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名叫“家电下乡”的运动

　　一场名叫“家电下乡”的运动

　　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陕西、北京

　　为应对经济危机，近3个月以来，政府和出口不畅的家电企业联手，意图通过自身的行政优势将这些企业的产品推销到农村的千家万户。

　　“当你下到县城，你会看到很多标语和横幅。

”陕西省商务厅一位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表示，他们正在倾力抓这项工作。陕西省是中国第二批实施“家电下乡”的10个省份之一，据当地商务厅发布的消息，在这10个省份中，他们的销售量排名第二。

　　行政手段——这是几乎所有决策落地的基本方式——毫无例外地被运用到“家电下乡”实施工作中。自从去年12月启动以来，下发文件、召开会议、动员部署，陕西省商务厅一直致力于这些事务。3个月后，在一次全省家电下乡工作座谈会上，不时传出自我溢美之词。

　　“谁也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陕西省的一些地方官员对本刊记者这样说道。在这场没有先例的救市“运动”面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均感到心里没底。在他们那，这个新事物存在变数，并已引发了一些新问题。

　　政府营商

　　全球经济危机令中国外贸陷入困境。以家电产品为例，公开数据显示，出口总量下滑已超过30%。去年11月，财政部、商务部和工信部联署一份标注为“特急”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以拉动消费、带动生产。

　　鉴于正常年份中国的家电业产能就已过剩，经济不景气带来的需求萎缩将使生产企业状况更加恶化。政府意识到需要为这些企业寻求新的市场空白，拥有8亿人口的农村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财经大学校长艾洪德表示，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政府出台各项产业振兴计划是完全必要的。他在给本刊记者的书面回函中强调，“‘家电下乡’有利于消化行业过剩产能，帮助企业度过目前的困难，同时开拓农村市场。”

　　在此之前，财政部和商务部已共同授命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进行家电下乡产品项目国内公开招标，一批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家电企业入围，得以在各地政府的帮助下面向广大农村家庭推销他们的产品。

　　对于这项急来抱佛脚的举措而言，仓促是难免的。渭南市商务局的官员马晓敏对本刊记者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和商家打过交道。”学生时代主修经济管理专业的她是渭南市商务局家电下乡工作的实际操办人之一，需要事无巨细地帮助那些中标生产企业在全市乡镇内铺开销售网点，并对当地的各县级商务主管部门进行指导与督促。

　　“肯定是有压力的，”她说，“非常紧张。”

　　按照北京的指令，陕西省必须在去年12月1日推行“家电下乡”。当月上旬，陕西省先后制定了实施方案，成立了一个由多部门联合组成的“家电下乡”工作领导小组。此后，在咸阳市又举行了全省启动仪式。各地据此也要先后制定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并举行启动仪式。此后，与其他地区一样，他们动用了当地的全部舆论工具进行宣传造势。

　　马晓敏说，一边搞启动仪式，一边就要协调各个经销商，想方设法让企业的销售网点覆盖到全部乡镇，不管是平原地带，还是偏远山沟。这些工作需要他们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完成。

　　渭南市下辖11个县级行政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一时之间，“家电下乡”的消息透过传单、电视和广播深入各个乡镇与村落。渭南市“家电下乡”领导小组曾面向社会和企业公开了各成员联络电话，马晓敏的办公电话和手机从此不得闲，她说那段时间自己被电话响得实在有些“受不了”。

　　渭南市的“家电下乡”销售金额眼下在全省排名第四位，这是一个不错的排名。辖下的富平县还成为广受推崇的典型。在记者到访渭南时，这个县的销售额已经超过200万元，在市、省两级的座谈会上，他们时常被推出来与大家交流经验。

　　集中力量宣传的阶段目前已过去。对于商务官员们来说，接下来的工作重心会放在检查和督促环节，定期下到每个销售网点进行指导和检查。当遇到问题，他们就要召集销售企业和下属行政部门举行大、小碰头会议，研究情况，商讨对策。

　　“我要将下面的网点跑完，起码需要一周时间。”同样是财经专业出身的咸阳市商务局市场规划科科长田红光说。中国家电下乡中标企业有19家在咸阳市设立了317个销售网点，在网点设立的时候，职责在身的田红光整整投入了一个月来操持此事，他要按照省里给出的网点设立标准对各县进行督导。

