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陕西陇县县委书记杨宝玉 县委书记缘何青睐“一村一法官”

　　对话人：陕西省陇县县委书记 杨宝玉 本报记者 台建林

　　对话动机：陇县法院实施“一村一法官”工作机制，引起各方深度关注，网上讨论热烈，欢呼雀跃者有，发问猜测者亦有。

　　陇县县委书记杨宝玉三次深入村组调研，县委常委会两次专题研究，四次召开会议，两次以县委名义发文，要求各乡镇大力配合推广“一村一法官”工作机制。

　　就此，本报记者与陇县县委书记杨宝玉有过一番对话。

　　对话陕西陇县县委书记杨宝玉

　　县委书记缘何青睐“一村一法官”

　　记者：陇县法院在全国首推“一村一法官”，你曾三次调查，两次发文。作为县委书记，你为什么对这一事物如此关注？

　　杨宝玉：主要是群众欢迎，而且热情出乎我的想象。

　　当时，我在农村调研其他工作，听到群众谈起法院的“一村一法官”都是叫好声。我觉得，越是大家叫好的事情，越要保持冷静，是否真好，群众最有发言权，于是就连续几次到村组去调查了解。

　　我问干部群众，“一村一法官”为啥好？当事人说：“人都要面子，法官驻村办案在家门口说事，方便、快捷、省钱不说，还能达到在法庭达不到的效果。人没理在法庭也不好乱说，怕引起众恶。再说，事情刚发生，还没有弄大，双方容易说和，避免了邻里之间对簿公堂而留下世代仇怨。”

　　群众说：“法院到村上审案，把天理、国法、人情都想到了。别人做歪事，通过法院审理、调解，对我们都有教育，我们都知道别人错在哪里，该怎么办，教育娃娃也有了样子。”

　　村组干部说：“参与法院审案，把基层意见、群众看法向法官反映，使法官判决和群众的看法更近了，还学到了依法办事的本事，群众对我们信任了。”

　　法官说：“现在到基层办案，法官由过去一家单打独斗变各方主动协助，找当事人、带路、做调解工作，安排就地开庭场所，组织旁听等工作由参审员、调解员来完成，使法官从诉讼的实务中解脱出来，整体把控纠纷解决的思想和全貌，提高了工作效果。”

　　记者：看来，这种机制是得到多数人认可了，可是怎么来保障“一村一法官”？陇县只有48个法官，却有158个村啊。

　　杨宝玉：法官的编制是死的，而办法是活的，田忌赛马，就看如何运筹。

　　在“一村一法官”向全县推广时，县法院走了四招棋：

　　一是算细账。对全县158个村和两个社区2005年以来的所有诉讼案件、各村排查化解的纠纷进行分类统计，详细掌握纠纷转化为诉讼案件的情况，为驻村法官统筹安排审判工作提供了依据。

　　二是搭台子。就是成立法务庭。“一村一法官”机制在试点阶段时，曾在棱底下镇王码咀村审案，案件处理后，该村支书建议法院在他们村建立一个办案点，并说能否叫法务庭，支持、指导村上搞好矛盾纠纷调解。这就是法务庭的来由。

　　三是搬块块。法官进村后，联合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门，集中对群众有诉求、符合立案条件的纠纷集中进行清理、调处，还清历史老账。

　　四是抓规范。法官按个人联系村组及案件多少，定期到村上审理案件。同时，公开驻村法官、参审员、调解员的电话、手机，大事、急事驻村法官随叫随到。

　　这样，搬块块解决了各乡镇的历史遗留纠纷，新产生的纠纷随时审结，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解决了法院人少案多、人少村多的矛盾。

　　记者：据我了解，农村已有多个基层维稳组织，再来一个“法务庭”有必要么？

　　杨宝玉：我算了一下，如今各村都有调解、综治、维稳、信访、警务室等七八个维稳组织，也都在发挥着各自的职能，但农村维稳的形势还异常严峻。

　　单就我们成立的这些组织看，有着先天的不足。一是已有的维稳机构因为不具有终极裁判力，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总以为反正法院会在后面处理，容易产生等、靠思想；二是对处理的结果心里不踏实。这些组织处理矛盾纠纷时，多从人情、道理上做工作，法律上是怎么个说法，当事人心里不明白。加之在说情讲理时，单位不同、角度不一、结论不同，使原本可以通过调解、协调解决的问题因有疑惑而难以解决。

　　“一村一法官”工作机制的建立，使得基层维稳组织更加完善，在解决纠纷时使得人情、常理、国法融合，司法、行政、民意兼顾，从而形成合力，使问题最终化解在村组。因此，我才把“一村一法官”定位为和谐稳定平安的基石。

