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绝症”心淡意悬时 《孟子集注》不期而至 那个时候，每一次病情发作，他都觉得自己好像到死亡谷里走了一趟。
那个时候，他被几家医院诊断为：癌症。
那个时候，他刚刚40岁。
腹部剧痛——巨痛，“食不能甘、坐不能支、卧不能眠”，他用一只枕头顶住腹部，弯腰头顶床板甚至头顶地，大汗淋漓。在办公室发作，七八个人围上来，拍肩捶背；在省城开会发作，被救护车送到医院。
医院用尽各种办法：中医电针足三里；西医服用抗痉挛药物、分次注射杜冷丁……而每次发作都长达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之后，他满脸青紫，瘫软得几个小时都缓不过来，“疼一次，往死里走一次。”
去北京治病，是最后的活路。
有四项化验数据都吻合于癌症指标，让人无法不相信那个诊断。临行前无论公事、私事，他都按“后事”安排。将七八本工作日志交给秘书：“你等我来电话，就把×××归档，×××送还机要室……”
翌日一早就要出发，下午县委办公室主任赵世芳赶来看他，带来一套新翻印的乾隆版朱熹《孟子集注》。赵主任告诉“杨县”：“邹城送来四套，这一套给你。”
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与和顺县是友好县市，赵主任和“杨县”也是多年同事，深知他“好古”，喜欢藏书。况且这次病得不轻——
杨治国心里明白，赵主任来送别也是心情复杂，“谁都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
他虔诚地包好这套三卷本的线装书《孟子集注》，内心有了计划：既然时日无多，临了就做点有益的事情，也不枉这三十多年的勤奋苦读。
住进北京煤炭总医院。第三天他就买来一个小茶几，开始了评点写作。随身带来了工具书《康熙字典》，王力的《古汉语字典》，杨伯峻、杨逢彬的《孟子译注》……后来，他多次表示，字词译注主要依据杨伯峻、杨逢彬两位先生的著述。
争分夺秒，似与死神赛跑；逐字逐句、涂涂抹抹、反复斟酌。他说一开始自己的定位就很清晰：“我不是在搞语言文字学，不是在搞哲学、考据学，也不是历史学、宗教学，那些都是我所短，不是我所长。”他认为自己与孟子产生共鸣，源于孟子的平民立场，为平民说话。而自己是农民出身，点评孟子“有情感上的必然和可能”，可以调动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感悟。
后来，他在自序中写道：“终日与圣贤对话，为百姓建言。每逢读有所悟、心有所得之时，发古情幽思，那远在两千多年、魂归邹城东南的亚圣形象，或如岩岩泰山令我肃然仰止，或如慈祥老人招我折枝相搀。”
如此孜孜以求，医生为之感动。两个月后，奇迹发生，经权威专家会诊，诊断发生颠覆性变化：不是癌症，是一种少见的“肠易激综合症”。对症治疗，三个月出院时，书稿初成。
此后两年时间里，这43.5万字的书稿，几经磨砺，“我不吸烟、不喝酒，不会玩扑克、麻将，工作之余有点时间就用在书稿上。”经专家审读，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8年，工人出版社修订为35万字，再版。
回过头来看这带有几分戏剧性的著书过程，杨副县长感慨万端：“如果没有生病，自己不会点评孟子。没时间，更没有胆量。被宣判死刑，来日无多，一切都无所谓了。”
死亡反而成为一种推力。
再回想，赴京前与《孟子集注》不期而遇——不早不晚，就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于是才有了他和《孟子集注》的“生死之约”。冥冥之中，“有很多东西无法解释”，他只能以“缘分”命名。
此前，他曾几次朝拜孔孟之乡。此番病愈后，他再赴圣地，虔诚祭拜，满心满眼都是感恩。他说自己有浴火重生的感觉。
父亲逼迫儿子读孔孟书 薪火跳耀“文化信仰”光芒 杨治国是家中长子，下有五个弟妹。
和顺县位于太行之巅，杨治国祖辈居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祖父、曾祖、高祖都是把脉看病的中医，祖母、曾祖母则是替人接生的喜婆。按说这样的家庭日子还能自足，但是这老杨家祖风“不置恒产”，只重“诗书传家”。
在杨治国记忆中，家藏书籍中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蒙学”读物，还有四书五经、医书、农工百艺等等，大多是清末版本。经历“文革”竟能逃过红卫兵之手，杨治国说：“家里世代为医，在那个缺医少药的村庄格外受尊重。山里人纯朴、本分，受传统影响深，运动在这里不太好搞。”
他1962年出生，五六岁时正值“史无前例”如火如荼，父亲竟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蒙”，每日要求背诵。再年长，涉猎四书五经。这就为杨治国在当时的教育体系之外，构筑了另外一套知识体系。
那正是当时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
杨治国回忆：“总是背呀背，到八九岁时开始逆反。问父亲"背这些有什么用？"我们那里冬天烧火炉，父亲夹起一块煤炭，放进火炉里。过一会儿，煤炭烧红了。父亲说，你背诵的东西就像这煤炭，有一天会发光发热的。”
懵懵懂懂好像理解一些，反抗精神就少一些。高兴时大声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烦闷时会手拿书本“装模作样”。父亲一心盼他做诗书继世的传人，于是“家里所有的力气活儿都不让我动手。我弟弟卸沙、砌墙，我上前帮忙，父亲生气，轰我回屋读书。”
饥饿、寒冷与他的童年生活相伴：玉米面加糠，再加橡籽粉，吃下去耐饿但不消化；山里打柴口渴就吃地上雪，“吃雪有讲究，要把雪在手上揉成温水才能吞。”衣服破烂也单薄，抓雪在脸上揉搓反而暖和了。
贫穷中积累的经验饱含着酸楚，但也有快乐时光，父亲手把手教他：用锅底灰水练习毛笔字；用细石将青砖打磨光滑，蘸水写字竟有宣纸的感觉，而这些资源在小山村唾手可得。
成年后的杨治国不仅写有一手好书法，还创作大量五言、七言古风体诗，有许多佳句受方家好评：“野鸟啼归路，闲月挂暮松”；“今生能知百姓苦，全赖当年雪满身”。结集出版了《荷香斋诗草》，发表散文、报告文学十余万字，与同龄创作者相比，尤其擅长新文言写作。
对他寄予厚望的父亲46岁病逝。
显然，他今天取得的成绩已远远超出父亲的期望值。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当今天知识界提出“重读经典”时，他更深刻地理解了父亲当年的作为。与其说父亲“先知”，不如说他有笃信不移的“文化信仰”。他敢于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以古典文化为家学、为奶水，喂养儿子，以图他将来有出息、不再过苦日子，那是因为他坚信这种文化对人的提升力量，坚信这种文化不息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肖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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