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土豆一样的信仰

　　安格斯是南非一个著名的农场主。当年他和妻子从赞比亚迁来南非。这国家一年发生1200起黑人攻击农场主的骚乱，有600个白人被杀。在镇上，农夫们腰间别枪，对祖鲁人又藐视又惧怕。安格斯的妻子望着丈夫刚买下的荒野说，叫沙龙（shalom）农场吧，希伯来文，意思是平安。

　　近年来，南非电影开始引人注目。他们的故事里，信仰与救赎总是突出的主题。这片子据安格斯的真实见证改编。“见证”是一个很基督教的词汇。从《旧约》始，“两三个人的见证”，构成了欧美国家一个基本的司法原则。英美法上，叫做“直接原则”或“言辞原则”，人要面对面，话要一句一句说。真相不在逻辑里，而在音容笑貌、抑扬顿挫里。在信仰的意义上问“什么是真理”，和在司法的意义上问“什么是事实”一样，关键都在“见证”上。

　　有人争侯耀华的遗产，郭德纲说，“我写一份证词，出不出庭都一样。”这话背后，正好是个相反的原则。不出庭的证人就不是证人，不当面说的话就不算话。所以英美的法庭，和他们的议会一样拖拉，一份起诉书要念一天。中国的司法传统是“肉身成道”，所以书面证据永远是“证据之王”。英美的司法传统是“道成肉身”，无论科技多昌明，他们的“证据之王”永远是出庭证人。

　　这不是制度差别，而是认识论迥异。在我看来，司法败坏的源头，不在制度，而在这里。我们就是无法建立以“见证”为中心的司法实践。我们怎么敢把司法的公平，建立在“见证”的根据上呢？你嘴里有见证，我心里无保证，宣誓有个屁用。人写的东西，多少比人本身还可靠一些。基本上，这就是中国人对司法的信仰根基。

　　警察不作证、证人不出庭、律师只看卷。离开了见证的书证等于刻舟求剑。结果很大程度上，司法实践变成了文字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几十年来我们从来就只有过模拟法庭。我们最大的困境，还不是司法腐败，是无法找到一种方法论，替代刻舟求剑的司法模式。

　　有两种认识论，一种是神秘主义的，以主观体验来获得和验证知识。“天人合一”就是这个路线。一种是理性主义的，通过把世界客体化来获得知识。前一种膜拜一个莫名其妙的世界，一泡尿、一朵花，都成了上帝。后一种是膜拜人的理性。因为世界被物化之后，人就是惟一的观察者和审判者，人就成了上帝。而在基督教中，知识在本质上是位格之间的关系。换言之，知识是一个温暖的，与亲密感、真实的行动、见证有关的概念。这种以见证和关系为中心的知识论中，才有“知行合一”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人对上帝的认识，就是人与上帝的友谊。

　　若非如此就无法理解安格斯的故事。他和妻儿一起劳动，用红泥涂墙。那时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你也难。转眼，困窘的生活就让安格斯歇斯底里了。他不情愿地跟妻子去教堂，听到一个农夫信主的见证，想起小时家里的信仰传统，如遭雷击，拉着全家走到台前，决志信主。

　　之后，安格斯经历了许多奇迹。朋友说，实在看不下去，哪有这么神神叨叨的。我说很抱歉，我也没有遇过这些不可思议的事。但安格斯的故事是真的，你不能在事实层面不信，你要开动脑筋，在世界观的层面对这些事作出另外的论证。

　　转眼到1997年，南非遭遇罕见的干旱，“圣婴”现象肆虐，农夫纷纷破产。安格斯已是兼职的传道人。他翻到一句经文，“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决心租下当地最大的体育场，呼吁农场主们，一起来为这个国家的种族矛盾认罪、祷告，祈求上帝的赦免与祝福。祷告会很成功，数万人涌进了体育场。安格斯说，《传道书》中，“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是指责那些只观气象、却不相信上帝有护理之恩慈的人。于是他宣布，今年要种土豆。

　　土豆需要大量的水，牧师也劝他，说信心和愚昧在一线之间。但安格斯不是失去理性，他只是不依赖理性的判断。他的理性选择了放弃判断而信靠上帝的应许，就像有人打心眼里相信“邪不胜正”一样。他将150亩地都种上了土豆。南非全国的农场主，都在观望这一场见证。电影中挖出土豆的那一幕，实在像安徒生童话。不过安格斯的确在那一年，收获了南非仅有的一批土豆。

　　这批土豆让他暴得大名。他买了一辆20吨重的奔驰超长型四驱货车，可以放下一面做讲台，装有音响以及灯光。他开着这车，全国巡回见证、布道。他在农场设立孤儿学校，收养了几百个祖鲁人的孩子。每年，他还在农场举行一个叫“Mighty Men”的特会，意思是有信仰的男人，才是有力量的男人。这电影获的奖也很特别，叫做“亚当奖”。多少因为这部电影，特会一年比一年人多。2009年4月，20万男人来到平安农场参加安格斯主持的弟兄会，学习做一个真男人。

　　是神迹，是偶然；或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是慈爱上帝的护理，还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古人的智慧说，“谦受益,满招损。”奇妙的事，每天都有。我活在哪一种解释里，就活在哪一种人生里。我要么在信心中解释，要么在理性中解释。要么在关系中解释，要么在孤独中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