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6月号刊发了百岁女作家罗洪的短篇小说《磨砺》。百岁作家坚持创作并推出新作，在中国文坛史无前例。

　　罗洪至今依然思维敏捷，保持着严谨的叙事风格。小说中的时空跨越半个多世纪，讲述了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反右”运动中遭遇冲击，最终获得平反的故事。文中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人物的赤子之心与爱国情怀。

　　罗洪1910年出生于上海松江，上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

　　罗洪，1910年11月19日出生于松江（当时属江苏），原名姚自珍。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第一篇作品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于当年5月号《真美善》月刊。主要创作小说，第一篇小说《不等边》，发表在同一杂志1930年10月出版的16卷11期上。先后出版《腐鼠集》《儿童节》《这时代》《践踏的喜悦》等十二部短篇小说集，《春王正月》《孤岛时代》《孤岛岁月》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散文集一种。2006年出版《罗洪文集》三卷。她的小说大多描写社会的众生相，笔触细腻，人物性格鲜明。

　　1929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后，任松江第一高级小学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浙、赣、湘三省到达桂林，1939年1月回到上海。1944年春天前往安徽屯溪，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返上海。曾为《正言报》编辑副刊《草原》与《读书生活》，1947年辞职后，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教师。1950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及徐汇女中任教。1953年秋开始，到上海作家协会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担任编辑直至退休。

　　罗洪：最受文坛冷落的女作家

　　1910年出生于松江的女作家罗洪，2009年跨入人生的第100年。从1930年开始在《真美善》杂志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至今，她的创作生涯已达80年。作为从20世纪30年代走来的中国最年长的女作家，罗洪见证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兴衰起伏。有意味的是，对罗洪的小说的评价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在一些评论家看来，她是“大手笔”，“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但很长时期以来她又受到冷落，很少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因而又有观点认为：“从3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的作家里，罗洪是最被人冷落的一位。”

　　往事如烟，百年沧桑都付笑谈之中。女作家还健康地活着，在上海的寻常巷陌中，被人不断遗忘又被人不断记起。就像图书馆里那些不断被尘封，又不断被拂去灰尘、平静接受斜阳临照的线装书。

　　我心仪于这样的造访，可以倾听文化老人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我也迷恋于在新闻中搜求旧闻，留下渐行渐远的文化大家清晰的背影。

　　回忆自然并非完全可靠，在资料中细细搜寻，在访谈中认真求证，成了最苦和最美的差事。令我无限惊奇的是，罗洪老人的记忆力未见衰退。在给我们翻找旧照片时，从一大串钥匙中老人可以随手准确取出一把打开柜子。除了听力不是很好，需要大声说话才能听见，她回答问题时思路清晰，一口松江乡音听来亲切，仿佛古老岁月并未远去，而故事就发生在昨天。她的淡泊与谦和也令人印象深刻，老人对批评家的评价并不在意，却为自己后半生因缺少生活写不出满意作品而叹息。她在赠给我的《罗洪散文》的扉页上这样写道：“这是我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回顾以往的写作生活，总感到写作时间不短，但质量太差，内心惭愧。”

　　继《罗洪散文》出版后，三卷本《罗洪文集》也于2006年编辑出版，可以说给她一生的创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编的《七人集——30前上海女作家絮语》即将出版，书中收入了包括罗洪、欧阳翠、欧阳文彬、黄宗英、姚芳藻、黄屏、彭新琪等七位从80岁到100岁健在女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罗洪以百岁高龄领衔。

　　人物档案 罗洪

　　罗洪，1910年11月19日出生于松江（当时属江苏），原名姚自珍。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第一篇作品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于当年5月号《真美善》月刊。主要创作小说，第一篇小说《不等边》，发表在同一杂志1930年10月出版的16卷11期上。先后出版《腐鼠集》《儿童节》《这时代》《践踏的喜悦》等十二部短篇小说集，《春王正月》《孤岛时代》《孤岛岁月》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散文集一种。2006年出版《罗洪文集》三卷。她的小说大多描写社会的众生相，笔触细腻，人物性格鲜明。

