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金斯著作《上帝幻象》封面

理查德-道金斯

　　嬉笑怒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熟悉伊格尔顿的人，对他如此嬉笑怒骂的风格不会感到惊讶。他出身曼彻斯特工人家庭，曾在天主教会学校学习，进入充满贵族气息的剑桥大学后十分不适，很快对马克思主义批评产生了兴趣。他天生脑后有反骨，既喜欢热烈地鼓吹批评理论，以刺激那些正统的文学系学生的神经，又定期叫嚣着宗教精神去搅扰他长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盟。在他的新书《理性、信仰和革命：反思对上帝的争论》（Reason, Faith and Revolution：Reflections on the God Debate）中，他并不满足于把对道金斯的攻击放大，而是把打击对象扩大到了他过去的国际社会主义朋友、《上帝没什么了不起》（GodIs Not Great）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

　　伊格尔顿身为马克思主义者，却为何如此讨厌这些“无神论者”？马克思不是明言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吗？此中渊源可以追溯到他在教会学校的经历。在近期的一次访谈中，伊格尔顿谈到他读书时正值教会进行改革，催生了一系列新教义，许多体面人都出于反感离开了教堂，伊格尔顿却留了下来。几位多明我会的牧师对他说：“好吧，你现在要当国际社会主义者了，好吧，我们也同意那些革命计划。但是从基督教自身改革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计划是有局限的。”这番话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说：“这是第一次我不仅听到了对基督教的智性阐释，政治上也非常有道理。”

　　这记忆一直在敦促他不遗余力地批判“新无神论者”。然而在他经年累月地奋斗时，道金斯和希钦斯之类的大人物突然出现，用嘲弄的口吻一把便抹煞了宗教的整体哲学内涵。对于伊格尔顿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真正的神学论辩，无非是“廉价买来了无神论”，或者说是“业余无神论者”。“道金斯深深地相信解放人类的心灵会让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文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悲剧人文主义者。他相信只要那些讨厌的宗教人士停止压抑我们，我们的创造力就会繁荣昌盛。我才不信这一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拒绝简单的政教分立主义。我不反对人文主义，但是我意识到了自由的代价。如果你能够理解苏格拉底所说的如果人类从未出生会更好，你就能理解悲剧的人文主义。像道金斯和希钦斯那样的人文主义不值得宣扬，太简单了。”

　　他还在《伦敦书评》的文章中挖苦道金斯：“我很想知道道金斯对于阿奎那和邓斯.司各脱在认识论上有何不同的高见。他读过爱留根纳（(JohannesScotus Eriugena，约800-877，爱尔兰人，“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学者）论主体性吗？拉纳尔（Karl Rahner，1904-1984，20 世纪著名天主教神学家）论优雅？或者莫尔特曼（JurgenMoltmann，1926- ， 当代著名生态、政治神学家）论希望？”不少人认为伊格尔顿在吹毛求疵、无理取闹，正如道金斯在一次访谈中的回应：“像我一样思考的人根本不会把神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好比我说了我不信童话故事，却有人问我如果不研究童话学怎么知道信不信一样。”

　　上帝光芒万丈而毫无意义

　　当然，伊格尔顿只要展示出神学中的确有可以瓦解“新无神论”的至理，就能漂亮反击。这正是他在新书中企望达到的效果。他表示，被道金斯和希钦斯等人所一贯摈弃的上帝，并不是许多神学家或信徒所承认的上帝。道金斯等人眼中的上帝是“某种万能造物主或是宇宙的首席执行官”，在云层中推动世界运转；而无视了神学家阿奎那早就说过的“世界并无起源”，“基督教从一开始并没有要解释万事万物”，“上帝不是万能造物主，他只是用爱维持已有的事物，即便世界没有源头他也会依然如此”。伊格尔顿表示，阿奎那代表了主流天主教神学家，而非那些咬文嚼字派，对他来说，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并非世界起源的前提。伊格尔顿说：“上帝的确正如道金斯和希钦斯所言的那样，光芒万丈而毫无意义。上帝的存在就是对工具理性的永恒批判。”

　　那么对我们的世界而言，“毫无意义”的上帝到底有什么作用呢？伊格尔顿说，上帝也许没有像万能造物主那样创造了世界，但他是万物存在的原因。他用爱维持万物，他创造的世界不是为了工具理性，而只是为“爱和欢乐”。伊格尔顿的上帝的确难以捉摸。什么叫为了“爱和欢乐”创造世界？生物学家会摆摆手，直斥这种模糊的表述是“假学术的蠢话连篇”。用这样迂回晦暗的方式，伊格尔顿能把他的上帝从“新无神论”者手中拯救出来吗？

　　他说：“我不想否认很多人思考宗教的方式是极为简单的。的确，我对宗教的观点可能比许多信徒要复杂。但是，嘿，大部分人对进化论的理解并不像道金斯先生......”

　　你可能难以相信，伊格尔顿的回击得到了许多人的欣赏。部分原因是他的文风，读过他的批判理论著作的人们都知道，他的文字有力而能俘获人；更多的原因是，伊格尔顿为一种简单理解宗教的方式提供了一剂解药。他像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好教师，告诉两个年轻的学生，如果把《哈姆雷特》看作一出“复仇戏剧”就很难理解其重要意义。

　　所以文学评论大家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兴冲冲地跑来恭喜伊格尔顿“揭穿了新无神论者的洋洋自得”；影评家安德鲁-奥海尔（Andrew O'Hehir）盛赞《理性、信仰和革命》是后“9.11”时代诞生的最引人入胜、富有原创力、处理了棘手问题的哲学著作；《观察家》的皮尔斯-保罗-里德（Piers PaulRead）则认为，伊格尔顿比他的对手们“思考得更宽阔”。

　　伊格尔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于道金斯从来没有接受他进行-宗教辩论的邀请很是不满。然而在二人的书中，他们已经交锋，却都有失去底线之嫌。道金斯作为一个彻底的科学家，抛弃了科学的中心法则—易测性，为了鼓吹他的道德进化论；而伊格尔顿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唯物主义，为了在宗教中寻找足够的内在价值来对抗道金斯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