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失海外文物数以千万计 回流却困难重重

　　淘宝鬼市和鬼吹灯

　　对于“没赶上这拨儿”劫掠的西方人来说，有几个方式也可以获得中国的宝贝，和当兵打仗这样充满风险的工作相比，收购和盗窃这样的方式细水长流，也是许多国家今天得以收藏大量中国文物的主要方式。

　　收购并不是说一位公使或者传教士走街串巷吆喝着要买废旧书本或者去逛潘家园琉璃厂之类的旧货市场。咸丰、同治年间的琉璃厂还远没有日后这样的奢华，后来经营书画古玩出名的荣宝斋，在当时还叫做松竹斋，主要负责的业务是给那些大官们誊写奏折，他们精通避讳，能把皇上爸爸妈妈们的名字记得清清楚楚不会搞错，对奏折格式也是极为精通，官员们为了防止被人因为小过错抓辫子，都喜欢找他们。至于潘家园，当时是一个叫潘家窑的小村，到了清末民初，才逐渐成为一个“鬼市”。

　　所谓鬼市，就是凌晨四点开市，黑灯瞎火方便销赃和卖赝品。也有好多以前的大户人家不愿意丢人卖祖产，于是跑到鬼市来偷偷交易。因为天黑，也没有人在乎买家到底是金发碧眼还是仁丹胡罗圈腿。

　　当时的西方人如果想要带走点中国古物非常容易，除了找古玩店，还会有不成器的小官员或者衙门办事员往公使馆送一些东西出来。当时中国有一套很珍贵的图书《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图书集成。当年紫禁城着火的时候，明朝嘉靖皇帝第一反应就是让人赶紧搬书。

　　这套书留到清朝的只有一套誊抄的嘉靖年间副本，永乐年间的那一套很可能被嘉靖带进了坟墓，清朝皇帝得到这套图书之后曾经保存在了翰林院，在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遗失了一些，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又洗劫了一批，剩下的在几十年中一直在被那些官员们偷偷地卖，他们偷出图书就去东交民巷各大公使馆兜售。日本人由于文化相近，收藏了很多，这套书如今中国境内大概有200多卷，国外还有数百卷。

　　外国人如果当了中国的官，那获得文物还能更容易一些，比如挪威人蒙茨，他收藏的文物后来都捐献给了挪威伯尔根博物馆。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圆明园的石雕构件，这类东西在1900年之后想获得非常容易，当地居民是当作建材来盗卖的。

　　此外，还有一些地点也藏有财宝，以另外的方式埋藏于地下，比如清东陵和清西陵，不过由于皇陵都有士兵把守，距北京又太远，所以一直到了民国时期，才有军阀孙殿英利用工兵和炸药盗了慈禧太后的坟。类似的还有1938年，光绪陵墓也被盗窃一空，至少200件珍宝被盗走，这些宝物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有西方人利用盗墓方式收集文物，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的馆藏，就来自于一个叫怀特的圣公会神父，他在1920～1930年代在中国传教，尽管他带出的文物当时都有中国海关的许可，不过据说这位神父在洛阳一带盗墓数年。

　　遭到最严重盗窃的地区还不在洛阳，而在敦煌。1900年探险家如斯坦因等人用象征性的价格买走了大量的珍贵图书画卷文物。尽管这些文物在西方博物馆里逃避了中国的内战和饥荒，人们仍然对如此珍贵的文物流失在外国而耿耿于怀。

　　庚子年浩劫

　　站在前人肩膀上能更有成就，这句牛顿的名言对抢劫者来说并不实用，因为1900年的八国联军来到北京的时候，抢劫的财宝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丰厚，他们在劫掠圆明园的残余建筑和颐和园的时候，甚至连鎏金的瓦和铜器也要刮一刮。

　　就在这次抢劫中，英国大尉抢到了曾经藏于圆明园中的国宝《女史箴图》。

　　这幅画是东晋顾恺之作品的唐朝摹本，但被认为最接近原作的神韵，历朝历代都被当作真迹一样供奉，宋徽宗赵佶在上面题过诗，认为这就是顾恺之的原作。这样的国宝被盗卖，是中国文物流失的最大损失。

　　和上次大劫不同的是，六部机关和各大王府乃至于殷实的私宅都受到了联军的洗劫，被抢文物包括：

　　各类珍贵图书、历代帝王后妃图像120轴；宫外未见之各种古本善本图书20种；《永乐大典》307册；皇宫中34颗虎钮银印；社稷坛被抢各种祭器168件；天坛被抢各种祭器1148件；嵩祝寺被抢镀金佛像3000多尊，其他珍品1000余万件。

　　西洋人醉心文物，武士和农民组成的日军则主要是抢钱，从户部银库抢走2914856两银子送到日本使馆，后在户部的缎匹库和颜料库抢走绸缎，又把内务府所存的32万石仓米和全部银两洗劫一空。

　　法军在传教士帮助下从礼王府抢得白银200余万两和珠宝，据说用大车拉了7天；还在户部尚书立山的家中抢了365串朝珠和价值约300万两白银的古玩。日军则从高级官员家中抢走藏在井中的30万两白银。

　　一些平民的家宅也受到抢劫，用的借口是“搜查赃物”，当时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杀死，一块表被劫走，德国兵四处搜查那块表，闯进了相声艺人钟子良（陈涌泉的外祖父）的家，用汉语说“表”。钟子良逗他们，拿出一个马蹄表，就遭到了毒打，受伤后的钟子良就把德国人四处进宅抢劫别人家传家宝的故事写成相声本子《卖五器》，说联军司令瓦德西为了霸占别人家的“半拉锅盖”，竟然威胁不和李鸿章签和约。

　　在庚子年之后中国文物最严重的流失则是溥仪的盗卖文物，退位之后溥仪生活在故宫中，变卖了珠宝之外还把一些本来归民家所有的古书“赏赐”给溥杰，让他带出宫，后来溥仪去天津生活、去东北“即位”，都曾经把文物卖掉，最后逃难的时候，甚至用古书画换农民的包子馒头。他被苏军俘虏之后，携带的古书古画流落民间，过了很久一批书画被一位解放军干部发现，里面包括国宝《清明上河图》。它逃过了1860年和1900年的两次掠夺。这是中国文物流失过程中罕见的喜剧。

　　回家契机

　　收回这几次流失海外文物并非没有机会，一战刚刚结束时，中国将要作为战胜国和德国签约，当时的中国代表王正廷接受了美国人肖特维尔的建议，要求德国把1900年从中国掠夺走的财宝（包括天象仪）归还中国，这个建议后来写进了凡尔赛和约131条，不幸的是由于协约国牺牲中国权益巴结日本，中国最后拒绝了在合约上签字。

　　对于沙俄掠走的财宝文物，列宁曾经有过一个非正式的表态，说这些东西和多占的领土要退给中国。这些在苏联真正成为一个大国之后几乎没有可能。不过也许是考虑到展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战利品不光彩，沙俄掠走的文物在苏联时期几乎没有公开露面，现在这批文物存在圣彼得堡的东方学研究所。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研究机构曾经与俄方合作整理过一些文物图书。尽管拿不回来，能用上也是一件好事。

　　另一个不可靠的说法则是，在二战时期中国远征军支援缅甸英军之后，英国人非常感激地问蒋介石：《女史箴图》和一艘潜水艇，你选一个。结果蒋介石挑了潜水艇，错过了拿回国宝的机会。

　　这个说法能看出中国人对《女史箴图》的魂牵梦萦，不过海峡两岸的海军从来没有一艘潜艇是英国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