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这里并没有分地的动力”

　　自从20多年前的那场车祸之后，高能权已经很少有机会深入田间地头了，然而麦田里发生的这类故事还是或多或少地传入了他的耳朵里。

　　“生产队里确实出现了"出勤不出力，干活儿一窝蜂"的苗头。”老支书一字一顿地说。

　　大多数时候，老支书都只待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每天由汽车接送回家。可他对这个村子的一切依然了如指掌。

　　一位村干部介绍：“这村委会的办公楼是10多年前盖的，才花了几十万元。”一旁闭目养神的老支书忽然开口，纠正道：“1993年，25万元。”

　　有人向他询问村里新建单元楼的架构，他告诉对方，每栋楼32户，打桩1038个，每个桩有4.2米深……

　　社员之间流传，前些年，久不出巡的老支书偶然坐车经过一栋违章搭建的房子，第二天房子就被拆了。于是人们传说，“村里哪儿多了捆柴禾，也逃不过他的法眼。”

　　像大多数老年人那样，高能权偏好清静的生活。村干部们有意无意地搬到别的屋工作，以便让老支书独自看报或思考。只有等老支书按铃的时候，才聚集到一起开会。

　　农村基层工作通常都很繁杂。类似新建的单元楼要打井，预算多少，位置在哪，最后都要由这位一把手来定夺。

　　“不分田到户”大概是高能权一生中作出的最重大的决定之一，也在那段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改变了吕家庄村的命运。

　　1982年，全国范围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看着周围的村都已经开始分田，高能权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据说，当时石家庄地委专门派来一位县委书记，自上而下地推进包产到户。

　　后来，高能权仔细研究了相关文件，他发现1982年中央1号文件里关于农村改革讲了两点，叫“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并没有搞一刀切。

　　有社员说，老支书当时不想分，但老支书说，是因为村里人不想分。“小岗村要包产到户，那是因为已经吃不上饭了。”在解释吕家庄村为啥“宜统”时，高能权说，地处冀中平原的吕家庄早就吃上了大白馒头，“当时这里并没有分地的动力。”

　　在几位年老的社员的回忆里，早在人民公社时期，深谙农业生产的高能权就已经着手，根据农活儿的远近、难易、脏净等实行劳动定额管理，以此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平均主义的弊端。比如耕一亩生地，可以记0．24个工，但如果这块地离社员家很近，则只能记0．22个工。

　　这种灵活变通的办法一度让吕家庄村迎来了最初的辉煌。有人曾查阅过统计资料，1982年晋州农民平均劳动日值为1．09元,年平均收入为140元,“这在当时全国来说已经很了不得了”，而在吕家庄村，当时的劳动日值则已经达到1．92元，公共积累近600万元，并且开始了农业机械化生产。

　　当时，高能权找到晋县县委书记，要求保留集体经营的制度。但是对方做不了主。后来，他又找到石家庄地委书记，陈述了自己不分的理由和今后的计划。

　　据说，当时的石家庄地委书记沉思了一会儿，说：“听着有点儿意思，你就这么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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