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四大名律师为力拓案当事人辩护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8月17日，在距胡士泰被采取强制措施过去43天后，“力拓门”的四名员工胡士泰、刘才魁、葛民强和王勇分别会见了自己的律师。8月18日，四名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分别向时代周报记者证实：“目前这几人的情绪都非常平稳。”

　　据王勇的辩护律师，上海市翟建律师事务所张培鸿律师表示：“这可能将是侦查期内惟一一次见面。”

　　而在狱外，力拓所引发的震荡似乎也渐近高潮，无论是力拓、中钢协、中外媒体均尝试从自己的立场与角度理解或诠释自己在这一活报剧的角色扮演。

　　虽然一切仍无定论，但这43天中，许多事在悄悄地发生着，而且随着对力拓事件主要当事人的刑事问责进入司法程序，力拓事件已使所有相关者走到了利益抉择的三岔路口。

　　罪名变化，律师确定

　　8月11日，上海市检察机关对此前涉嫌“间谍案”的澳大利亚力拓公司上海办事处负责人胡士泰，员工刘才魁、葛民强、王勇等四人作出批捕决定，但罪名却变更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在律师探访前，澳大利亚驻沪领馆工作人员已分别于7月10日、8月11日行使了领事探访权，但澳大利亚外长史蒂芬·史密斯对该国媒体称：“我们无权讨论此案的细节，或者(讨论)对他可能提出什么指控。但我们在探视时提出了上述两点问题，也提出了胡士泰寻找律师的问题。”

　　本案件中，为胡士泰、刘才魁、葛民强、王勇四人辩护的分别是段祺华、陶武平、翟建和张培鸿四名律师。这四名律师在上海滩都声名赫赫，前三人曾经荣获上海首届“东方大律师”的称号。

　　“整个会见非常顺利。”据刘才魁的律师陶武平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刘才魁是通过自己的妻子找到陶的。在8月17日上午，他见到当事人时，双方作了一些简单的沟通，”刘才魁情绪看起来还算不错。”

　　葛民强的律师，上海市翟建律师事务所翟建律师则表示：“我们没有交谈案情，因为有陪同人员在场。”翟律师说，这种情况下，嫌疑人会有自己的考虑，从律师角度来讲也没有意义。他表示，详细案情只有等公安机关递交起诉意见书后才能了解。

　　另一律师张培鸿也在17日下午也见到了他的当事人王勇。张培鸿也是受王勇家属的委托为其进行辩护。张培鸿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在见面中，他们的交谈并没有涉及到案情本身。“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希望我们不要涉及案情，所以我们只是跟他解释了有关法律”。张鸿培说，在这次会面中，他对王勇的一些法律问题进行解答。从跟他会面的情况来看，王勇会偶尔出现激动的情况，“但总的来说，情绪很稳定，身体也不错。”

　　张鸿培同时证实，几名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相互之间也没有沟通过，因为在目前的这个阶段，这种沟通既是不被允许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利益有所不同。”但到了辩护阶段，如果利益有共同点而有必要沟通的话，也将进行交流。

　　张培鸿坦言，因为案子本身的“敏感”，他感觉到了压力。

　　但无论如何，将间谍罪变更为侵犯商业秘密，这已足经让本对中国政府批评不休的阴谋论者暂时转变了风向。

　　8月12日，在《华尔街日报》的眼中，力拓事件与2006年俄罗斯的“萨哈林岛工程案”联系在一起。当时，迫于俄政府的压力，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将萨哈林岛工程的大部分股权卖给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工业公司。“国家的干涉，”该报评论道，“不仅增加了外国公司来华投资的风险，也影响了中国公司的海外投资，这种做法只会让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抬头。”

　　然而，随着第二天凌晨，上海检察机关正式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批捕四人后。一夜之间，力拓一案从英文媒体中的外交争执，变成了相对温和的商业案件。

　　“这个结果令人振奋”，英国《金融时报》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不把具有政治色彩的"窃取国家机密"纳入罪名之举，而是以商业案件来定义此案，显示出了中国非常务实的态度。”

　　《中国接受新信条：生意第一》，《纽约时报》干脆以这样标题来响应，其分析指出，力拓一案的转折，可以说是商业的胜利。中国不再提及间谍罪，显然是与铁矿石进口价格的商业谈判有关。尽管，力拓员工仍要面临行贿与窃取商业秘密的轻罪指控：“但这些行为，只是全世界公认的商业谋略，而不是严重的国家间谍罪。”

