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与希望
和张全收的想法一样，来自四川的农民工陈国权认为:“能留下来就意味着希望!”
1月12日上午11时30分，东莞樟木头樟洋工业区。
屋内摆放着煤气灶，陈国权的母亲却在屋背后支起了炉子，用捡来的树枝炒土豆片。“煤气一瓶要一百多吧，加上买菜、房租四口人一个月开销大概600块，现在能省则省……”火车疾驰而过与铁轨撞击的声音湮没了陈国权介绍家里花费的声音，整个小屋随着空气振荡声一起颤动。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京九线距他的房子不过30米。
12时20分时，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陈鑫润走到门口见到一个月未见的爸爸时，未放下书包就直接扑向爸爸怀里，用稚嫩的声音对着正在收拾饭桌的奶奶说:“爸爸变高了。”陈国权的眼眶有些湿润，默默的不再说话。
32岁的陈国权曾是合俊厂电子部的组长。去年10月15日一早，陈国权随着数千名工人照常来到工厂上班，迎接他们的却是紧闭的工厂和大门上贴的一纸通告。
陈国权反复读通告，最后终于明白:空荡荡的厂房背后，管理层一夜之间集体消失，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厂倒闭了。
这对于他来说不啻是最大的打击。2002年他的姐姐陈桂群进入合俊厂的流水线当上了普工，收入稳定且略高于附近的工厂。
2004年陈国权进入合俊工作，不久之后，他在四川万源魏家乡的母亲、哥哥及女儿、侄子都来到樟洋工业区。
现在让陈国权最怀念的是在合俊厂简单却温馨的生活:加班的话工资可以拿到两千多；下午下班后还能在800多米外的华联学校接女儿放学，5岁的女儿喜欢爸爸背着回家；他的家则安在距工厂7分钟路程的地方，母亲已经做好了饭，再加上哥哥、姐姐两家，陈家十余口人，完全落脚在了千里之外的樟木头银洋樟洋工业区一街四巷。
去年10月20日左右，樟木头镇政府垫付2400万工资后，陈家兄妹三人像张全收一样开始寻找工作岗位。合俊倒闭后的几天，该厂门口已经挤满了招聘的企业，除了玩具厂、电子厂、制衣厂外，其中甚至还有美容、按摩院招聘广告，招聘的对象则多为女工。
樟木头镇政府组织27家企业提供了千余岗位分流合俊工人。
汹涌而来的招工企业、长期以来东莞各厂门口挂出的“大量招聘男女工”等条幅广告让不少工人一度产生了“幻觉”:工作不用愁，只要想做，随时可以进厂。
但折腾了半个月，他们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陈国权看来，所谓合适的工作就是一定要能经常加班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作才能拿到多一些钱。
经过半个月的踌躇后，陈国权的哥哥陈国兴将衣物等东西打包好，剩下的家什留给了母亲，一家三口动身返回老家。当天中午到达东莞东火车站时，他有些诧异，站前广场上散坐着回家的农民工，验票的人排起了百米的两列长队。陈国兴拉着老婆儿子快步上去加入了返乡队伍中。
与拎着大包小包挤在连上厕所都难的车厢、过年再以几乎相同的方式颠簸着南下不同，这次他决定回家后不再外出了，给十余年的外出打工生涯画上句号。他和弟弟商量过:家里六亩田因为在外打工一直抛荒，回家后重新拾起来。
同陈国兴一起踏上回家路的农民工不在少数。樟木头石新社区内的合俊工人离开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回家；三分之一去了别的厂。
陈国权说，从合俊倒闭开始，他认识的百余人中，半数回家了。他租住的出租屋附近，熟悉的面孔每天在减少，空置的出租屋开始增多。房东们纷纷挂出“有房出租”的小纸板广告的同时，也向老租客实行20元—50元不等的减租政策。
陈国权看来，除了思乡因素外，多数回家的人是因为被逼无奈:“谁都不想回家，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都想找事情做。”他们每天都奔走于各个工厂之间，见了问候语成了“见工了没有”，心头最大的心愿是能有一份能让他们留下来的工作。
但陈国权不愿离开，即使他的家安在城市的角落，嘈杂的铁轨、并不清新的空气和令人困扰的治安，但四年的生活已让他很难割舍，城市毕竟给了勤劳、实干者一次释放能量的机会。
从合俊关门的第三天起，每天早上7点，陈国权都会准时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从附近的工业区开始挨个找工作。“一天10多个厂，中午回来吃饭停一下又回去。”陈国权的母亲回忆当时的光景，很心疼儿子。
除了樟木头外，四处向老乡打听工作信息后，他还去塘厦、黄江，最远去过深圳龙岗，一点点信息也能让他有勇气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继续走下去……
幸运是不期而至的。去年12月中旬，通过老乡介绍，陈国权终于在东莞石排镇塘尾一家糖果厂找到了工作。工资与在合俊时相差无几，还当上了组长，但每月只放2天的假，对陈国权生活的影响是，从新工厂回到他樟木头的“家”，要坐近2个小时的公交车，他不得不选择在工厂里住宿。
“工厂缺人，当时还叫我拉30多个人过去，我叫了些工友，结果都没有去，说石排太远，工资也不算高。”陈国权需要这份工作，多年打工经历也让他心态更为成熟，吃住在厂里，花费比以前少了，“先干着吧，老板人也不错，稳定后把家人再接过来或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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