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律师撰首份民间反腐报告 记录500惊人案例

律师王荣利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发出反腐败之声： “通过量化分析，更清晰地研究腐败犯罪，以便防治”

近500个腐败案例中，曾担任过各级党委（党组）领导职务的有122人，所占比例最高，为28.77%

　　蓝田出生律师编撰首份民间反腐报告 500案例惊人

　　历时近10年，搜罗近500个案例，深圳律师王荣利编撰出一部50万字的《中国反腐败报告》。

　　他希望通过一个平民律师的视角来解读腐败犯罪案例，给预防工作提供一些民间的观察和思考。

　　新旧年更替的时候，律师王荣利的名字一下在网上传开了。

　　他一个人不声不响干了快10年，搜集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各类腐败犯罪案例近500个，光文字资料就有2000多万字，经过增删选编，整出一部50万字的腐败犯罪大汇编，冠以《中国反腐败报告》这样一个赫然的题目，令人一惊。

　　43岁的陕西蓝田人王荣利自称他这是“不务正业”。因为一来没人请他这么做，他的研究纯粹是自发行为，所有花费都得自掏腰包；二来他的本职因此几乎停滞了，这些年，案子没代理几个，钱也没挣到。

　　王荣利说：“说实话，刚到深圳创业那会儿，我也没多少钱，但那时个人资产好歹还是‘正数’。现在？成负的啦……”

　　是一个什么样的“报告”，让身处经济特区的律师不抓紧时间赚钱，却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搞研究？而这个报告，对于现实中的反腐败又有多大的价值？

　　500案例让人触目惊心

　　1月下旬，深圳，繁华的深南大道。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妻子和正上小学的女儿从西安来探望王荣利，可他撇下她们，让“娘俩自己逛街去”，而他来到办公室，翻出厚厚一摞《反腐败报告》文稿整理起来。

　　这部报告中的案例全都来源于新华社等媒体的公开报道，王荣利从报纸、杂志、网络中选择编入。最初的搜集还得剪报，很不方便。后来，互联网使这项工作加速。2000年以后，王荣利通过网络查看新闻信息时，随手会把比较典型、社会关注度高、有较大影响的案例搜集起来，几年工夫，搜集了包括民事、刑事、企业家犯罪等各种案例达1000多个，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腐败犯罪。

　　搜集案例，不过是王荣利作为律师的职业习惯。随着电脑里保存的案例越来越多，他开始由下意识的习惯性搜集，转变成有意地专项分类搜集。2003年以前，王荣利搜集的腐败案例不足200个。近些年，国家反腐查处力度加大，他搜集到的案例很快接近500个。

　　积累了这么多素材，王荣利想，该做点什么。刚开始，他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

　　目前，官方的反腐败报告是中央纪委的工作报告和每年全国“两会”期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作的工作报告。这些报告具有高度权威性，资料、数据准确，但相对简练，只能反映年度或一段时期内的情况。

　　王荣利此前也看过一些有关反腐败的研究文章，但他觉得这些文字“更多谈及反腐倡廉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真正能提出具有实质价值的分析意见和指导性建议的不多”。

　　对于坊间流传的各种反腐题材的小说，王荣利说，他几乎一本也没看过，“只有真实的案例，才更有研究价值”，而且案例越多，“统计的数据才越真实可信，也越有代表性”。

　　于是，“写作一部‘当代中国典型腐败犯罪案例统计与分析’的《中国反腐败报告》水到渠成”。

　　王荣利是个律师，他的研究和思考自然融合了个人的法律知识和背景。他将案例分为地域分布、时间阶段、职务结构、年龄结构、发生领域、犯罪罪名、犯罪程度、犯罪表现和犯罪后果这些方面，分别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而这几方面其实就是犯罪构成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客体四大要件。王荣利在案例分析时，即以这四大要件为指标。他试图“通过这种具体的量化分析，更清楚地认识、研究腐败犯罪，从而有针对性地找出具体防治措施和解决办法”。

　　这部几经增删、分别有50万字和8万字“足本”和“简本”的两个版本的《中国反腐败报告》，除了上述9个方面，又分为上篇“腐败犯罪的动机”和下篇“腐败犯罪的下场”，列举了形形色色的腐败乱象——追逐权钱、卖官受贿、贪图情色、藐视法律、娇纵妻儿、居功自傲、嗜赌成性……最终东窗事发，落得个——命丧黄泉、贪财财没、弄权权失、痴情情伤、家破人亡、尊严丧尽、悔之晚矣。

　　由于这些案例都是近年侦破、审判并公开报道过的，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李真等诸多轰动一时的大案，使人记忆犹新，但近500个案例累积一册，即便是粗略翻阅一遍，还是触目惊心。而王荣利制作的各种分析表格、数据，更是复杂而繁多，令人目不暇接。

　　民间反腐报告的标本意义

　　其实，早在2005年年初，王荣利就初步完成了《中国反腐败报告》，分为《贪官八耻——剖析腐败犯罪的八种表现方式》、《权力的陷阱——透视腐败犯罪的八大结局》两大块。他给一些机构打电话或寄去书稿，希望能够审读或出版，但遭到婉拒。有些答复是“这事不归我们管”，有的则小心翼翼地表示“话题敏感，无法帮助”。

　　尽管看上去这个工作一时不会有个结果，可王荣利已经欲罢不能了。一连“折腾”了几年，如果说最初是兴趣和下意识在做，而现在变成一种责任了。王荣利希望通过一个平民律师的视角来解读腐败犯罪案例，给预防工作提供一些民间的观察和思考。

　　但生活的压力让他不得不暂时放下这项研究，转向能带来一些经济收益的工作。从2006年起，他连着出了几本研究企业家犯罪的书籍。接着又埋头于反腐研究了。经过2008年持续大半年的两次整理、增删，《中国反腐败报告》第二稿基本杀青，王荣利自费打印了近60册，分别寄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纪委预防腐败办公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新华社等媒体以及一些大学、社科院等研究机构。

　　有媒体报道了王荣利的这项研究，引起关注。华东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唐亚林，在其个人博客中高调“肯定和赞扬”这一“民间反腐败报告的标本意义”。

　　唐亚林说，这份民间反腐报告的统计分析和研究结论值得关注：譬如，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所谓“59岁现象”之说。如果公共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腐败发生的机会随时随地都可能有。

　　又如，“腐败犯罪案件基本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再到西部逐步递减的趋势”，这与人们愈贫穷的地方贪污腐败状况愈严重的想法不大一致。

　　王荣利没想到新华社总编辑何平也给他复信了，信中表示“来函和书稿收到，可以看出，您对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何平祝王荣利“在今后的法律思考和实践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