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露”戒毒的人性阳光

　　通过生产劳动比纪律、比技术、比能力的模拟社会化环境，让戒毒者重新获得了价值感、认同感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鹏王研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有一个特殊的19社区——雨露社区，这里的369名社区成员统称为“学员”：不断学习如何与数年甚至十多年的毒瘾抗争。

　　在这个恍如世外桃源般的美丽小区中，“学员”们找到了生活的自信、生命的尊严，雨露社区被他们亲切称之为温暖的“家”。

　　“生活还有希望！”

　　开远，云南南部腹地一座古老的工业县级市。雨露社区位于开远市环城南路7号，距离市中心不过两三公里。

　　走进雨露社区大门，浅绿色社区楼房、巍峨的厂房映入眼帘，大片鲜花、绿草交错掩映，占地面积超过100亩的社区犹如远离尘嚣的花园，随处可见身着金色T恤衫、默默埋头工作的男男女女。这些井然有序、兢兢业业的工作者，都是拥有很长吸毒史、已经摆脱生理依赖的戒毒者。

　　在雨露社区，所有戒毒者都被统称为“学员”。他们住在社区里3栋漂亮的宿舍楼里，每个单人间约7平方米，屋里有电视机，有桌椅，窗明几净、异常整洁。这样的房间每月房租仅8元，电视机、床、桌等家具租金全部加起来也才5元。

　　另有两栋宿舍楼专为夫妇们开辟了小套间，结婚不久的张云强（化名）搂着妻子赵婷（化名）说，“我们恋爱快5年了，因为吸毒，要么我去强制戒毒，要么我出来她又进去了，经常这么阴差阳错。社区成立以后，我们进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婚给结了！”

　　张云强现任雨露社区居民委员会协管会主任，负责生产、卫生等监督管理，每月收入1000多元，赵婷在社区的制衣车间上班，每月收入也近千元；今年他给赵婷买了金戒指、金耳环，“过去，我有点钱一定是拿去买毒品。我戒毒无数次，在家人朋友眼里简直是瘟疫。但在雨露社区，再也没有歧视和冷眼。它就是我们温暖的家。我们没有理由再碰毒品！”

　　如今，在雨露社区结婚的夫妻达到36对，有的像张云强、赵婷这样早就结识，有的则是在社区里相识相知之后毅然走到一起。

　　不仅生活重生，学员们用双手创造价值，更清晰体会到充实与自信。在社区东北角的太阳能真空管厂，几十个学员熟练而紧张地完成着十几道工序；在制衣车间，上百名社区学员正踩动缝纫机，熟练制作出款式新潮的衬衫和童装。

　　进入社区仅一年的学员白勇（化名）如今已经成为直接与广东总部厂家签约的技术骨干，每月工资1400多元，今年2月，他给自己的老父亲买了一双拖鞋，老人感动得流下热泪，说做梦也想不到吸毒十多年的儿子还能“变好”。

　　在食堂二楼活动中心，正带领社演出队紧张排练的编导何刚（化名）已成功戒毒两年多。他不仅亲手创办了雨露文艺队，还经常被开远市文化部门借调到各地考察学习，已经成了雨露社区的名人。

　　如今，这个当年在沿海娱乐场所打工染上毒品的小伙子由内而外散发出健康和自信，“就算从社区回归社会，我也不会再碰海洛因。只有当人精神空虚、没有目标和价值理念才容易吸毒或者复吸，现在，我在雨露社区找到了尊严和目标。我觉得生活还有希望！”

　　变要我戒毒为我要戒毒

　　雨露社区总设计师，开远市公安局长、副市长赵云峰对传统戒毒模式的不足之处深有体会。他介绍，1990年以来，开远市吸毒现象日趋严重，1995年开远建立强制戒毒所，管理模式是传统的“一收、二看、三关押、四放走”，复吸率百分之百。

　　有的戒毒人员千方百计要出去，“他们认为戒毒所让他们身心备受摧残，有的人每天饿得发慌，还得忍受戒毒的痛苦，他们为毒品简直不惜一切代价！”很多人割腕、跳楼、吞食打火机，就是为跑出去，一出去就吸毒。

　　“戒毒者逃的是环境！给他提供比外面强的环境，他才会安心戒毒。”赵云峰说到一个让他备受震动的细节：2004年底，一名戒毒者担心出去后又复吸，主动向所里申请要求留下来。当时囿于条件，他还是出去了，大年三十夜里因为吸毒过量死亡。

　　这让赵云峰下定决心为吸毒者构建一个相对人性化的戒毒环境，“我们开始构划‘安全岛’的理念——在戒毒所与社会之间搭建一个过渡平台，从心理、生理、技能等方面为他们重返社会创造条件；同时也将治安案件大大降低，保障开远市的安全。”

　　就这样，市里下拨500万元在强戒所单独修建了一栋小楼，首批160多名自愿留下、已经摆脱生理依赖的戒毒者成为首期安全岛的“住户”，所里引入“公司+康复劳动”的新机制为戒毒者构建一个具有劳动保障的全新环境。第一个引进项目是钻石加工。经过初期的艰难与磨合，“安全岛”第一年就盈利70万元，刚好能让学员们吃饱饭。