　　 FMG入局，僵局打破

　　似乎是做给力拓看的，僵持不下的铁矿石谈判中突然杀出了FMG。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8月17日宣布，其与澳大利亚第三大矿业公司FMG达成一个半年协议，在今年底之前，FMG销售给中国的铁矿石价格与2008年长协价相比，粉矿和块矿价格分别下降35.02%和50.42%。

　　35%的降价幅度其实在半个月前已经开始在行业内部流传，但只有核心决策层的人知悉这个数字，在没有彻底谈完的情况下谁也不敢外泄。

　　北京梅塔科咨询有限公司总裁许中波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35%－38%的降幅最能符合中外双方的利益，如果达成协议就是个双赢的结果，外方可以和中方交上朋友获得市场，中方也可以保全面子。

　　现在看来，这个结果正好符合中方的心愿。“这个结果是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中方获得的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不能说满意但是值得肯定。”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李新创表示。

　　按照传统，每年度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将在6月30日结束，但是今年由于中国谈判代表的坚持，在全世界范围都谈成铁矿石价格后，只有中国市场处在悬空状态，爆发力拓事件后，当时外界几乎已经相信，今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已经走上不归路，未来非常悲观。

　　在力拓事件发生后，中钢协在压力面前也开始松动立场，不再坚持至少降价40%的观点，这为最终和FMG达成协议创造了条件。

　　8月17日的价格公布后，也有国外的声音认为，此前，很少有人会将目光放在FMG，该公司在全球矿商排名榜上的名次比力拓整整低了59位。但中国这个意想不到的“B计划”，既打破了力拓和必和必拓主宰的游戏规则，也使得中国在谈判中能够继续保持立场。

　　“当人们都把注意力放在几大铁矿石巨头身上的时候，FMG却突然出现，达成了所谓的“突破性协议，此项协议是否会被其他企业效仿，关系并不是很大，重要的是，中国有可能找到一个能够有效抗衡两巨擘的伙伴。”《金融时报》分析道。

　　当然，这个伙伴的代价是不菲的条件。FMG方面透露，中钢协、宝钢与FMG达成的协议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FMG在9月30日以前从中国的金融机构获得55亿美元至60亿美元的融资，与此同时，中钢协还得保证2010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将以FMG优先。

　　“这个协议将有助于FMG成为向中国市场出口量最大、最稳定的铁矿石生产商，”FMG最大股东的安德鲁·弗里斯特在接受澳大利亚本土媒体采访的时候，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市场的“野心”，他自信地认为，他的公司将有能力填补力拓和必和必拓留下的巨大空白。

　　尽管中国对此表示乐观，FMG也乐于见到这种结果，但外电普遍认为，这个做法短期内并不能达到中国所期望的效果。毕竟，这次的谈判范围太小，还不足成为一个改变整个游戏的基准，FMG虽然成立已经六年，但真正开始生产并销售铁矿石只有一年的时间，其目前的产能只有5500万吨，即便是其增加产能至1亿吨，离每年中国接近5亿吨的进口量而言也是微不足道。而且，FMG的产品等级要比力拓出售的哈默斯利矿石低8%。

　　行业重整，“中国价格”

　　身处谈判第一线的中钢协自始至终面临外界的多种指责。

　　随着中国市场成长为世界第一大铁矿石需求市场，中国已经参加六年铁矿石价格谈判，但是每次都被认为是屡战屡败，政府和民间在不满宝钢集团作为全权代表的情况下才选择让中钢协出面，没想到中钢协的表现同样糟糕。

　　8月1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回答记者关于“明年是否继续由中钢协出面谈判”的问题时表示：“中国的钢铁界一致的意见，不要多头对外，我们推举一家对外，由中国的宝钢代表中国钢铁界和世界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去谈价格，我看这是合情合理的。”

　　这个表态随机被外界解读为政府有意再剥夺中钢协的谈判权。漩涡中的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最近两个月不再接听外界的电话，默默地在幕后指挥谈判。此番说法出台后，他也不得不出面辟谣：中国的谈判代表从来都是宝钢，中钢协只是负责出面组织和协调。

　　中钢协党委书记兼副会长刘振江对于中方和FMG达成的价格协议表示，与FMG的谈判结果对中方来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建立中国进口铁矿石价格的谈判模式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方希望这是一个起点，有助于此后和三大矿业巨头继续谈判，包括未来整个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上为中方掌握更多话语权奠定基础。

　　银河证券钢铁行业分析师孙勇表示，从量上看，FMG显然不能满足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而从经济意义上看，低价更能符合中方的预期也可以获得利益，中方等于是掌握了一个主动，不再完全像过去一样依赖三大巨头，达到了利益的目的。

