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就业援助是政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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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政府和一些教育管理者看来，为经济困难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援助是理所当然的责任。他们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是体现社会公正的一种方式。

　　实际上，经济困难学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根据教育部的一项统计，目前我国高校这类学生的总数约400多万名，意味着每四至五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位经济困难者，其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8％至10％。而在400多万名学生的背后，密切联系的是400多万个贫困家庭。

　　2007年，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的一项调查认为，贫困大学生的经济问题，造成了其就业投入成本不足，没有可依靠的“人脉”更使他们缺乏有效的就业信息资源，进而导致他们心理上的敏感、抑郁、焦虑和自卑。

　　用人单位更看重吃苦上进的学生

　　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中，很多人一致认为，家庭背景对就业会有明显影响。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曾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过抽样调查，发现“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课题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系的岳昌君博士也认为，父母学历高、职业好，会让子女在教育和就业上更有利，这种“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认为，家境好的、社会关系多的毕业生，在找工作时，的确会处于某种有利地位。但他相信，优秀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不会处于劣势，因为用人单位“最看重的还是你的能力和品德”。

　　“我接触过很多用人单位，他们不会因为你贫困而歧视你。相反，他们认为，吃过苦的孩子更有上进心和奋斗的干劲儿，也更加珍惜机会。在同等条件下，更愿意招他们。”李培根说，对于贫困大学生，尤其是其中能力较差的、找工作困难的，进行就业援助很有必要，“他们找不到工作对家庭的影响会很大”。

　　各地政府尽其所能帮助贫困大学生就业

　　国家统计局调查发现，贫困家庭因上学产生的债务在4000元至4万元之间，而求职成本平均在4000元左右,最多时达7000元。这对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而言，无疑是沉重的压力。

　　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李小豹介绍说，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确实有实际困难，比较普遍的是缺乏差旅费，不能到外地求职和参加面试，部分贫困大学生因购置不起一套求职面试的正装，不能自信地参加面试，还有部分贫困大学生支付不起上网、打电话等通讯费用，导致信息闭塞，其中部分最为困难的大学生甚至没有钱打印简历和求职信。

　　今年610万名大学毕业生中，约有经济困难学生120万名至150万名，不久前，国务院专门下发《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其中一段专门强调要“强化对困难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援助”，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比如要求高校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求职补贴，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为他们提供免费服务，“对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各地要将他们纳入当地失业人员扶持政策体系”，等等。

　　浙江省教育厅在去年就发出通知，要求各高校按不超过2008届毕业生人数的1‰的比例推荐尚未签订就业协议的品学兼优的贫困毕业生，由省教育厅从中筛选出200名，通过相关媒体，向用人单位作重点介绍宣传，以帮助他们就业。此外，还举办了两场“寒门学子”就业专场招聘会。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张放平介绍说，湖南省也将贫困大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的群体对待，“他们本身经济困难，很多人还背负着助学贷款，如果不加强对他们的援助，会更加不利”。他说，和城市的学生相比，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获取的就业信息要少，因此，要努力帮助他们拓宽就业渠道。按照湖南省教育厅的要求，该省各个学校的院系“要尽可能地做到一对一的帮助贫困大学生就业”。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周洪宇从政府公共职能的角度，将扶助弱势的贫困大学生群体就业视为政府的责任。他认为国家可以设立一个贫困大学生就业基金，主要服务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周洪宇建议在离校时起的一年内，由政府为他们提供相当于城市低保标准的生活费用。相对应的是，这些毕业生应该去社区、福利院、孤儿院等地方平均每天从事3个小时左右的义务服务。周洪宇说：“这本身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和锻炼，不是对贫困大学生的歧视，也不是把他们当做廉价的劳动力。”

　　据了解，辽宁省在2007年就拿出3000万元设立了“辽宁省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援助资金”并要求各市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不低于300万元的就业援助资金。辽宁省试图对困难家庭大中专毕业生，尤其是普通高校毕业生实行政府兜底安置政策，逐步建立起援助困难家庭毕业生的联动机制。

　　争议：贫困生就业援助是否损害公平

　　但有一些现象和不同的声音值得注意。

　　在浙江省嘉兴市去年5月举办的一场就业援助人才交流会上，16家企业为贫困大学生提供了200多个就业岗位，但来到现场的困难学生只有7人，其中4人与用人单位基本确定了工作意向。2007年8月，广西省南宁市开展“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援助行动”，26名贫困学子成为第一批受助对象，但在一年后，最终走上援助岗位的仅有17名学生。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省梧州市市长全桂寿认为，帮助贫困大学生就业是政府的职责，但贫困生自己也要让人“扶得起”。“据我所知，大部分孩子还是对薪水高低、岗位好坏很看重，但在经济危机下，企业能提供的岗位数量就有限，另外，企业都喜欢开朗、活泼的年轻人，最好能说会道，而我们大部分贫困生出于自卑或者其他原因，不爱说话，也不喜欢参加学校活动，这样企业也不满意。”全市长说。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克松并不赞同企业为贫困大学生特辟工作岗位的做法，“企业的目的是赚取利润，它对员工最大的要求是能力，不能因为大学生家庭贫困就降低对其能力的要求。有时企业响应政府号召，为贫困大学生拿出可有可无的岗位来，薪水照付，但其创造的价值却没有多少，而大学生待在这样的岗位上自己也会感觉没意思。”

　　卢克松认为，对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援助是必要的，但也不能过头，这样对其他学生来说就会造成另一种不公平。“学校得到一个就业信息，首先要对全校毕业生公开，然后再告诉一些贫困生，以防他们由于上网不便而得不到信息，但就业处不能把这个岗位信息故意藏着掖着，专门留给贫困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