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律师撰首份民间反腐报告 记录500惊人案例

　　“反腐报告”缘何出自深圳

    按一般的理解来说，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在这里生存的人也把赚钱放在第一位。

    王荣利不这么看。他用一位中央领导说过的话作为理由：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因为开放得早，遇到问题早，发现问题早，也就需要早些入手研究，拿出对策办法。

    在《中国反腐败报告》中，王荣利从深圳市源头反腐的一些具体做法中归纳出预防腐败的经验。

    这个名为“清源”的课题组研究发现，高达60%以上的腐败行为，都集中发生在土地交易、建设工程、产权交易领域。而深圳早在1987年12月，就敲下了“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创造了“官员让位、市场就位”，“市场定价、没有闲话”，“挤出‘水分’，挤出‘腐败’”等新名词，也建立起规范、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秩序，达到预防腐败犯罪的目的。

    “是否可以建立起一种包括道德、职务、法律三重评判的反腐体制。”王荣利提出了一些制度建设方面的创新建议。他设想不妨参照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的方式，在局部地区如深圳等地先行试验，闯出一条反腐的新路来。

    从一个辩护律师的视角反腐败

    看了太多的案例，贪官受到刑罚，王荣利也觉得罪有应得，大快人心，但同时又不由自主从辩护律师角度想：怎样才能预防、避免犯罪？

    王荣利记得十多年前的一幕：1998年，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因受贿罪被判死刑，法庭上，两腿发软的戚火贵最后陈述，几次哭出声来。

    这种求生的欲望让王荣利“非常同情这个人”。王荣利说：“戚是个市委书记，我地位没他高，但法律专业素养他没法跟我比——如果我能起到一个律师的职责，让腐败犯罪分子认识到律师的价值，原本可以避免犯罪的官员，是否会因此走向另一条道路呢？”

    王荣利是陕西蓝田县小寨乡牛心峪村人。自小在山中长大的他，骨子里有股“老陕”的韧劲。1988年，他从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系毕业，先在蓝田县一家法律咨询处工作，1993年南下到海南、广东等地，在一些企业担任法律顾问。2003年，他进入深圳立国律师事务所做职业律师。“如果以物质财富来衡量个人成就，那么这几年我很失败。但我始终认为，我是在做一件非常值得有人去做的事情。”王荣利说，今后还会给报告不断补充新的案例，继续递送给国家相关部门，供领导参考，希望这些努力能为中国的反腐倡廉起点作用。

    在工作间隙，王荣利把《中国反腐败报告》中的精要部分，做成了幻灯片。目前他最想做的事，就是给他研究分析出的“高危人群”讲讲课，讲讲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讲讲法律与道德、权力与法律的问题。“我的反腐报告肯定跟一个市委书记讲的不一样。我不讲大道理，以一个律师的视角，用我掌握的案例，挖掘腐败犯罪的表现和后果，告诉官员为啥不能那样做。”

    访谈

    “59岁现象”是伪命题吗

    王荣利认为，腐败犯罪与年龄之间的关系不大，而与其职务和掌握的权力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1月下旬，本报记者在深圳就相关话题对话王荣利。他至今没有为任何一个贪腐官员做过辩护律师，但由于他的结论来自于近500个案例的量化分析，颇具说服力，也得到了学界的肯定。

    腐败与年龄关系不大

    记者：从近500个案例中分析出的结论，您认为哪个超出了人们以往的判断？

    王荣利：以前，人们把临到退休前“捞一把”的腐败犯罪称为“59岁现象”，最著名的就是云南红塔（烟草公司）老总褚时健贪污落马的案子。一些买官卖官的腐败案件中，有些领导干部在39岁左右，急于从副职转为正职，要不然就没机会了，于是又有人提出“39岁现象”。而在一些经济犯罪案件中，出现不少26岁左右的人员，又有了“26岁现象”。

    腐败犯罪与年龄之间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我对近500个案例中的260名罪犯初次受贿或主要犯罪发生时的年龄进行统计，分析显示有关系，但不大。

    绝大多数罪犯初次贪污、受贿的时间，往往是在其初次“大权在握”的期间，有的年龄20来岁，刚参加工作，大的60多岁，面临退休。因此，“59岁现象”、“26岁现象”都是伪命题。腐败犯罪与年龄关系不大。掌握权力的年龄阶段，就可能是官员腐败的年龄阶段。

    经济发达地区腐败犯罪多

    记者：报告中专门有个章节是腐败犯罪的“地域分布”。您认为腐败与地域之间有某种联系吗？

    王荣利：专门划分一个“地域分布”，其实是与地区经济发展对比的。我将这些腐败犯罪案例的地区分布情况，与当地GDP情况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典型、重大腐败犯罪的发生，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是典型、重大腐败犯罪高发的地区，而且基本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再到西部逐步递减的趋势，这同中国各地经济指标从沿海到内地再到西部呈现出的递减趋势基本一致。

    政府交通口落马官员多

    记者：您的研究中，哪些部门、哪些人员，是腐败犯罪发生的“重灾区”、“高危人群”？

    王荣利：腐败犯罪人员涉及党内机构的有纪委、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其中涉案较多的是政法委和宣传部。一些人大、政协主要领导发生的腐败犯罪事实，大都是在其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时候发生的，与其担任人大、政协领导职务并无太多直接关系。这种情况值得深思。

    落马官员最多的政府部门是交通口，近500个案例中，全国共有13个省、直辖市交通部门副厅长以上职务人员17人落马，另有两名交通厅管理下的高速公路建设公司董事长落马。此外，腐败犯罪84%集中在执法、司法、融资、国企经营、产权等领域，95%集中在行政审批、贷款、采购等方面。

    省一级党政机关各部门厅级、副厅级发生重大腐败犯罪的也较突出，占近11%。

    “越反越腐败”只是表象

    记者：民间有种说法是“腐败越反越多”，这种观点您怎么评价？

    王荣利：改革开放30年来，腐败犯罪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变化：1999年以前的10年查处案件占全部案例的14%，2000年至今查处的案例占全部的85%。而且，最近十年高级领导干部构成犯罪并受到刑事处罚的大量发生。

    近年大规模、大声势地查处腐败犯罪，新的腐败犯罪仍在不断发生，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边反腐边腐败”、“边腐败边反腐”。有人认为反腐败是“越反越腐败”。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关键要看采取什么样的反腐败方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强调要注重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就会逐步呈现腐败“越反越少”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