　　中国从FMG打开突破口是希望能逼迫国际三大矿业巨头就范，“现在总算有了一个价格可以做支撑，以前虽然立场强硬，不接受人家的首发价，但是到底降多少，中方并没有一个标准。”联合金属网分析师杜薇表示。

　　中钢协已经表示将和三大巨头继续谈判，杜薇认为，未来谈判的艰巨性依然很大。力拓显然不想给中方一个台阶下，它已经表示，中方和FMG的价格跟力拓没有关系。必和必拓继续沉默，而对于海运费影响太大的淡水河谷来说，给中方让步的难度更大。

　　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李新创表示，三大矿业巨头都是经过几十年发展才奠定今天的高度市场垄断地位的，中方没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推翻固有的不合理模式，需要时间和力量的双重推动才能实现。

　　在谈判阵营之外，各家钢厂也是自有生存之道，除了三大巨头运来的现货矿之外，国内矿山的供应也基本能满足生产。此前，游离于中钢协之外的中小钢企和民营企业，受国内大型钢企和贸易商倒卖铁矿石行为的盘剥，也早对长协矿失去了信心。

　　面对铁矿石价格谈判困境，中钢协一直在呼吁国内要团结一致对外，但是实际效果有限。市场混乱已经是中国钢铁市场多年的痼疾，各家有各家的算盘，这种局面目前看来还是让中钢协束手无策。

　　业内人士指出，中钢协作为一个半政府机构，在出面组织谈判之初就面临质疑，相当尴尬，作为行业协会如果说代表钢铁企业的利益，但是还有很多中小钢厂和民营钢厂徘徊在体制之外，代表政府去整顿行业痼疾它又缺乏相应的权力和执行力，而这种局面又是它自身解决不了的。

　　此时政府介入尤为重要，由于钢铁产业产能过剩严重，工业和信息化部在5月份专门下发《关于遏制钢铁行业产量过快增长的紧急通报》，开始整肃国内钢铁行业，8月13日，李毅中还表示，鉴于国内钢铁产能严重过剩，三年以内，钢铁企业不宜再上新项目。

　　银河证券分析师孙勇表示，国内钢铁行业存在的问题更多是机制的问题，不是简单通过行业整顿就能解决的，需要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谋划，这时又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牵扯进来，确实比较难办。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李新创也坦诚，国内钢铁问题太多，头绪繁杂，解决起来难度太大了。

　　外交考验、温和处理

　　与中文媒体对力拓事件报道相对审慎不同，从7月至今，该事件已经成为英文媒体每日必报的话题，而自8月12日后，更多的评论回复理性，将此事件局限于商业领域。

　　来自华盛顿的中国法律政策专家JamesV.Feinerman说：“15年前，中国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全世界都与自己为敌。而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则帮助中国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视角，从一个局外人，成为了一个与全球体系利益攸关的局内人。”

　　在力拓事件进程当中，中国同时启动对澳大利亚公司煤矿业的最大收购：兖州煤业向澳大利亚FelixResources公司发出了现金收购要约，价值刚好超过35亿澳元(合29亿美元)。此前，中国五矿也用大约14亿澳元收购了OzMinerals的主体资产，看来，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并未因此而减弱。

　　而当力拓事件出现转机，检察机关的批捕罪名由“国家机密”转换到“商业秘密”时，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克林便相对温和地及进表态说，力拓事件“并未损害中澳两国关系”。当然，他也补充，“除非该事件能得到迅速并令人满意的解决，否则将可能影响澳大利亚企业与中国开展商业活动的方式。”

　　此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曾在埃及一次会晤中提及力拓一案，并向澳大利亚外长斯蒂芬。史密斯表示，中澳两国间的关系不应因力拓案而受到损害。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韩锋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力拓一案，中澳双方在此案的态度明显趋于温和，如澳大利亚方面：“这个问题本身是商业领域的违法犯罪，不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不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官方过度介入，本身就不利于澳大利亚自身的利益。”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据澳大利亚外交部8月18日对外宣布，由于澳方坚持给“疆独”头目热比娅发放签证，中方取消了副部长何亚非的访澳计划。韩锋认为，热比娅的政治活动虽然有碍双方的关系。但就中澳关系大局来说，鉴于现在的情况，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伤害。“我觉得澳大利亚还是区分得很清楚的。哪个大哪个小，从长远来讲，他们不会因为这些风波而把他们的长远战略做很大的改变。按照我们现阶段的需求，就决定了中澳关系的走向。”

　　澳大利亚外长办公室8月19日对外宣布，澳大利亚政府仍“致力于与中国建立互惠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不久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公开表示，希望澳方与中方一道，坚持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尊重和照顾彼此的利益与关切，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澳合作大局。(来源：时代周报 记者：张婧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