哭

　　最累法官也有成就感

　　邓鹤飞的老婆劝他别当法官了，说没见过端铁饭碗还这么累的。邓鹤飞对记者说，“我老婆根本不懂什么是法官。

　　从吉林大学法学院毕业已6年，邓鹤飞已在塘厦法庭干了5年，其中一年被借调到东莞市中级法院。

　　初去东莞中院时，邓鹤飞觉得那里的法官才是真正的法官。案件数量相对少，翻来覆去看；案件典型，调研时间多，“追求公平正义的感觉更明显”。

　　去年以来的审判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他明显感觉到，塘厦法庭一年多来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判决，正悄悄改变企业的用工行为。“当发现判决能改变一些东西时，就会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邓鹤飞说。

　　从工伤赔偿到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再到加班费——工人们不同时期主要的诉讼请求，就是劳资关系的晴雨表。

　　在如潮的案件中，邓鹤飞们最直接地感受到中国制造业脉动；另一个法庭的法官刘树棠则在早几年前的最忙时期中，感受到社会转型带来的其他社会矛盾。那几年，东莞飞车抢夺等刑事案件频发，刘树棠每年经手的刑事案件也有近千宗。

　　法律就是用来解决社会矛盾，这一点两位法官很有体会。他们说，也只有在基层法院，才能体会得更真切。

　　给最忙法院增加一个编制很难

　　近年来，东莞市法院一直是全国案件最多的基层法院之一。2007年，东莞市法院人均结案数是全国法官人均结案数的5.14倍。今年，这个数字还会增大。他们有望成为全国收案最多的基层法院。

　　随着《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民事一审案件级别管辖的调整，诉讼费越来越低，基层法院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大。东莞市法院不到200位一线法官，管辖着约1200万人，其中，超过一千万是流动人口。

　　事实上，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的法院院长一直在呼吁多给编制。现行法院定编的不合理也被屡屡提起。以东莞市法院为例，中央编制办公室确定该院的法官编制，是以东莞市户籍人口数量为基础，而目前东莞户籍人口170多万，仅仅是法院实际管辖人口的零头。

　　对于基层法院来说，要求增加编制几乎是奢望。在东莞市法院主管民事审判的副院长陈葵看来，案件这么多，增加几个编制，也无异于杯水车薪。

　　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比如，向别的法院借法官、向社会招“临工”。在塘厦法庭13名一线法官里，就有3位是从其他法院借来的。因为工作压力大、福利待遇不好，“临工”们一拨接一拨，来了又走。去年，东莞市法院包括塘厦法庭共有24个“临工”辞职。

　　逼出来的办法

　　很难招来更多的人，只能“挡住”更多的案件。副院长陈葵不停地跟村支书、镇委书记谈，让村镇的司法调解员参与进来；跟台商协会谈，让他们疏通解决商业纠纷；跟保险公司谈，让他们的调解员进驻法院协助处理交通事故……

　　今年4月，五个人民调解工作室分别进驻东莞两级法院，正式挂牌办公。当事人可先到工作室进行调解，这边调解成功的案件，由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确认；调解不成再继续一般的诉讼程序。

　　去年底，东莞市法院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建立司法确认机制。在东莞辖区内发生的交通事故，经交警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可到法院进行确认。

　　陈葵说，这些都是逼出来的。正因为做了很多非法院“分内”之事，东莞市法院成为最高法院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试点单位。

　　基层法院确是各种政策和法律变化的感应器。近年新颁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新劳动合同法，引发的诉讼膨胀至今让东莞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法院倍感压力。

　　陈葵寄望于高层政策导向的变化，“其实很多类型的案件都应该挡在法院外，进入诉讼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11月18日，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论坛上，将“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列为法院面临的新考验。

　　平常，除了给下属们鼓鼓劲，陈葵能做的，是为那些遭遇“黑屏”的法官通融通融。

　　12月5日就是东莞市法院的年终结案日。如果完成不了，结案率将受影响。结案率是个硬指标，低了评不上先进，还可能连累整个法庭。

　　法官们竭力想跑在“黑屏”前面。午饭时，法官们凑在一起谈的尽是“怎么尽快把案子赶出来”。为省时间，同事们之间的称呼都简化了，大家都喊法官罗广杰为“罗法”，省掉一个“官”字。（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