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黄陂区信访局长的酸甜苦辣

　　“连续3年进京非正常上访零登记”

　　在刘慕宁的主持下，黄陂区信访系统编织了一个绵密之网。全区每个乡镇都有主抓信访工作的领导，他还在每个村配备一名信访专干。

对重点上访对象，每天都要向信访局报告《稳控情况信息反馈》，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全国“两会”等重要活动期间，信访部门提前进入“非常时期”；各乡镇、各系统都要随时汇报信访信息，“有事报事，无事报平安”；对重点上访对象要实行24小时监控，有的镇甚至成立了三个班子：盯防专班、拦截专班、应急专班。一旦盯防对象失控，就立即在全镇的主要道路进行拦截。区信访局亦在北京、省里各驻守一名副处级干部，负责拦截来自黄陂的上访者。

　　刘慕宁的同事，黄陂区信访局副局长戴汉民说：“信访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政府维稳与老百姓维权之间的矛盾。比如土地征用，给老百姓的补偿很低，他就不满意；企业改制不给职工办劳保，他也不满意。不满意就要上访，个体上访不行就群体上访。群体事件一闹，政府要维稳，就得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维稳与维权的矛盾如何调处？就是信访工作的主要内容。你不能不让老百姓维权。像民办教师，他们是在中国教育最不发达的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的，那时候大学生少，他们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现在他们年纪大了，你今天这考试，明天那考试，考试不合格就把他们给‘精简’了。这些人又无一技之长，不能再去做别的工作。国家也强调‘科教兴国’，应该给他们一定的补偿。这个事处理不好，也会涉及稳定问题。”

　　在关于刘慕宁的宣传材料中，刘曾在工作现场因病晕倒过两次，分别是2007年9月14日和2008年8月23日。但刘慕宁告诉记者，2008年3月份，全国“两会”期间，他在北京值守，工作到凌晨两点，亦因心脏病发作晕倒过一次。

　　刘说每年全国“两会”时，他们都要全部去北京值守。什么是值守？值守什么呢？刘慕宁愣了一下，立即说：“这个不能说。”

　　刘慕宁感叹，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得非常谨慎，很累。以前身体好的时候不觉得。现在他的心脏放了两个支架，每天得吃一大堆药。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手心湿冷，谈话的时间一长就坚持不住了。

　　武汉市信访局2007年第27期《信访简报》（2007年11月1日）的题目是：《创新、责任、奉献——记黄陂区政府办副主任、信访局局长、维稳办主任刘慕宁》。其中一段内容是：

　　“2007年9月14日下午1∶40，在黄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区维稳领导小组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党的十七大期间的驻京劝返工作。突然，区信访局局长刘慕宁同志大汗淋漓、脸色苍白地晕倒在现场……时间倒推至9月9日，当获悉黄陂、新洲、汉南等几个区10名民师已进京，准备于9月10日教师节在京集体闹访的信息后，刘慕宁同志带领区信访局、公安国保大队的同志连夜赶赴北京，与先期驻京值守的同志一起做劝返工作，直到第二天凌晨2∶00将上访人成功稳控，一大早组织接送上访人全部返汉后，紧接着参加下午召开的全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专题会。11日至13日，又连续3天加班至深夜。14日，为防止民师赴省集体上访，刘慕宁同志早晨5∶30动身赶到现场值守。中午11∶00，接到盘龙城开发区有人组织进京上访的消息后，又赶往开发区进行紧急处置，这就出现了前面的一幕。”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一个基层信访局长忙于四处扑火，而席不暇暖，奋不顾身的情景。

　　这份文件还说：“刘慕宁同志2005年元月始任黄陂区信访局局长、区维稳办主任、区集处办主任。3年来……区信访量逐年下降，集体越级上访不断减少，尤其是2007年元月至9月，实现了进京非正常上访为零。”

　　打破这个“零的纪录”的，应该就是2007年9月9日，10名民办教师赴京上访的这一次。

　　2009年，刘慕宁被武汉市政府记二等功，又被黄陂区大会表彰时，有关他的宣传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从2006年到2008年，黄陂区连续3年实现进京非正常上访零登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慕宁把“连续3年”的说法改成了“从2006年一直至今”。