　　记者：那么，“一村一法官”机制实行后，其他机构需要撤并吗？它们与“一村一法官”的职能如何定位？

　　杨宝玉：不是裁剪撤并，而是整合优化，使其定位更加准确，职责更加明确，作用更加明显。

　　具体讲，运作时由综治办协调，矛盾调解站和信访室对摸排的矛盾纠纷先行化解不得少于三次，有结果、有记录，当事人不服或反悔，方可移交到法务庭，再由法务庭牵头再依法调解，对其他组织先行调解合法的给予认可，使其赋予法律效力。警务、维稳组织对发生的案件先行制止，提出参考处理意见，难以化解的则在制止后转交到法务庭。

　　矛盾调解站、信访办重于情理感化，体现人文关怀，维稳办、警务室偏于法律威慑，体现法律威严，而法务庭赋予两者以法律效力，宽严相济，形成解决纠纷的整体合力。

　　记者：你在调查中听到不同意见了吗？推行新机制有阻力吗？

　　杨宝玉：听到了，并且我已注意到了网友各种各样的意见。这是好事，有利于我们及时反思矫正工作思路和改正工作不足。

　　说到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执法理念。十几年提倡的坐堂问案，中立消极办案已成习惯，要一时转过弯来实行能动和谐的执法理念，还有待时日和不断教育，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二是法官自身。到村上、到基层办案，法官有“四怕”：怕丢权、怕受累、怕吃苦、怕失威，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看到了效果，又使法官增添了使命感、责任感和成就感，最终成为“一村一法官”的有力推动者和实践者。

　　记者：你们的参审员、调解员权力很大，他们是怎么产生的？与现行法律有无冲突？

　　杨宝玉：实际上，我们的参审员是由陪审员转化过来的，这不仅解决了西部法官断档缺人的问题，而且由于参审员来自民间，无形之中他们代表的民间意愿会对法官所代表的专业判断有所制约，使案件的最终处理更切合现实，符合民意。同时，在审理、调解中通过法官详细展示其公正透明的司法程序和理性严谨的司法结果，使法官代表的专业判断，对多元的民意进行理性的引导和规范，使案件的最终处理更贴合法理、符合法律。

　　记者：有人说“一村一法官”是司法体制上的一种尝试，你怎样看？“一村一法官”机制于法是否有据？

　　杨宝玉：我不是法律专家，这个说不好，不过我认准一条，群众叫好拥护的我就拥护，群众欢迎满意的我就支持。

　　我们常常讲，要将人民满意作为最高标准，而在实际工作中，个别人在判断一个事物时，坚持的却是自己拟定的标准和所谓专家的标准，甚至是西方的标准，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群众的标准。就像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司法制度在设计中，过分地强调了开庭审案、独立办案，当事人举证、专业推理，而忽视了基层组织和群众作用，个别法官很少和群众接触，不注重依靠全社会力量化解矛盾，案件质量可能没有问题，但矛盾纠纷没有化解，案结事不了，没有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

　　“一村一法官”实际上是多元化解决纠纷这一优良传统的回归，更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实现司法公正的民本思想。

　　记者：“一村一法官”现在起到效果没？

　　杨宝玉：我从“一村一法官”给全县经济社会带来的新变化看，主要有三点：一是司法公信力显著提高。“一村一法官”机制运行后，法院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60多件涉诉案件。二是陇县平安建设知晓率、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率同比大幅提升。三是发展环境显著优化。去年，全县引进项目同比增长了40%。一位乡镇书记说得好：“以前，我们既像信访局长又像消防员，被上访群众抱腿、臭骂时常有，现在纠纷处理到了基层，我们能腾出时间谋划发展的大事了。”

　　记者：有好多事情，刚刚实行时轰轰烈烈，但其兴勃也、其亡忽也，最终被群众遗忘，“一村一法官”能摆脱这种命运吗？

　　杨宝玉：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发生在基层组织建设中的情况，也有这方面的教训。问题的核心是，一项改革从实践到成功，要经过试验，如果急功近利想得到某些成果，而忽视了群众的需求和感受，标新立异地作出某些“秀”来，那么生命力绝不会长久。

　　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状况，县法院三管齐下：一是利益引导。规定到法务庭或田间地头办案补助增加30元，调解结案比判决补助增加30元。二是明确职责。向社会公布驻村法官、参审员、调解员的职责、纪律、工作程序。村参审员、调解员按参审、调解案件数计算报酬，调动了参审员、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三是严格奖惩。规定不论什么原因，法官每年因办案而引发一起涉诉上访案件，实行一票否决，年终不能评为先进。法官每办一起发还重审或重大改判案件，审判委员会集体会诊，并实行责任倒查、处罚连坐的办法，确保重大案件法官都能到群众中去调查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