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乡还是外出--中国农民工求解就业困局

　　新华网重庆2月21日电 题：留乡还是外出——农民工求解就业困局

　　新华社记者　任珂　王晓磊　全晓书

　　和往年不同，郑小钢没有在春节之后搭乘火车南下广州。这个在他眼里曾经遍地都是赚钱机会的繁华大城市如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去年10月，郑小钢在广州打工5年的电镀厂倒闭了。失业后的数个月里，他四处奔忙，却再也没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只好提前数个星期回到位于重庆市郊区农村的家中。

　　“现在大形势不好，那边的就业机会可能也不多。”29岁的郑小钢目前没有重返广州的打算。如今他在重庆市区一家餐厅当厨师，月收入1200元左右，相比在广州打工的工资少了将近三分之一，但他能够接受。

　　然而，更多像郑小钢一样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的农民工仍在为“走出去”还是“留下来”犹豫观望。中国政府本月初估计，全国失业返

　　乡农民工可能超过2000万人。这些从中国外向型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的沿海地区返乡的农民工，成为当下政府和舆论关注的焦点。

　　是否重返东部成为农民工需要仔细掂量的问题。拥有庞大制造业规模的广东省已经宣布，今年一季度劳动力市场需求将比上季度下降近5％。而在2008年，广东省制造业吸纳了55％的农民工就业。其他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也大幅削减。

　　位于中国西南的重庆市是劳务输出大市，每年向外输出农民工约300万人。今年春节回乡过年的农民工比例大幅上升，有些乡镇甚至超过了80％，而往年只有不到40％。当地政府曾预测，全市可能有100名万农民工因沿海不好找工作而暂时不再外出务工。

　　30岁以下的年轻农民工大多做好了“两手准备”——先在本地找工作，实在不行再外出去试试。然而几乎没有人准备重新务农。“回去种地没什么发展前途，而且已经适应了城里的生活，在农村什么都不方便。”郑小刚说。

　　农民工的回流给当地带来了很大的就业压力。春节假期刚过，重庆市内各大劳务市场涌入了比以往更多的求职者。据周洪英估计，今年求职者数量比去年多了约20％。

　　然而，沿海和内地在产业结构和工资标准方面存在的差异，劳动力供需双方之间的明显矛盾使一些农民工在家乡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31岁的熊康宝从广东回到重庆后，大感“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名曾在深圳、东莞等地打工15载的熟练注塑技工，如今只能在当地一家温泉洗浴城里打杂。

　　相比沿海地区，内地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要少得多，而金融危机又进一步打压了需求。重庆人力资源市场对去年第四季度的统计显示，当地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同比下降了25．7％。与此同时，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需求却同比上升了133．5％。

　　然而，当地一些制造企业却备感招工不易。永川宇轮机械厂的招聘人员告诉记者，至今没有招满铣工和钳工。“稍微有点工作经验的都要月薪2000到3000元，还要求每天8小时工作上限。这两项公司都没法满足。”

　　面对就业困境，也有一些农民工选择了创业。曾在广东打工10年的陈友权现在在家乡重庆市合川区钱塘镇的一个村承包了20多亩水田，养殖当地人钟爱的火锅美味——泥鳅。

　　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失业农民工的生计问题，采取了及时全面的应对措施。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积极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特别指出要“鼓励农民就近就地创业”。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本月初公布了五大措施帮助求职农民工尽快就业。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在近日启动了以就业援助为重点的“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说，农民工的就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农民工就业门路。

　　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响应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农业和人口大省河南为例，该省已投放小额贷款资金1000多万元，帮助600多人创业，带动4000多名农民工就业或再就业。

　　重庆市预计今年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将达15万人，政府计划为他们建设专门的创业园区，并实施一系列帮扶政策，如增加小额贷款的发放、举行技术培训、给予贷款贴息和税收减免优惠等。

　　“农民工回流不一定是坏事，”重庆市合川区就业局局长邓卫东说：“他们有一定的资金积累，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先进的观念和熟练的技术，可以带动当地人创业。”

　　创业的风险也让很多农民工踌躇不前。一旦他们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亏掉多年的积蓄，生活将陷入更大的困境。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康厚明表示，他希望政府能进一步扩大帮扶力度，让小额创业贷款、举行技术培训等政策惠及更多返乡农民工。同时，农民工也要学用好这些政策，帮助自己创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难问题，应该首先帮扶企业，尽可能减少下岗农民工，对已经下岗的农民工尽快启动大规模再培训计划，并开发并发展农民工就业新市场。

　　汤敏认为，政府还应加紧推出农村社会福利体系，进一步改善农村医疗体系。推出完善的农村社会福利体系，在目前情况下对国家的资金压力并不是很大，还有助于增加农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