　　咸阳市别出心裁，在全市范围内就“家电下乡”工作推出了“问责制”，市里的领导小组公开表示，对于那些销售迟缓、操作不规范和玩忽职守的部门与销售网点，将坚决予以查处。至于问责制的具体内容，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田红光没有深入谈及，不过据他言语间透出的信息，这可能会是一种有限范围内的通报批评。

　　他说，“工作没做好，领导只要在公开场合稍微点一下你的名字，你就颜面扫地了。”

　　基层的抱怨

　　在陕西，各级“家电下乡”领导小组定期会写出工作进展通报，在这些书面材料里，各级均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深浅不一的肯定。“我们是把这件工作当政治任务来抓的。”在咸阳市辖下的县级兴平市，当地商务局副局长许睿说。记者访问当地时，他们的销售额已破70万，在咸阳市位列第一。

　　不清楚这种排名做法是否正在全国各地普及，至少就这个西部省份来说是这样。在省里，各地区之间会有一个销售排名；而在市里，各县之间也会有一个销售排名。

　　排名对于绩效考核也许是个参照。一些地方商务官员认为，如果销售排名不能进入前列，将直接影响上级对于他们的考核，至少他们的头头可能就干不长了。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记者说，排名落后就意味着不努力，产品卖不出去，是虎头蛇尾的表现。一旦排名落后，就要加大市场监督管理，再搞宣传，进行最后冲刺。

　　咸阳市省里的排名并不在前五位。本来，咸阳是农业大市，农业人口达到400万，除了彩电拥有率较高，冰箱、洗衣机和手机普及率并不高，是极有市场基础的。咸阳市商务局在2月11日的一份情况通报中表示，销售网点没有将实际销售情况及时登录“家电下乡”管理系统，以致系统无法真实反映实际销售情况，严重影响了在全省的排名。

　　此前，商务部会同财政部专为“家电下乡”开发了一套全国通用的管理系统，要求掌握登录密钥的各地商务部门和销售企业将销售数据实时录入系统，财政部门同时应将补贴情况录入。

　　咸阳市商务局表示，根据他们对9个县市区的检查，当地产品实际销售要远远好于管理系统录入的情况。除了一些地方督查力度和宣传力度不够之外，发票是一个大问题。

　　根据规定，销售信息录入的同时需要录入发票号，农民购买下乡产品后也需要持有包括发票在内的一系列凭证前往财政部门兑付补贴，但是，很多销售企业抱怨下乡产品利润已经过低，不愿领取和开具发票，以免再缴上一笔3%的营业税。一些商务官员声称，低补贴兑付率和不完全客观的销售排名由此出现了。

　　他们呼吁政府对发票这个环节予以改进，最好可以免掉。这样既能激励销售企业的积极性，也能不使地方排名打折扣。

　　陕西许多地方对于家电经营企业是实行包税制的，无论销多销少，每一年度或季度销售企业只须向税务部门交纳一个固定额度的税金即可。当他们成为“家电下乡”网点之后，在原有一笔包税金额以外，还要承担下乡产品销售所得的3%税金，商务官员和销售企业批评这是在重复缴税。

　　在兴平，一位销售网点的负责人对记者说，“我已经赚不到钱。”他指着一款限价为1000多元的下乡彩电，声称刨去各种成本他只能从中赚到20元。好在中标的家电厂商承诺另给他40元补助，否则就要赔钱了。另外，由于下乡产品的价格低于同类产品市场价格，非下乡产品的价格受此冲击，他们需要降价销售。

　　“我们希望免除3%的税，”他说，“这是下乡产品，光想给农民优惠，也要考虑我们的利润空间。”

　　中标家电厂商对销售企业的怨言却不以为然。一位家电厂商派驻咸阳的负责人对记者说，这些人原来可以随便定价，现在下乡产品的价格受到严格限制，他们不能提价了，所以有抱怨。少数家电厂商这次可能成为最大赢家。据马晓敏所知，某些家电企业获得了一个可怕的销量。

　　本刊记者询问了中标家电企业之一的海信集团青岛总部，他们表示今年截至2月初，电视、手机的销量都已超过去年总销量一半以上，较去年同期增长405%左右。“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海信集团宣称，“‘家电下乡’政策使我们对农村市场的开拓更有力和深入。”

　　不仅是销售企业埋怨利润丧失，一些商务局官员也对自己的处境颇有微词。在陕西，经济困难地区并不少。以兴平为例，去年的财政收入据称不超过2亿元，这些钱只够发放公务员工资。要做好“家电下乡”工作，商务局就要支出经费，这令人犯难。许睿就指着一小摞纸质极差的宣传单说，“这些账我们都是欠着的，还没有结。”

