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读者的来信

　　标语：一个读者的来信

　　一封读者的来信

　　尊敬的编辑女士/先生，

　　你们好。我是一名《商务周刊》的读者。读过你们很多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其中包括《致西方人的一封信》，很为你们的一腔热诚和不卑不亢感动。

　　每天早上7点，我老婆还在睡梦中时，我已经洗漱完毕准备出门，这样我能在8点前开车从北京东四环的家赶到位于中关村的办公室。如果再晚20分钟，我可能要到10点钟才能到办公室。你知道，北京的上下班高峰是全世界最恐怖的rush hour之一。

　　8点钟，我坐在电脑前，啃着写字楼楼下买的热腾腾的煎饼果子，就着纯净水，开始一天的工作。我先要花至少一小时处理邮箱里几十封的邮件，然后开始打电话。不出差的话，我几乎要打一天电话，中间包括几个电话会议，中餐和晚餐一般来说是和客户或合作伙伴的饭局，如果饭桌上谈不完，我们还要去桑拿房或温泉洗浴中心谈。晚上回到家，我老婆即使还没睡，也已经在洗漱了。这是不出差的时候，我一年有1/3的时间在外面出差。我总是很忙，似乎永远忙不完，但乍一闲下来，还真的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我今年34岁了，8年前买了房，6年前结了婚。我是从县城考大学来到北京，毕业后进入IT行业做销售sales，在几家著名跨国公司辗转，现在是负责华北大区的产品渠道总经理。在同学和亲戚眼里，我混得还算不错：加上提成年入小百万，无数的东西可以报销。

　　老大不小了，我心里明白，再有个小孩，就算正式成家立业了。但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确切地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成为我势必将成为的那个人。我的未来已经铺设好了轨道，但这轨道，我竟然发现从未想到过要沿着走一辈子。还是在早年，我想过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这些所谓的理想已经太久远以至于我快忘记掉了，大概是些文学梦、电影梦、科学梦之类。后来进了大学学经济，我又比较崇拜比尔·盖茨、乔布斯这些人，但随着命运的巨轮滚滚向前，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如果没有胆子中途辍学，你没有胆子拒绝大公司去创业，那么你就是成不了比尔·乔布斯，你就只能循规蹈矩的成天打电话发邮件push别人和被人push，只能赔笑吃饭砍价吹牛，做到头你也只能是个大sales。尽管你内心不大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因为这生活是哈里森·福特在电影里说的，生活中缺少点东西，缺少生活本身。

　　说正经的，我觉得自己的性格还是适合于更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财富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所以我很大程度上只是把目前的工作作为一个角色来扮演，一个我无法全身心投入的角色。但我也清醒地知道，可能我得一直扮演下去。作为70年代生人，我所肩负的对家人的责任和对传统的尊崇，令我无法轻易的退出。就像今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系统》里说的一样，我们都被锁定在系统之中。

　　其实，我不是在说自己壮志未酬，而是在说，我似乎已经老了。我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可能性边界，这令我感到一种无力和虚空感，这也令我感到沮丧，那感觉就像昨天还在担心自己太年轻（为此我吃了不少亏），今天就已经老了。

　　我曾经叹息父母那一代人被某种以“奴性”为内核的道德幻象所裹挟，听命于伪崇高的价值观，尽失“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但又发现自己与“80后”新一代独生子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代沟。年轻一代崇尚和迷恋的事物往往超乎我的理解范围，而且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敬畏。今年我看过的最令我震惊的一段视频是“广东开平女中学生受虐事件”，如果说对于“艳照门”我还有看热闹的感觉，但这段视频看得我真的心疼，有一种触摸到“人性中无边的黑暗”的感觉。

　　我回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那是一个帮派林立的中学，局面是这样的：老师把成绩好的学生划到“重点班”，勒令他们成天埋头学习考大学，差等生则归到常规班。很少有老师会尊重这些差等生，自暴自弃无所事事的学生们与校外“闲散人员”结成帮派。那是一种很诡异的氛围，阳面是升学的高压，禁止恋爱的训诫，和“优等生”们有着赶超快感的竞争；阴面则是嫉妒、虚荣、绝望、江湖义气以及冤冤相报下的杀机笼罩之处。但我绝没有想到，20年过去了，女学生之间会上演如黑社会般的登峰造极之作。