　　1929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后，任松江第一高级小学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浙、赣、湘三省到达桂林，1939年1月回到上海。1944年春天前往安徽屯溪，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返上海。曾为《正言报》编辑副刊《草原》与《读书生活》，1947年辞职后，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教师。1950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及徐汇女中任教。1953年秋开始，到上海作家协会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担任编辑直至退休。

　　怅平生 交友零落

　　文汇报：我看到您墙上挂的照片，这是1959年上海作协组织作家参观新安江水电站工地的合影，您和巴金、唐弢、柯灵、魏金枝、何公超、萧珊、辛笛都参加了。随着辛笛先生和巴金先生2004年、2005年分别辞世，您是照片上唯一健在的作家。您和巴金先生交往多吧？

　　罗洪：我二十岁时（1930年），读到了巴金的长篇小说《灭亡》。我觉得巴金的小说跟过去人家发表的小说有所不同，就十分注意。那时我爱人（当时正在恋爱）朱雯（作家、翻译家，1994年逝世）在东吴大学读书，我在松江，开始写作了。（1930年放暑假）我们相约一道去看巴金。巴金当时年纪轻，一直在写作，住在环龙路（现南昌路）的亲戚家，我们去看他，他当时正在写作，房间里书报摊得一塌糊涂，台子上椅子上都是。一张写字台在墙角，上面都是稿纸，只留一小块可以伏案写作的地方。我们去看他，他特别高兴。知道我当天要回松江，朱雯要回苏州（阿拉当时还没结婚嘞），巴金站起来说，那你们吃好饭再走吧。他到门口的衣架上，取下一件衣裳，往身上一穿，我们到了淮海路后头的一条路……我现在叫不出……一个小的西餐馆，一道吃了一顿西餐。第二次见到巴金，是1931年在苏州，我已到苏州做家庭教师，朱雯仍在东吴大学读书，我们邀请巴金到苏州玩，一起来的还有毛一波，还到苏州中学看望了杨人楩，在吴苑喝茶。

　　后来他还是住在上海，搬了一个地方，比较大一点了。在这当中我们也请他到松江玩（1934年），他倒也高兴来。这辰光他正好写好一部作品……写好一部作品他都要到外头跑跑，离开上海随便到啥地方去，调整一下身心。晓得他有这习惯嘛，我们就问他是不是愿意到松江来玩。他倒真的来了。那时上海到松江公路已经有了，但是大家还是乘火车多。我们事先雇好一条小船，他来了之后，到车站接他，直接下了船，一同去游佘山，当时没有汽车路，要坐小船。阿拉先烧好一些小菜带去，到中午吃饭辰光，请船家帮着热一热，就在山上吃，蛮有意思的（笑）。那时候松江刚好有一个“新松江社”，也是几个知识分子办的，每家出一百块钱，当时一百块钱蛮值铜钿了，把一块空地围起来，里面造一些房子，有一张一张小台子，天热的辰光大家可以到茶室里吃茶。出过一百块钱的人，有客人来可免费招待，安排到二楼的几个房间里。巴金来的时候就住在“新松江社”，第二天早上再送他上火车。

　　文汇报：您的第二部小说集《儿童节》，1937年编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集中。朱雯先生翻译的雷马克的《凯旋门》，列入巴金先生主编的《译文丛书》中。这些恐怕都与巴金先生的鼓励分不开。

　　罗洪：我们和巴金的交往，年轻的时候是比较多的。巴金那时候写作热情很高，对年轻人也热情。后来成了大作家了，也还好。我们在80年代初搬到此地（吴兴路）来，他还来过。我们留他吃饭，他说不要。后来年纪大了，巴金先生也不好出来了，我们每年总归去武康路他屋里厢看看他。

　　文汇报：钱锺书先生曾夸您菜烧得很好吃。平襟亚在民国三十八年编的《作家书简》中，收入了钱锺书先生写给朱雯先生的书信，提到当年朱雯先生翻译的雷马克的《凯旋门》出版后，你们邀请他和杨绛到家中作客，他赞叹说：“嫂夫人洗手作羹，馀甘当在口也。嫂夫人文字既妙，烹饪亦兼清腴之美，真奇才也！”

