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鑫和同学的第一次宁养义工服务，是看望南岭体育场附近一对老夫妇。
“我们回来后，有的同学都快哭了。
“我们到那儿后奶奶特别开心，但同时也特别伤心，因为房屋狭小，没有地方坐。当时我们就特别感慨，为什么她就没有医保或低保呢？我们有点儿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杜鑫说，“我学西班牙语，知道西班牙有病看病是免费的，包括手术都是免费的。”
长春市临河街附近的50多岁的孙大娘患了癌症，丈夫卧病在床，儿子前一段又出了车祸。商学院大一女生张健楠去过3次孙大娘家，由于治疗不及时，孙大娘的病情已经恶化。
上周，大娘没了。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经历过身边人离去。前几天知道大娘走的时候，正在接受宁养义工培训。第一次感觉死亡离你这么近，身边的人就这样没了。还能想到上次陪她聊天，大娘本来要上厕所，看到我们三个人走，她看着我们穿上鞋，走了，才去上厕所。”张健楠说到这里，声音越来越低。
“我刚开始接触癌症患者的时候，回学校第一反应就是注意日常饮食。我经历的患者是胃癌，肯定跟日常饮食有很大关系，然后上网收集资料，怎样预防癌症，平常应该注意些什么。”张健楠说。
做义工对于这些大学生来说，已经远远不是付出，而是收获。
按照宁养院的计划，为几百位患者提供服务，显然还需要更多义工提供取药送药、聊天、购物等服务。据了解，目前有45位大学生和社会人士通过报名面试，吉大一院内部的医护人员也有人愿意加入义工队伍。
回避。
老人现在还不完全知道自己的病情，家人不敢告诉他，但老人心里好像知道，总说“得了那个病”，恐惧心理让他回避不祥的字眼。
据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统计，中国居民自费医疗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近年下降到50%左右，但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在新医改方案中，各级政府将加强医疗投入，加强新农合医疗。而目前大量癌症晚期患者中，必然有人等不到新医改方案的惠及。
癌症晚期患者迫切需要镇痛药。依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药品被严格管制，开药有时间限定。但那些无力住院或走动的患者往往难以及时获得曲马多、吗啡等药品，有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得到可以定期开麻醉药物的“麻卡”。
“我一天就是俩事儿：整钱，整药！整钱，整药！往长春去的车没有不认识我的，他们都知道，我一去就是整药！”在农安县乡下，近60岁的张老汉说。他34岁的独生子处于胰腺癌晚期，已经瘦到不到40公斤。癌细胞吸走了他大部分能量，他只能把双腿蜷在胸前弓身埋在被子里，晚上经常疼得直撞墙。
家人给他打过杜冷丁，有点过敏，后来又用吗啡，还有一种很贵的药。“用量很大，因为太疼了。”止痛药物一般应该从低级用到高级，但这些患者药量轻重已经颠倒，并且产生了耐药性。而患者和家属不知道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不推荐杜冷丁作为癌症治疗药物。
“我们出院以后就没有医生指导了，通过亲戚朋友能整来什么药就用什么药。”3月27日，张老汉告诉记者。
“2008年合作医疗报销了大约30%，接近4000元，但2009年的治疗花了共四万六，报销回来不到7000元。本来还能多报点，因为用的好药不在报销范围，当时医院也不告诉你啊。”张老汉说。
记者后来得知，患者于当晚离世。
二道区劝农山镇67岁的徐大爷患上了肺癌，在医院确诊后没有进一步治疗。老人的二儿子介绍，老人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但“用不上，因为自己还得花很多钱”。
老人所在的屯子，还散落着一些泥草房。他现在和后老伴、大儿子住在一起，去年才靠贷款和政府给的6000元钱盖的新房，花了4万多。“不盖也不行了，原来的泥草房倒了。”
老人现在还不完全知道自己的病情，家人不敢告诉他，但老人心里好像知道，总说“得了那个病”，恐惧心理让他回避不祥的字眼。
问诊结束后，老人拿到了药，不用再“胡吃药”了。大夫离开的时候，老人伸出手，眼中满是感激和期盼。
“晚上疼得都直撞墙，我怕他自杀！”一位患者的妻子悄悄告诉大夫，她的丈夫患直肠癌已经扩散，自己还不完全知情。癌细胞的迅猛侵袭，不只折磨患者的躯体，还有意志。
生死。
病人如果能够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能直言不讳地谈论死亡问题，既有利于治疗，还能妥善安排后事。但记者采访中接触的一半患者，不完全了解自己的病情。
坦然面对死亡并不常见。震惊、怨天尤人、内疚、渴望、抑郁、绝望、接受，是绝症患者交替出现的各种反应。
“生和死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每个人最后都要死，怎么看待生死间的过程，我们往往回避。如果每个人接受了死亡教育，就会知道怎么样准备好。”宁养院主任刘芳是死亡教育的呼吁者。
汶川大地震后，曾有人建议在全国中小学中普及生命教育，让孩子们学会正确地对待灾难和死亡，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达观看待生命。英美等国开展死亡教育，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中国个别地方开展的死亡教育经常面对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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