　　暴力可能是人类释放压力的本能之一，但当“文化大革命”过去多年之后，校园暴力仍随时可闻，我们不能否认，这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双重失败。我总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从小就缺乏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启蒙教育，才会令我们一代接一代的缺乏对同类的起码尊重。举个例子，我们的老师或父母总是不会把孩子当作朋友或“小大人”去尊重、关注和倾心交谈，他们总是着眼于让孩子成为自己规划中的人，从小“灌输”、“引导”、“塑造”或骄纵，时刻释放“孩子应该听大人的话”这样的信号。青春期的叛逆青年则会针锋相对地干出令大人们瞠目的事。“我们是同类，在人格和基本权利上是平等的。”从小没有人传递给我们这样的信号，学校里只有博弈和竞争的信号。

　　推而展之，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今天最大的问题之一正是缺乏这种认同，人与人之间的区隔无所不在，陌生人之间都是“标签人”：医患之间，上下级之间，官员与民众之间，大企业与顾客之间，老板与员工之间，甚至夫妻之间，在权利义务、权力利益这些维度上，都有着高下等级之分，或强势弱势之别。在某种关系中，人们首先进行身份界定，进而是角色扮演，仿佛我们不是具体而微的人，而是虚拟人。我有时候甚至觉得，带有奴性色彩的网络游戏和社交网站的广为流行，是因为它们暗合了这个时代的潜意识。

　　如同阶级划分是阶级斗争的根基一样，人群的分割必然导致敌意，而敌意会摧毁很多东西。今天我们要陷人于不利之境地时，有一个方便的办法，即给他们贴上标签——比如“高干子弟”，或是“警察”、“城管”等等。这是我们在今年“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等一系列事件中所看到的。为什么中性词会被赋予事关是非正义的延伸含义？是因为人们都是经验主义者。

　　当这样的符号被一遍遍强化，我们便会面临更大的麻烦——专家信任体系的瓦解。一个稳态的现代社会，司法机关有着主持正义的功能，政府须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企业提供合格、安全的产品，媒体和学者说真话、说人话。他们应该被信任，因为他们是专业者。但我们今天会相信谁呢？如果我们要相信“打酱油”和“俯卧撑”，或者相信杨佳“涉嫌偷盗自行车”，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相信周正龙一个人photoshop出了“周老虎”，相信“高干子弟”打警察的录像带，相信搜索引擎是公正的，相信“集体形象崩溃”的企业家嘴里的民族大义是发自肺腑的，相信质检总局、食品安全局或者药监局颁发的那些证书？

　　不会有真理了，也不会再有谎言。因为我们分辨不清，我们什么都不敢相信。包括我们对于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将信将疑，并很容易被负面的思维强化，直至引导到猜忌之中。我们都是病人。

　　是的，网络以及人肉搜索今年都很强悍，网络媒体民意还获得了所谓“合法性”（噢感谢上帝，它终于合法了，否则我还一直不了解它的非法性）。但它也是谎言者与真话者共享的平台，我看过的一部电影《年度人物》中说，电视会混淆视听，把一名毕生研究大屠杀的教授与一名四处赶场子的“资深评论人”框在一个电视镜头里就大屠杀进行辩论，人们可能会更相信后者。网络还不如电视，因为它更是“非哥白尼”体系，人们用以判断发言者的真实身份和动机的线索极少，而人肉搜索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联想到今年我看了“范跑跑”和“郭跳跳”被拉到“一虎一席谈”来对掐，我愿意相信范跑跑是真诚的谬论颠覆者，郭跳跳是真诚的卫道士。但我坚定地认为，有人以为他们可以以道义（师道、人道等）之名，强求另一人选择先保护他人的性命后保护自己的性命，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没有人拥有这样的权利，除了法律赋予，任何人不应有权剥夺他人的生存选择权，每个人的此项权利应是完整的，不应因对他人的其他责任、义务而减损。

　　我看过的一部电影，其中一位母亲在空难发生的一瞬间本能的松开了抱着自己孩子的双手。孩子死了，幸存的母亲陷入自闭和自责，她还责难当时给她提供建议的空姐。直到有人做了一次撞车实验，证明她即使不松手，也救不了孩子，她才释然重新生活。如果我们不应责难这样一位母亲，又怎能责难范跑跑，以及他的坦诚？

　　人类的道德教条很多时候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不应结果导向。

　　扯远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应该感谢百花齐放的媒体，在2008年让那么多的“潜规则”浮出水面。前些日子我去修手机，第二天去取回来，发现原来的主板已经被貌似忠厚的小伙子给盗换了。上网一查，才知道原来全北京修手机的都会这么干——让你隔一天或者隔一小时再来取。原来这是一个产业链。

