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醉酒驾车的趋严法律

　　与汽车交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酒后驾车者违法成本太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实在太小。

　　浙江杭州 凡布衣

　　又一个酒后驾车闯大祸的人被刑拘了。7月2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16日晚，一辆白色面包车在郑州市秦岭路上连撞11人，造成2死4重伤。

　　酒后开车，其害也大。许多国家，都是从严从重处罚。比如加拿大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凡酒后开车者，罚款1470美元、监禁6个月，造成人身伤害的监禁10年，造成死亡的监禁14年。南非对酒后驾车者处罚特别严厉，如系初犯，罚款10万美元，若是再犯，要判处10年有期徒刑。澳大利亚对醉酒驾驶重犯者，也是判刑10年—而不是等到你醉酒开车造成他人死亡才处以如此之重刑。

　　7月15日，江苏南京江宁区检察院批准逮捕“6•30”特大交通事故肇事司机张明宝，涉嫌的罪名也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罪。6月30日晚，张明宝酒后驾车回家，沿途连环撞，造成5死4伤，震惊中外。经鉴定，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381毫克，远远超过80毫克的醉酒驾驶标准。

　　醉酒驾车，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安全持放任的间接故意。我认为南京检方的思路与做法是正确的。在我国现有法律条文下，要惩处张明宝这种危害深重的醉酒驾驶，只有一个“危害公共安全罪”，按照该罪之规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若根据交通肇事罪之规定，那要轻得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只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才可以处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张明宝算是情节特别恶劣的，若按该规定来定罪，那么顶多只有区区七年徒刑。

　　不说张明宝案搁在“严刑峻法”的国家会如何处置，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这是一个对酒后驾车、醉酒驾车的处罚在法律上趋严规定的国家。就在今年5月份，日本福冈一起酒后驾车案的判决，引起了很大关注。《京华时报》在2006年8月曾报道了当时的事件经过：22岁的肇事司机今林大，酒吧喝酒后超速驾驶，在跨海大桥上追尾一辆驶往福冈的吉普车，导致吉普车冲出大桥护栏坠入海中，车内3名幼儿因撞击加溺水而无一生还。该事件当时就上了《读卖新闻》的头版头条。事隔两年多之后，马拉松的官司有了结果：今林大“危险驾驶致死伤害罪”成立，被判20年。

　　在2001年，日本把违法驾驶导致死亡者的最高徒刑提高到15年。2005年，日本又将酒后驾驶导致死亡者的最高徒刑提高到20年—今林大被判20年，法理依据就来自这里。很显然，这是一个趋严的法律架构。在2001年以前，日本关于交通肇事的法律规定，与我国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比较接近，最高只能判处5年有期徒刑。而在2000年，发生了一个“小池大桥案件”，无照驾驶者在人行横道轧死两名大学生。有关报道说，日本法学界和民间人士由此发起了对法律进行修订的运动，法务大臣以下37万余人联署签名要求修改法律，惩治恶性交通肇事行为。2001年12月25日，关于“危险驾驶致死伤害罪”的新法通过施行，在2007年还增加了对摩托车肇事同样严厉惩治的条文。严刑的威慑力是显见的，除了那个22岁的今林大酒后傻呵呵地大撞吉普车，近年来在日本已极少发生酒后开车伤人的恶性事件。

　　在我国，没有“危险驾驶致死伤害罪”，在偏轻的“交通肇事罪”与较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没有一个中间地带。这说明我们的法律是有缺陷的。与汽车交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酒后驾车者违法成本太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实在太小。由于对酒后驾车缺乏起码的威慑作用，有专家建议单独定罪—设立“酒后驾车罪”。

　　更多的国家不是等到醉酒者开车造成他人死亡才处以重刑，而是平时就严格管理，将事故隐患降到最低。各国的管理实践表明，对酒后驾车行为，如果不能坚持长期监控和严格管理，并将处罚落到实处，就难以阻止酒后驾驶或减少其重新违法的比例。在法律理念和司法实践上，我们确实应该向“轮子上的国家”学习，学习其从严、从细的法则。美国交通法规就规定酒后驾车是故意犯罪；法国对酒后驾车的司机，除了罚款与监禁外，甚至可能要没收汽车；新西兰酒后驾车要被吊销驾照，甚至进监狱，官员酒后驾车要开除……

　　这些年来，我国死于各种道路交通事故的人数，每年接近10万，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这其中，究竟有多少属于酒后驾驶所导致的事故呢？未见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在少数。如果我们的法律只停留在现阶段的水准上，那么，类似的悲剧必然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