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绯三论消费券:从天上掉馅饼到同做大蛋糕
有人指出,发放消费券属于天上掉馅饼型事件,政府一年最多发放一次,不可能像工资那样月月发。
消费是很长远的事情,拉动内需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做到可持续。消费券每年发放一次,效果的确有限。而传统意义的消费券,无论成都、台湾还是日本,都是由政府财政埋单的。如果政府财政可以一直补贴下去的话,月月发放消费券,当然可以对扩大内需产生持续影响,但是这以当前地方政府的财力、物力,这很不现实。
王吉绯提出,除了政府补贴之外,消费券的成本还可以由其他方面分担。首先来自指定厂商的让利折扣。因为消费券虽然是货币的替代物,但不完全等于货币。人民币是不记名的、具有充分流动性的、没有任何指向性的,而消费券则是记名的、有具体指向性的,指向那些特定行业的指定厂商。消费券的流动性不如人民币,所以指定厂商应该给予贴现,即货现率(比如10%)。
王吉绯指出,政府采购本来就能够拿到一定程度的优惠。在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消费券等于事先确定的需求订单,即规模需求。生产厂家和流通商家因此可以相对精准地安排生产和服务,避免了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减少了生产和营销的成本,完全有能力做出一定程度的让利:出厂价、批发价跟零售价的差异,远远不止10%的折扣。
如果消费券能够得到本来就应该得到的10%折扣奖励,相当于增值10%,远高于现行银行存款利率,这将唤起消费者主动购买消费券的欲望。例如用100元人民币换回110元消费券,在指定厂商换回110元商品。作为消费券的受益方之一,消费者自己也补贴了一部分现金。
在此基础上,政府可以有选择性地进行补贴。比如说,相对困难的群众,可以花100元买到120元的消费券,在指定厂商那里换回120元的商品,指定厂商让利10元,同时政府补贴给厂商10元。如果是补贴下岗再就业型的厂商,政府还可以补贴全部20元。
在王吉绯看来,消费者自付一部分,买到了优惠商品;厂商让利一部分,获得了额外的规模需求订单;政府财政补贴一部分,既改善了民生,又拉动了内需。消费券,一箭三雕。
王吉绯四论消费券:拉内需不必坐等社保完善
很多学者认为消费券治标不治本,并没有改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长期来看,政府应该将大量支出投向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以解决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王吉绯认为这个观点似是而非,社会保障与拉动内需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何况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需要很长时间,远水不解近渴。
一种非常流行的、近乎老生常谈的观念认为,中国储蓄率高而消费率低,因为老百姓有钱不敢花,而不敢花钱的原因则是社会保障体系不足。王吉绯指出这个论断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消费意愿偏低的原因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没有钱可以花,一个是有钱但是不花。没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截至2008年9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居民户人民币存款余额为20.8万亿元,全国人均1.5万多,不算太少,但也不算多。这些存款中,受社会保障因素影响的不大。
从微观上看,高收入群体没有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依然选择少花钱,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也许收入10000元只花5000元。反而是那些迫切需要社会保障体系帮助的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也许收入2000元花掉1500元,用于购买那些必须的基本生活资料。他们把收入全部消费,也只是增加500元。即使考虑到中低收入群体比例较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对内需的拉动作用也是有限的。
从宏观角度看,某国的消费率与其社会保障程度的相关性也不明确。英国是有代表性的高保障、高福利国家。其消费率一直较高,2005年为87.1%。但是作为社会保障程度极低的国家,柬埔寨的消费率也很高,2005年为89.1%。对中国来说,建国初期消费率曾高达78%,改革开放后,消费率出现稳步下降的趋势,在55%-65%的区间波动。2001年以来,消费率一直处在60%以下,2007年为48.8%(含政府消费13%),我们的社会保障改革完善之后,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消费率自然增加到80%左右。
当然,不是说不应该继续进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如果能够快速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协调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稳定都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社保是“保”未来,消费券是“劝”现在。如果失去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拉动内需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没有更多等待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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