　　根据陕西省的政策，各地政府要为本级“家电下乡”机构拨出一笔运作经费，但这笔钱的划拨既不是强制，又没有具体规定，在那些财政拮据的地方，希望渺茫。由于商务系统并非垂直管理，上级对下级只负有业务指导之责，下级的生存状况难免被忽视。

　　农民救经济？

　　农民掏腰包能否振兴家电产业？换言之，农民能否救经济？目前并没有多少科学的依据证明，“家电下乡”会是一个好办法。

　　全国人大代表艾洪德说，“家电下乡”的做法只可以缓解部分家电厂商的燃眉之急。受制于财政规模，财政补贴能力有限，加之中国农村市场受众规模巨大，仅依靠财政补贴无法激活农村市场。

　　他说，“从长远看，农村市场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但就目前来看，这个支撑还相当薄弱。”

　　中央计划用4年时间推行“家电下乡”，但在西部地区的一些网点访问时，本刊记者并没有见到购买者。在咸阳市近郊农村的一个网点旁一家修车铺的铺主师公前表示，13%的补贴额度太小，没有吸引力。他笑笑，“再说，都已经饱和了。”

　　家用电器是一种耐消耗品，更换率并不高。师公前家里现在已经有两台电视机，他把记者引入那间阴暗的铺着大坑的卧房，指着墙角柜子上的一台旧式电视机说，有5年了。他准备5年之后再换掉，在他的观念里，一台电视起码要用10年。家中至今最大两笔积蓄分别是留着盖房子和给孩子娶亲的。

　　隔着一条泥泞的马路，对面围聚着一些在露天小桌打牌的男人，都是一些富余劳动力。这个村子的一半土地已被政府征去，村民们在另一半土地上种些蔬菜卖。那些没有地又能干点泥水活的人，每天早上会跑到村子北边一个接近城市的路口“桥头待雇”，等着雇主把他们领走。很难说他们的收入有什么保障。

　　目前的经济低迷迫使很多外出村民回到家中，陕西约有30万农民没有工作岗位。在师公前的修车铺外，一位正准备下地的村民对记者说，“危机了，娃儿们都回来了。”

　　这种情况推高了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政府推行的“家电下乡”极为不利。全国政协委员杨公社对本刊记者说，农民的积极性非常差，目前的销售状况比预期效果要差很远。杨公社认为，虽然农村是一个巨大市场，但不能被看得太理想。陕西省前年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0元，去年是3100元，消费能力有限，除去日常生活支出，所剩无几，有一点闲钱也是不敢动的。

　　杨委员执教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时常深入农村。“家电下乡”后，他听到身边的一些农民反映，怀疑这些产品都是企业销不出去的残次品。有的人甚至怀有强烈的逆向心理，认为是一些政府部门和机构把经济搞垮了，有意给农民们一点补贴，让他们出来帮忙，好度过危机。

　　商务系统的官员本身也不十分清楚“家电下乡”在农村到底是否可持续。田红光表示，“家电下乡”是一项可有可无的政策，有没有都无伤大雅。他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我们不能强制农民消费，只能尽力告知。

　　对于中国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来说，消费可持续必须建立在收入可持续的基础上。另一位更基层的商务官员甚至建议中央领导去西北地区看看农村唱大戏的场景，看看农村到底穷成了什么样子。今年春节，他在农村休假，遇到省里的秦腔剧团深入农村免费演出，吸引了很多农民，老弱病残、浑身脏兮兮的村民一时全拥上去看戏。这位官员说，“那一次我才看到了农村的真实情况。”

　　面对这种状况，在工业消费品上给予微不足道的一点补贴纯属杯水车薪，根本问题是要确保农民的收入。杨公社的主张是，政府应该有意识地让农民将钱投入再生产和教育中，使他们具备造血功能，而不是好不容易有了几块钱又鼓励他们掏出来。

　　全国人大代表郑粉莉说，补贴对于拉动内需的促进是有限的，政府应该将资金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

　　“农民手里有一些零散的资金，要想办法使他们利用起来，”郑粉莉说，政府对于农村硬件设施的投资不仅能拉动各种产业，闲来无事的农民们也能找到一些事情做。硬件设施的改善也有利于各种资源流通，农民们会寻求新一轮自我提升，“他们会考虑怎么去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