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称外资减持与中国银行没有直接联系

　　战略考量下的选择

　　《瞭望》：事实上，我们在分析外资撤资时，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当前市场低迷，但是，UBS和RBS仍然有较大的获利空间。

　　王兆文：中国的金融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时候，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主要是“贱卖论”。中国银行IPO（首次公开募股）以前，每股价格约为1.17元，上市以后，市场价格一度很高。当股票价格越高的时候，市场上的“贱卖”声音就越响亮。我的看法是，贵或贱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能简单地看到IPO前后价格的不同就得出贱卖的结论。原因在于，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投资中资银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有些信息是国内很多人所不了解的。举例来说，RBS准备投资中国银行时，英国很多人也质疑RBS的决策，争议的焦点是该不该投、该不该买，而不是价格贵贱的问题。西方国家的理念和我们不同，他们认为购买中资银行的股份，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行为。按照西方的计量方式，中资银行业当时是“技术破产”的。在此情况下，RBS的CEO为了能够顺利完成战略投资，专门带了一个英国的媒体团，来中国银行进行考察。考察以后，英国国内的质疑声音少了一点。但是，RBS购买中国银行股份以后，其股票价格还是立刻大幅降低。由此可以看出，当初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时，RBS方面是冒着很大的国内舆论压力，其投资也是很有诚意的。

　　《瞭望》：当时为什么不从国内选择战略投资者？

　　王兆文：我国的金融业要走向世界，就必须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摔打，去磨炼。在境内封闭经营没有出路。中国银行是中资银行业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从完善和发展自身的角度来考虑，引进国内机构达不到“引智、引技、引制”的目的。

　　左小蕾：从境外引进战略投资者，事实上是一种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销售策略。对于国际市场的投资者来说，中资银行曾经是完全陌生和不熟悉的。海外媒体渲染性极强的舆论，使中资银行的效率低、治理结构不透明、风险控制机制不完善、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国有银行的概念根深蒂固。虽然通过资产剥离和股份制的改革，但是，对中国的金融业缺乏常识的国外投资者，完全不可想象这种政府行为的作用。连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两年以后还提醒市场，中国的银行的坏账还会上升。一个主要的理由是，那些剥离的坏账还是银行的坏账，银行不可能在短期内靠盈利来完全消化掉。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一定程度上就是要通过这些大型知名机构的参与，特别是作为股东持有中国的银行的股份，参与银行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达到传导对中国的银行的了解和认知，增加对中国的银行的信心的目的。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将对熟悉的机构的信任转化为对中国银行业信任的效果。

　　《瞭望》：如何看待当初引进境外战略者的成绩？

　　王兆文：从战略投资者那里，我们学习到了一些先进的经验，并通过合作，创造出了战略协同效应。比如，与RBS成立了由双方行长/总裁任主席的合作指导委员会，定期就双方的合作进展及下一步合作计划进行磋商。中国银行与RBS的合作领域也由最初的14个扩展到40多个。通过积极引进淡马锡的小企业金融服务模式，进行消化和吸收，中国银行的中小企业业务新模式也已基本成型，正在从试点分行向其他分行进行复制推广。另外，中国银行还拓展了与UBS在投资银行业务、固定收益产品、市场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中国银行还注意借鉴和吸收RBS、UBS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先进经验和做法。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等多种方式，为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积累经验、培养人才。

　　总体来看，虽然UBS和RBS减持了中行的股份，但是，中国银行对二者的战略引进仍然是成功的，而且超过了我们当时的预期。

　　相关“规则”须细化

　　《瞭望》：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至今，目前来看，不少银行都已经到了三年“锁定期”。在此形势下，结合当前的外资撤离，中资银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是否应该作些战略性的调整？要注意哪些问题？

　　王兆文：我认为，从国外引进战略投资者，仍然是必要的。通过与对方的合作，我们才可能做到知已知彼。当然，选择国外战略投资者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不能因噎废食。其次，在引进过程中，要注意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完善合作协议，完善引进的条件等。

　　另外，结合中国银行的实践来看，在战略投资者的锁定期上，可以适当再长一些。时间太短，不利于双方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当然，这需要有关方面来进行论证。

　　左小蕾：我认为，中资银行应对战略投资者“抛售”股份做好准备。战略投资者肯定不会“永远”持有的。实际上，建行、工行、招行这些境外上市银行像中行一样，战略投资者的禁售期都已经或者陆续到期。在当前动荡的国际金融风暴中，中资银行们对战略投资者或者一些曾经的合作者可能采取的放弃持有股份的举动，应该有一定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