　　哦，又是一个潜规则。

　　规避这样的潜规则，我们需要多花一点钱。但别的潜规则呢？奶粉行业的潜规则会要了独生子女的命，媒体与企业的潜规则能把闻名遐迩的“牛记”送进监狱，把危险的药品送上搜索引擎的首页；股市、官场和商场之间的潜规则让首富和显官落马，让杭州地陷埋人?直到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出租车司机罢工（当然，或者叫群体性事件）爆发，直到报纸上解释我们吃的面粉为什么那么白，直到手机里充斥了不断创新的群发骗术短信，人们才在2008年逐渐明白，原来长久以来，支撑着这个程式化泛滥的社会正常运转的真正机制，是潜规则。

　　说实话，我们做Sales的，其实是潜规则的受益者、受损者、始作俑者和维护者。经济学泰斗也说了，那是市场经济必要的润滑剂嘛。但今年的毒牛奶事件摧毁了我的自鸣得意：潜规则不仅仅是润滑剂，它还是三聚氰胺，会害死人的。

　　不瞒你说，有时候我会想，有超出人类理性力量的存在，在支配着人类的群体行为，也创建着上面说的潜规则，在它面前我们都是渺小无力的，它就像是今年的大地震一样的不可抗力。年轻的时候我不这么想，所以也许我这么想，才证明我真的老了。

　　但为什么人类总是不能幸免于人为的灾难呢？就像人类经历过“卢旺达饭店”和“9·11”，但孟买还是会爆发恐怖袭击。我们曝光过无数矿难安全事故，但还是可以把尾矿库溃坝事故的死亡人数刷新到250多人。你们《商务周刊》刚刚才在问“亚洲金融危机十年——下一棒是谁？”美国就给出舍我其谁的答案。

　　想想看吧，地球上最聪明的大脑设计出最精巧的金融衍生品，帮助人们通过过度举债获得利益和转移风险，并坐视贪欲的泡沫破灭，数万亿美元的资产灰飞烟灭，百年老店们或尸横遍野或苟延残喘，最富有的国家都濒临破产。最近我在考虑要不要信基督教，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劝我入教，他们说如果人人都信教，我们就可以摆脱螺旋式的人为灾难，“那是上帝对我们的警告”。我听了之后想，难怪好多中国的企业家会信教，原来他们不光宣讲CSR，个人也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哦。

　　覆巢之下，没有完卵。现在，我们公司已经内部宣布裁员10%。我跟几位下属打了个暗示，其中一位竟然马上回信说他已经请好了律师准备据新的《劳动合同法》和公司打官司。我们这两个月接到的任务是，停下手头的工作，先把应收账款要回来，每个部门还要预报这个月能要回多少欠款来。同时还要节流，公司原先喝雀巢矿泉水，最近换成了娃哈哈纯净水。毫无疑问，我的年终奖今年是没戏了。同事们在相互转发“大裁员第一波”的恐怖帖子，里面列举了一百多家正裁员的公司。搞得最近我的心情像一篇封面故事的标题“晕，金融危机还真来了！”

　　当然，我和在大学教书的老婆目前尚无失业之忧，但2008年仍然寒气逼人。年初我瞒着老婆把几十万存款投进股市妄图抄底，现在我知道了，冲动总是要付出代价的。随着股价从4000多点跌到2000点，我投在股市和基金里的财富也被腰斩。我甚至已经几个月没有看盘了，每当老婆问损失多少，我总是说，咱们的投资回报率还要高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那些大腕。老婆冷笑，说：“如果说你抄底抄到了腰上，他们就抄到了脖子上。但我们应该还是比他们着急，因为我们投的是自己的血汗钱，他们投的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是的，纳税人的钱，前不久我去参观北京的新地标——“鸟巢”和“水立方”，站在比天安门广场还大几倍的奥林匹克体育公园内，我也这么想了一下。我还想这一大片地要都盖上房子，北京的房价会落一点儿吧。我还想每个月我要交1万多块钱的税，全中国一年要收5万亿元税，但最近的4万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听说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排名全世界第二，而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

　　我发现我想得太多了，变得有点拧巴，患上了“怀疑一切”的魔怔。比如进了水立方，我就会想菲尔普斯到底为何能在这个池子豪夺8块金牌；我进了鸟巢，就会想在这个地方以及其他72个点，一个城市一晚上燃放了1200多万发焰火，相当于前28届奥运所燃放总和的4倍，还创下了吉尼斯纪录。而在农村，我们因为怕焚烧秸秆破坏臭氧，农民收割玉米秆都必须要去领“砍倒证”。