　　看来，“进京”与“不进京”，“登记”与“拦截登记”，也是访民与地方政府在信访问题上的主要矛盾之一。

　　黄陂区信访局副局长戴汉民，在以他名义撰写的关于刘慕宁事迹的报告材料中，提到如下内容：“去年（2008年）9月7日早晨，我们接到信息：全市辞退民师将赴京上访，我区六指街的王梦玲也是赴京上访者之一。刘局长亲自带领我和局的几位同志，与六指街的领导一起赶到王梦玲家。王梦玲果然不在家，家人告之她已于5号到杭州教书去了。刘局长马上产生怀疑……通过与群众了解，得知王梦玲果然已经到北京。刘局长立马带领我和局里的几位同志坐飞机赶到北京。可北京那么大，又没有王梦玲的联系方式，要想找到她真可谓大海捞针。刘局长积极与相关部门联系，通过住宿登记对照王梦玲的身份证查找，很快在一个小旅店里找到了王梦玲的住处。

　　“当时已是下午5点多，王梦玲和其它区里的20余名辞退民师，正在旅店对面的一家餐馆边吃晚饭，边商议上访事宜。如果进餐馆强行带走王梦玲，不仅带不走人，而且还极有可能发生群体性的冲突事件。刘局长和我们几个很快商议了对策：请一名同志以当地居委会干部的身份，撇着京腔独自与王梦玲接触。当王梦玲离开饭桌的一刹那，刘局长一马当先将她带出房间，并趁着夜色离开餐馆。其他区的同志也采取类似的方法，将20余名辞退民师一一带出了餐馆。当晚9时，我们一行带着王梦玲踏上了回武汉的火车。”

　　即是说，在距2007年9月9日刘慕宁进京拦截上访民师整整一年之后，又有更多的一批民师进京“非正常上访”，同样被刘慕宁等人邀截，带了回来。

　　戴汉民感慨：“通过这次有效控制上访人员的事情，我看到了刘局长的果断、多谋。”

　　据记者得知的消息，黄陂民师的上访事件，至今仍不断上演着。

　　2009年3月16日，星期一。黄陂区委、区政府大楼涌进了三批群体上访者：一批失地农民，一批前丝绸厂的合同工，一批1962年被下放的区教育系统教师。他们为什么不去信访局而来区政府？信访局一位工作人员笑对记者说：“他们相信找区政府比来信访局更管用呗。”一位叫邓泽香的老太太说：“我们为这事跑了4年，区信访局去了无数次。他们的答复是没政策，不能改变。他们说‘还有下放几十年的人，现在还在教民办呢’。”

　　邓泽香原是黄陂县老横店区的教师。1962年，20岁的她与黄陂县教育系统的270多名教师同时被下放。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下放？邓说，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政府养不起这么多人，就让他们“回乡生产”了。

　　40多年过去，这批下放教师，有的去世了，有的通过渠道把身份又改过来了。邓泽香等59人从4年前开始上访，要求恢复自己的身份及待遇。

　　去年11月，区政府答应按民师退养的有关规定安置他们，每人每月可领到退养金400多元，今年又涨到了600多元。但教师们并不满意，他们找到了一份1991年的中央办公厅与人事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据此要求与同时期本区公办老师享受同样的待遇。由于长期上访，本案已是黄陂区人大副主任陆建军的“包案”。陆说你们的要求太高了，我答复不了。邓泽香不知他们反映的问题何时才能得到解决。

　　2008年8月23日，北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刘慕宁在全区大会上觉得胸堵，心脏病发作，又一次晕倒了，马上送进医院抢救。区领导去看望他，刘慕宁说：“我的工作没搞好，倒下了。”区领导说：“你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们要为你请功。”

　　刘慕宁否认因为自己病倒，才得到武汉市政府所记的二等功的。“就是不倒，我的工作成绩也摆在这里。”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