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心灵关怀制度
在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的一次培训课上，四川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格桑泽仁说了两个字——“快乐”。格桑泽仁说，大灾之后的心灵创伤往往在半年后表现得比较明显，现在如果能教给灾区同胞获得快乐的方法，那他们的心理问题就会大大缓解了。
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理事长、四川“5·12”灾后心理援助指导小组组长邓明昱教授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地震这种创伤性事件后，事件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最为严重，这种障碍是一种延迟性、持续性的身心反应，而且自杀的危险性很高。以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为例，对重灾区南投市的自杀率统计显示，女性在1999年大幅上升；男性自杀率的增长则有滞后的现象，到2000年及2001年大幅上升。
邓明昱表示，PTSD患者不但具有自身的独特病理特征，还常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某些患者的严重程度甚至达到合并诊断严重的情绪障碍，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等。
对于已经出现的一些极端事例，许多心理学工作者认为这是灾区心理危机干预的制度空白所致，而对于长期处于工作重压下的干部而言，这样的心理干预更是一个空白。
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陈秋燕建议，尽快建立一套完善的心灵关怀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心理工作者有秩序、有目的、有成效地在灾区开展工作。外地进入灾区的心理专家，应该将工作重点放在培训当地的志愿者，既然外地专家不能在灾区长久工作，就要力图将扎根灾区的心理学工作者培养得更专业。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成都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卢勤认为，应加强灾区干部、群众的心理健康教育，将健康教育制度化、系列化、常态化，用专业手段引导大家调节心理平衡，进行心理保健。
对于未来的工作，卢勤建议，首先应该在灾区建立长期工作站，人员定期轮换，对灾区干部、群众的心理情况进行调查，对灾区内有受助需求的人，做免费、持续的单独咨询；第二，要将心理讲座在灾区系列化，形成一种制度，目前的讲座关注亟待解决的情绪和躯体化问题，如果长期安排讲座，可以更深入地讲解如哀伤处理、建立社会支持系统、职业与家庭冲突等内容，这样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第三，建议专业心理援助人员与大众传媒合作，共同发放实用性很强的心理学资料，同时在纸质媒体上连载心理学游戏、自我放松方法、心理调整策略的小文章，并辅以电视和广播的宣传。
陈秋燕特别提醒心理学工作者，进入灾区后尽量把自己和灾区群众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减少自己的优越感，同时要宽容灾区群众的一些行为、举动，尽量拿出每一项举措的具体实施方案，建设性地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