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省某看守所内，面对办案民警出示的逮捕证，杨杰、黄涛这两个贩毒“马仔”当场嚎陶大哭。然而，一切都晚了……

　　据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士透露，云南每年抓获的贩毒“马仔”占涉毒犯罪的绝大多数。

　　这些人为什么铤而走险，走上一条害人又害己的路？他们到底在为谁卖命？记者今天在云南进行了深入采访。

　　心存侥幸同时难抵利益诱惑

　　21岁的陈景其因犯运输毒品罪，今年年初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很后悔。”看守所里，陈景其讲述了自己参与贩运毒品的过程。

　　几年前，经朋友介绍，陈景其从广东来到云南保山打工。然而，几年下来，陈景其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陈景其认识了一个也在那里打工的老乡，几杯酒下肚，陈景其向老乡道出了对现状的不满。

　　2008年1月的一天，那位老乡找到了陈景其，问他有一笔生意想不想做。老乡说的生意就是把包好的1000余克海洛因从保山运到昆明，1克给20元钱。

　　“当时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知道贩毒是死罪。可是打了几年工也没赚到钱，而跑一趟挣的钱几乎是打工两年的收入。”陈景其说，算了这笔账后，他答应替老乡跑一趟，然后就再也不干了。

　　几天后，老乡带着一堆包好的海洛因回来了：1000余克的毒品被分成了80包。走之前，老乡给了他一个电话，让他到昆明后打这个电话联系，货到付钱。

　　2008年1月16日晚，陈景其把这些毒品藏在一件外套的夹层里，登上了保山至昆明的卧铺客车。当晚22时，当车行至大保高速公路保山板桥服务站时，被昌宁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查获。

　　多数不知谁是老板侦破难延伸

　　云南省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副处长张中分析说，随着禁毒斗争的深入，贩毒者的行动更为诡秘，经常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进行运输。而承担运输任务的就是这些“马仔”。

　　“从我们查办的案件来看，充当"马仔"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张中说，贩毒团伙每次出货，需要“马仔”少则五六个，多则十多个，每人带毒150克至500克不等，直接贩往广东、四川、湖北、甘肃等地。

　　云南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袁晓渝，从事毒品犯罪起诉工作多年。在袁晓渝眼中，“马仔”意味着“无知”。

　　“我们办理的案件大多符合死刑标准，每当我宣读完起诉书，看着站在被告人席上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时，心里真不是滋味。”袁晓渝清楚地记得，刚走出校门的女大学生赵某，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便在一间小餐馆里打工。谁知，这家餐馆的老板娘竟是一名毒贩。在金钱的诱惑下，赵某充当起了“马仔”。最终，因为运输300多克海洛因被判死刑。

　　“其实，这些"马仔"很多是为了养家糊口。”张中说，为了逃避打击，贩毒集团的幕后老板到处发展“马仔”，很多“马仔”根本就不知道其幕后的老板是谁，只知道为挣些辛苦钱给老板卖命。这些“马仔”在被雇用后，大多干着一些背货、运输、押货、联络、守仓库等风险相对较大的事，所以在这些中间环节查破案件时，很难再往两头延伸到幕后的老板。

　　仅惩治“马仔”不能根治毒害

　　袁晓渝告诉记者，在毒品犯罪被判处死刑者中，因运输毒品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马仔”。

　　“即使将这些抓获的"马仔"全部判了死刑，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根治毒品犯罪。”袁晓渝有些忧虑地说，如果将这些人作为毒品犯罪中适用死刑的主要对象，显然不应该是我国立法的初衷。

　　“如果能对运输毒品罪减少死刑适用，多考虑酌定量刑情节，则可以较大幅度地减少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在袁晓渝看来，这些酌定情节的范围应包括被告人的贩毒动机、目的、生活状况、平时表现、文化程度、家庭情况以及毒品纯度、社会后果等。

　　“如果运输毒品不形成专业化，不以此作为获取暴利的手段，在量刑上就应予以充分的考虑。”袁晓渝说。

　　本报昆明6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