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三大“瓶颈”制约中国绿色经济

　　中国绿色经济能否释放出巨大潜力，决定于规划的细致、制度的严密和自主技术的重大突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杨希伟 梁鹏 李兴文 张洪河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了解到，尽管我国绿色经济已初具雏形，但从总体上看，仍存在规划滞后无序发展、未能建立有效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自主核心技术短缺三大制约因素。

　　战略规划“拖后腿”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全球绿色经济发展浪潮引领下，国内许多地区对投资发展绿色经济热情高涨。但由于整体战略规划滞后，地区间、行业内盲目发展、重复建设问题突出，无序发展现象已出现苗头。

　　自去年以来，国内许多地方纷纷推出了打造风电、光伏太阳能等新能源基地的计划，并大干快上，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风电、太阳能等行业的过度投资。同时，各地都在加快对当地风场资源的开发，在对资源开发论证规划不充分的情况下便匆忙上马，或者“以资源换项目”，追求眼前的所谓“绿色”增长。产业发展缺乏明确指导，地区间发展统筹规划，一哄而起的风险引发许多业内人士的担忧。

　　一位业内人士说，中国风电增长速度迅速，但在1200多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当中仅有800多万千瓦实现了正常发电，1/3处于不发电或者是发电不能上网的闲置状态。目前已经建成的风电厂大多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至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否会出现预期增长还很难说。

　　这其中，除了并网“瓶颈”外，国内一些风电场比预期少发电的现象比比皆是，资源勘探不充分，技术路线、设备选择不慎重，加之“盲目圈风”、“炒买炒卖”等现象，使得许多风电场的项目投资收益低下，有限的风电资源被白白浪费。

　　有关专家指出，除风电外，我国的新型煤化工、生物质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清洁能源开发，由于缺乏清晰的战略及具体的规划指导，企业容易投资冲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也在盲动，使得新能源的发展既不健康，也不可持续。

　　如新型煤化工项目，在国家叫停煤制油项目之前，中国在建的项目有30多项，总投资达4000多亿元；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从100多美元大幅下降到目前的70美元左右，仅山东省就有20多家生物柴油生产厂家陷入要么继续生产却亏损、要么只有关闭的困境。

　　而国内企业蜂拥而入的多晶硅行业，目前已建成及在建的产能达到8万吨，占全球的一半以上，而其中大多数项目都缺乏核心技术和清洁生产工艺，成本与目前每公斤70美元的销售价格持平，远高于每公斤30美元的国际领先企业的生产成本。

　　专家认为，对风、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的规划，必须充分考虑资源条件，电网系统的接收、消纳能力和市场容量，市场能接受的价格等关键因素。

　　其实，作为绿色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环保产业，在国内同样面临类似困境，尽管从1997年-2008年，我国环保产业收入总额从459亿元增加到7900亿元，但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的调查分析表明，当前我国环保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困难就是缺乏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等，未能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造成对其宏观调控和行业管理不力。

　　奖惩不力成“软肋”

　　缺乏行之有效、体系完整的激励约束机制，是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一大“软肋”。湖北省社科院能源研究专家叶学平博士长期研究英国等欧盟国家绿色经济发展，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与欧盟部分国家相比，一方面国内缺乏发展绿色经济的系统规划和激励约束机制的整体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对既有的如节能减排中的万元GDP的能耗减少量等指标，也缺乏达成这些目标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和严明的奖惩措施。

　　本刊记者在川赣鄂苏津冀等省市走访调查发现，自中央公布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各地投资热情高涨，但一些“两高一资”项目又酝酿重新上马；一些被环评否决的项目又改头换面通过“绿色通道”审批；甚至还有不少项目仍在试图先把“生米做成熟饭”。长江水电投资公司的环境法专家曾刚博士说，这说明我国亟待建立有奖有惩、赏罚分明的法律法规，强化执行力度，避免法律政策“高压线”变成可松可紧的“猴皮筋”。

　　曾刚分析说，虽然我国目前有《环境保护法》等强制性行为规范，承担着环境保护的约束作用，但由于这些法律规范内容的宽泛性，往往给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带来“钻空子”的灵活性。要减少乃至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必须不断完善自身的法律体系，提高可操作性，相关部门的执法也要严格依律、一以贯之地进行。不仅对新上项目要继续严格按绿色经济的标准审批，对于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技术和设备，尤其是对不按期淘汰的企业，必须依法责令其停产或予以关闭。

　　现有的一些政策措施，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引导激励作用，仍然有改进余地。采访中，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周健民为《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当前盲目上马新能源项目的现象之所以时有发生，主要原因在于推广新能源可以获得相当的财政补贴，拉动地方就业和经济数字增长，而对实际运行成本和长期收益，乃至如何真正发挥新能源的社会效益考虑较少。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与其过多在生产、设备环节补贴，不如考虑加大向市场应用、使用环节的补贴，通过“倒逼”机制引领产业健康发展。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湖北省恩施州州长杨天然认为，发展绿色经济，首先应系统设置市场准入的绿色门槛。包括各种绿色技术、质量、安全、消耗、环境、程序等各种规范标准，兴办企业进行生产活动、购买商品进行消费、筹集资金开发建设，都必须遵循这些规范。其次，要按法律法规、具体规划标准，建立强有力的惩治机制，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可行的措施包括通过重税、取消财政补贴等办法迫使经济主体放弃高污染高浪费的经济行为。同时通过资源价格改革等经济措施，把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转嫁给社会的生态成本内化为企业的生产成本，迫使企业不得不进行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从而保护和鼓励绿色生产和消费。

　　核心技术“卡脖子”

　　“发展绿色经济，一系列核心技术的突破和集成是基础。”投资专家刘华为本刊记者分析说，新能源发展在中国刚起步就出现危机，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和新兴煤化工几乎都走过了或正在经历同样的历程：高额利润诱惑－疯狂投资－产能过剩－最终泡沫破灭。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没有核心技术。

　　如中国组装一台风机有20%的核心部件需要进口；光伏行业的原料依赖进口，原因就是没有生产多晶硅原料的核心技术。

　　“国家基础性投入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浙江正泰太阳能公司总经理杨立友博士告诉本刊记者，政府应该在国家层面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在扶持现有的大型企业的同时，应加大对技术前景好、研发能力强的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另外，要提供专项资金，建立国家能源研究室，支持大学，以及私人机构的新能源研发部门，帮助其进行提高新能源的可靠性研究并攻克关键技术挑战。

　　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在新能源这个新兴产业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据我所知，全国现有风电人才中受过专业教育培训的廖廖无几。目前我国仅有华北电力大学一所学校设立了可再生能源专业。”中国风能协会副理事长马学禄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了担忧，缺乏人才将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风电产业虽然现在上马快，但不久的将来一批企业也会倒得快。

　　马学禄说，我国可再生能源教育、研发机构严重缺乏，风电生产设备基本模仿欧洲，但“往往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国与欧洲的自然环境差异性很大，主要表现在我国温差大、风况较剧烈、风沙大等方面，这些研究不够，有可能使我国风电行业受到致命打击。

　　受访专家建议道，发展绿色经济，国家应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各新能源领域，在节能减排领域，列出科研攻关的重点，予以重点支持，以招标形式，公正、透明、公开地支持有特色、有基础的科研机构及企业积极攻关；同时，应当注重吸引借助全球智力资源参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面向全球吸引人才、支持培育重大新技术研发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