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民众把怨恨发泄到警察身上有三大原因

社会情绪是目前我国一个很大的问题

　　主持人：于教授，刚刚您说到的这种发泄，我可以把它理解成抵抗执法的情绪吗？

　　于建嵘：可以。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您觉得这种抵抗执法的情绪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呢？

　　于建嵘：这个积累是一个过程。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老百姓到底认不认为他依法办事？不依法，你做社会调查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某某案子法院判了，马上就有人说腐败、不公，他首先讲不公。我曾经到有一个国家去访问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当地的地方官员把你们家的地占住了怎么办？他说不可能，他怎么会拿我们的地呢，他不敢。第二个，我说实在发生问题怎么办呢？假如发生了问题怎么办？他说我到法院去告他。我又问，我说法官腐败了不依法办事怎么办？人家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会腐败呢，他可以腐败，但是我这个案子是不可以腐败的，他说他不敢。我又问，就是腐败了怎么办？他说到我的议员去告他，就是人大代表，我的议员会带着新闻媒体马上赶过来，这个法官就完了。我们现在的社会情绪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到下面一问我们打官司，说他不依法办事怎么办？他马上会说，都腐败了，不依法办事，他不可能依法办事。所以这种社会情绪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确我们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要修复司法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你刚才讲的问题，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的确跟我们这个司法缺乏公正有关，但是最主要的有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司法的地方性。因为根据中国的司法制度安排，就是说你这个法官、检察官、公安，我县委随时管着你的帽子，今天谁当法官、谁当检察官是我管的。你这个法院、这个检察院要用钱找谁？找市长？好，你用钱要找我市长，我管着你的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所以这就容易向司法去维护地方的政权。所以最近我写了几篇文章反复提，民众的司法信仰、树立司法权威，首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司法地方化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所以这种过程当然就会带来你所讲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职业化的问题。这个法官、检察官能不能职业化，能不能把这个作为终身的依靠，不行啊，你得罪了领导，得罪把你调去修水渠，等两天让你搞工商管理去，等两天让你搞城管去，这就使它都出现了问题。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司法不公与这个社会环境也有关，与这个法官的素质、司法人员的素质有关。所以这些你刚才讲的问题，这个过程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

　　对这个问题我并不乐观，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一直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要修复司法。但有些人说，根本就不存在修复，也有这种说法，但是我还是相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走向未来的话需要一种修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