　　接下来，所里又创办了太阳能热水器加工厂、复合门钢窗厂，2005年这批学员的精神面貌与健康状况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2006年到2007年，留下来的学员人数达到600多人，“雨露社区”的概念被正式提出，2008年，学员已经突破1000人。

　　如今，新建的雨露社区与强戒所的生产项目加起来达到15个之多，学员们分别在社区的制衣厂、太阳能真空管厂、工艺品厂、支架厂、皮具厂等车间工作和挣钱，每一位社区人员都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社区居民，他们有自己的居民委员会、协管委员会；2006年至今，雨露先后进行电工、焊工、汽车修理等专业的40期共600多人的培训，有100多人通过考核拿到了资质证书，成为身怀一技之长的技术人才。

　　“通过公司+康复劳动、专业技能培训，社区成功‘造血’，实现了良性循环。”雨露社区负责人、强戒所所长宋丽娜说。

　　雨露模式没有任何经验可循。他们提出的观念是，要改变吸毒者，管教民警首先要转变观念，给予学员足够的尊重。

　　一次，宋丽娜问一名外地学员为什么愿意留下来，他回答：在其他戒毒所，因为担心发生袭警，开饭时经常让戒毒者蹲在地上依次打饭，而雨露社区终于能让他站着打饭了。

　　“这话对我震动很大，我觉得我们对戒毒者人性和人格的尊重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很多人是一时好奇走错路，可恨的是毒品，而不是吸毒者。”

　　雨露社区还让学员自己管理自己，社区的《奖惩制度》《财务制度》《管理制度》等10多项管理规章制度都是学员自己激烈讨论、不断修改制订出来的，他们都自发遵守。

　　就拿“请假”来说，学员自己提出制订这项制度。他们认为，刚开始可以让民警陪同回家，但往后学员完全可以自行回家、按时返回。宋丽娜说，对这个制度，戒毒所的态度是信任、放手，激发戒毒者内心的戒毒意愿。实践证明，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请假制度有力约束了学员的行为。

　　如今，学员都把宋丽娜和干警们当知心朋友。一次，一名学员请假后给她带回一对木手镯，她二话不说当着他的面就戴上了，直夸漂亮，学员感动不已，对她说，“宋所，你放心，我一定要把毒品彻底戒掉，再不复吸！”

　　“雨露”能否洒向更多地方

　　通过大胆变革管理方式，最大限度激发社区人员参与社区康复的主动性，雨露社区已经成为当地戒毒人员心目中名副其实的“安全岛”，也在戒毒康复人员家属中赢得了无上的尊重。何刚的母亲提起“雨露”就热泪盈眶，“他两个姐姐就因为吸毒死了。没想到何刚还能从泥潭里走出来，做梦都没想到！我没别的愿望，就希望他能在社区里好好干，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赵云峰认为，雨露社区建成以来，开远吸毒人员少了、社会秩序好了、百姓安全感增强了；实践证明，雨露社区通过生产劳动比纪律、比技术、比能力的模拟社会化环境，实现了当年为戒毒人员提供一个安全过渡平台的初衷，使戒毒人员为回归社会做好了充分准备；雨露社区既保证了戒毒人员“生理脱毒-身心健康-回归社会”的衔接，又实现了“以康复劳动促生产、以人性化管理保安全、以安全管理保证戒毒康复的良性循环”，走出了一条符合戒毒管理发展方向、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可持续之路。

　　“我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劳动——劳动让他们重新获得了价值感、认同感，这是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属性，解决好了这个环节，戒毒者就能正视自身问题，而不是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赵云峰说。

　　云南警官学院教授、禁毒专家张义荣认为，20多年来，处在全国禁毒前沿的云南公安机关曾就缉毒模式、戒毒模式等不断进行探索，而“雨露社区”是一次全新尝试。客观地说，由于吸毒的个体差异和复杂、多样的生理、心理及社会环境导因，目前全世界尚未找到某一种单一显效的戒毒模式。探索适合本地区社情、毒情的综合化、多元化和科学化的戒毒路径是禁毒工作的必然选择。显然，“雨露模式”是当地公安机关对我国相对单一的主流戒毒模式的一种可贵补充。它使得吸毒人员、家庭、社区和政府又多了一条解决疑难个体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出路。

　　“雨露最让人担心的是它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现在政府投入太大，很难复制。”张义荣说。

　　雨露社区运行两年多来开始遭遇瓶颈：想进入社区的戒毒者太多，很多都从外地慕名而来，这部分人的安置成为问题。

　　另外，如今开远吸毒人员都被社区收容，当地毒品市场供过于求，吸引了大量外地吸毒者涌入，“我们很担心，雨露社区取得的成效被外来吸毒人员的吸贩行为全部冲抵了。这样我们会有很大的挫败感。”赵云峰说。

　　还有一部分吸毒者身患重病或已经进入艾滋病晚期，这部分人无法收入强戒或留在雨露社区，成为开远毒品市场最大的贩售者；如何处理或惩戒这部分人还没有相关法规，这需要立法的支持，否则遗患无穷。

　　而社区学员们的心态也让人担忧，“我希望他们回归社会，但很多人都希望留在社区，就算是社会上有了工作机会也不愿走。雨露未来的发展到底何去何从？让它独立自主，还是继续鼓励他们重返社会？”赵云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