　　是的，我也许不应该这么想问题，我们都是可以太空行走的大国了，大国要有大国的风范，要有大国的符号，所以我们花过去108年所有奥运会投资的总和举办一届奥运，不是“面子”问题，是形象问题。这个理由很好很强大，我想各地修“白宫”的县太爷，以及我们老家那边的县太爷都是如此从大局着眼的。我们县城的县政府广场也有半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还拿着“全国贫困县”的财政补助呢。

　　但是究竟我是怎么变得拧巴的呢？我想还是因为我是一个经验主义者，经验主义是人类的弱点之一，但有时候它又好使，因为它可累积、可验证。比如说我看到余秋雨老师“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追究建筑质量问题，再进入司法程序”的劝导，和山东作协的王副主席“党疼国爱”、“做鬼也幸福”的诗歌，我会想他们是基于同样的创作动机——两者都是灵感的乍现。果然，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我也没有看到余老师在逗号之后画一个句号，招呼大家：好了，识大体、明大理的人们，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再追究下一个问题了。

　　我刻薄的联想是一种典型的经验主义，因为我们听了太多次“一件事为另一件事让路”的号召。第一次你能忽悠住一个群岛，第二次你只能忽悠住一个孤岛。未能免俗的，我得承认我去过灾区，灾后第三天我作为公司派出的志愿者回到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在聚源中学，我亲眼所见，教学楼旁边的新老高矮楼房均没有垮塌，唯独教学楼倒了。我去过的什邡市、蓥华镇、红白镇、汉旺镇，教学楼总是倒塌率最高的建筑，“娃娃们”总是死伤最多的人群。我也知道教育产业化之后，我们家那边的学校教学楼是私人承建的，包给谁，“关系”说话。羊毛出在羊身上，很简单的道理，承包商不会贴钱盖学校。

　　也许我有点过激，但我确知，那片土地承受的苦难绝不是地震和天灾所能涵盖的，除了不能预报地震，我实在是太了解那片土地了。就像电影《巴伐利亚理发师》中珍永远无法理解安德烈和俄罗斯一样，外界无法探知这里的民风民魂。那里人们的仁厚、愚木、压抑、豪强，如同那里的天气、地形与傍晚的炊烟一样，静谧氤氲得令时间凝固，不散的夕阳里熔解了不知多少代人空洞的忧伤。看一眼人们的眼神和面孔，你便会知道，盆地依然环封，民智未被开启，四川还是那个四川，改革开放30年了，他们依然是“最好的人民”的代表人群。大地震给了外界一个舞台，但这一道伤痕能疼醒四川吗？我不知道。

　　说点高兴的，8月份的时候我因公去了一趟德国，有惊人的发现。我原来以为这个大企业满世界行贿的发达国家比我们第三世界国家繁华很多倍，但没想到德国第四大城市最高的大楼才28层，和我住的住宅楼一般高，人口才相当于北京的十六分之一。更令我吃惊的是，他们五星级酒店里商务中心提供给客人的电脑上居然还用Windows 2000，内存128兆，硬盘10G。你可以想象他们有多落伍了吧，想想我们都用了XP多少年了，尽管是盗版的。

　　但是我永远忘不了那里的人们把自己的家居内外装点得那么艳丽干净，相互之间那么自然的热情，走路骑车时那么悠闲不迫。街上的商店10点之前不会开门，大下午的人们都跑到莱茵河边的酒吧喝啤酒聊天。当洁净煤驱动的老式蒸汽机车喷着白烟，嗷嗷的蠕过家家户户的后院，人们冲火车招手问好，实在是太“和谐社会”了。我想，德国人的生活中不可能有三聚氰胺，因为他们人那么少，牛奶足够了。而我们人太多了，奶牛太少了。

　　没想到能拉拉杂杂的和你们聊这么多，我想我是现实主义者，所以我会感到无力和老迈；而从你们的文章中，我能感觉到你们浓浓的责任感。有句话说，让理想照进现实，我们必须在现实中生存，但现实又给了我们太多无奈和困扰，你们身上的理想主义，总是能让我往前多走一步——这也是我给你们写这封信的目的吧。明年肯定是很艰苦的一年，让我们一起取暖，一起朝前走。

　　顺祝

　　冬安！

　　你们未谋面的朋友 张麒麟

　　2008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