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的老支书高能权

被生产队长派来“带班”的

社员家的宅基地都是2分4厘（约160平方米），最后建成式样相仿的2层小楼

　　“那个时候……”

　　如果以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2年为界，正当中国大多数村庄刚刚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制约之际，吕家庄村已然通过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在中国农村，由一个人带动一个村经济飞跃的现象，并不新鲜，通常被称为“能人效应”。那一年，64岁的高能权在临近的赵县参观了一家秸秆造纸厂，他惊奇地发现，“这边麦秸进去，那头哗哗地出纸，随后，大把的钞票就到手了”。

　　这位当时已年过花甲的村支书第一次意识到“无工不富”。于是，他亲自跑到河南引进了3条流水线，自此吕家庄村有了第一家集体企业。

　　很快他又发现，造纸就要有造纸毛毯（一种耗材）。当时，全国只有天津、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厂家能够生产，因此供不应求。于是，高能权派村干部远赴贵州的一家军工企业求购机器。厂家听说是一个“村”要买这种机器，以为是骗子，给订金也不同意。后来还是高能权拍板，用村里凑起的家当支付了全部货款后，才把机器拉了回来。此后，这个造纸毛毯厂每年上交集体的利润都超过200万元。

　　整个80年代，砖厂、塑编厂、五金厂、制帽厂等16家集体企业先后落户吕家庄村，每年共上缴集体近千万元。

　　吕家庄村党支部副书记高建雨就在那个时候从镇政府回到村里。“那时候老支书还年轻，村里正红火，上什么企业都赚钱。”谈到这段昔日的辉煌时，现今54岁的高建雨忽然望向远方，眼里透出回味的神采。

　　“那个时候，村里大企业也办，小营生也搞。养花、养金鱼、养鸟、养鹅、养奶牛、养梅花鹿。后来又在街上开起了香油坊、醋坊，给社员修自行车、理发、做裁缝……”有意思的是，在当时，连这些服务业也都是集体管理，按劳动收益给社员们计算工分。

　　凭借着老支书的魄力和胆识，吕家庄村在改革开放初期一跃成为十里八乡的富裕村。不过，如今回忆起那个年代，上了岁数的社员们更多地是在追忆某种“思想”。

　　“那时候，有社员晚上偷偷地为集体起粪，不留名，那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做义务工。”

　　“那时候，都是干部带头劳动——每年，乡干部要下地干100天，大队干部要干200天，生产队长要干300天。”

　　还有社员提到，那时候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老支书是多么“不近人情”：

　　有一年，河北省政协委员来村考察，村委会买了两公斤瓜子，1．5公斤水果糖。事后剩下了1公斤瓜子、1公斤糖，老支书全都退给了小卖部。结果，这次招待仅花了7元钱。

　　老支书的一个近亲，因为执意超生，被他下令拆掉了房子；一位表亲为多要一点宅基地被他拒之门外，气得半年不来往。

　　老支书从没为私事用过集体的车。一次，老伴被疯狗咬伤，小儿子私下里要了车带母亲去保定看病，他知道后立即补交了60元车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故事的流传，历次党支部选举，高能权都能以超过95％的票数当选。

　　最近一次是在今年3月，当选时他已经91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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