　　罗洪：杨绛和阿拉的老先生（朱雯）是同学，她在东吴大学也读过书的。杨绛读了两年到北京去读清华大学了，后来和钱锺书认识、结婚。钱锺书在上海也待过一段时间……我要想想看……我们在上海联系过，钱锺书的爸爸钱基博在苏州，蛮有名的，他去看他爸爸，在上海待过。钱锺书这个人待人倒是很热情，我们后来去北京总归会去看望他们，知道他们夫妇俩都忙，坐的时间都不长。钱锺书待人非常热络，杨绛是很少讲话的。他们住在三里河的房子，书房很小，里面都是书。钱锺书看我们来了很开心，话也讲得很多，阿拉就听他讲。钱锺书的著作当时有很多已经发表，当然还有很多未发表。钱锺书写起东西来快得不得了，（很多手稿）杨绛要帮他整理。

　　文汇报：施蛰存先生也是松江人，他在1983年写的《罗洪，其人及其作品》一文中谈到，“五十年来，从事新文学工作的松江人，连我自己在内，不过四人，这个城市的文风，可谓非常衰微了。”他说的四人，指的是他自己、朱雯先生、您，以及编辑家、出版家赵家璧先生。

　　罗洪：施蛰存住在松江的时候，跟我们住的屋子正巧是斜对面。施蛰存是浙江人，后来他爸爸搬到松江来，他也一道来了，来的时候年纪还不是很大。后来他爸爸去世了，施蛰存在上海工作，与杜衡、戴望舒是好朋友。施蛰存孩子比较多，住在松江也蛮好。他回松江一方面要写东西，另一方面在松江省立高中也兼点课，生活来源这样就比较固定了。他这个人写作很认真。那时候他和杜衡等人在办《现代》杂志，后来忙了，也不在学校兼课了。施蛰存在松江的房子比较宽敞，杜衡、戴望舒有时到他家，就住在他家里。抗战发生后，施蛰存干脆待在上海，因为施蛰存有两个妹妹，在上海有房子，他在上海就住在妹妹家。后来他妹妹出国了，他在上海也有了房子，就长期待在上海。

　　文汇报：1943年12月，朱雯先生到内迁安徽屯溪的上海法学院教书。1944年春天，您去屯溪的时候，施蛰存先生刚好也要转道屯溪去福建，你们是结伴而行的？

　　罗洪：是的，我们还各带了一个孩子。施蛰存要经屯溪到福建，去厦门大学教书。

　　文汇报：1997年3月我去愚园路看施蛰存先生，赵家璧先生那时刚刚去世，施先生说昨天知道老友赵家璧过世了，一夜没睡，脑子里又把赵家璧先生的一生过了一遍。那时我还是大四的学生，这个情节记得特别清楚。2008年11月20日是赵家璧先生的百年诞辰，上海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你们和赵家璧先生有什么交往？

　　罗洪：赵家璧也是松江人嘛！阿拉认得老长辰光了。我们和施蛰存住在斜对面时，赵家璧每一个礼拜六回松江，常常与施蛰存见面，后来朱雯也认得赵家璧了，约他们一道来家中坐坐，随意交谈，但话题会集中在翻译上。赵家璧在上海，在良友图书公司当编辑。《良友》画报当时要出一套《良友》文学丛书，赵家璧去找鲁迅商量。鲁迅帮他出主意，但名单里有些人鲁迅看不上的、觉得不妥当的就不要了（笑）。《良友》文学丛书后来出成功了，在当时是很不错的。

　　文汇报：就是让鲁迅先生定一下入选丛书的作者名单？

　　罗洪：对咯。

　　文汇报：您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胡适先生给你们上过课？

　　罗洪：我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学校请过胡适到苏州来演讲。我的同班同学吴健雄听了胡适的演讲，非常崇拜他（笑），后来还到上海去看胡适。吴健雄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她到美国深造的时候（1936年），我还从松江赶到上海送行。（稿件来源：文汇报）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