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坤 悲情阿诗玛

　　她的美丽因“阿诗玛”广为人知，却因政治运动迅速凋零

　　本刊记者 彭苏 实习记者 易洁 发自北京

　　马铃儿响来哟玉鸟儿唱

　　我陪阿诗玛回家乡

　　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

　　从此我们不忧伤

　　不忧伤，哎罗哎罗不忧伤……

　　“现实哪能真有那么好？两部电影我都参与了，我还不清楚情况？”电话中，殷佩娴颇为感慨。

　　作为云南省歌舞团的老演员，她还记得1959年的某天，长影厂的导演王家乙来团里为即将开拍的电影《五朵金花》挑选演员。

　　“那天，我们几个正在台上擦玻璃，有人把我叫出去了。我出门一看，团长李坚和王导站在院子里说着话。”接着有人给她送来了一张当晚的戏票，嘱咐她千万别送人。

　　“我坐在中间第四号，王导和上影厂的摄影师坐在旁边。”她说，这张“不许转送”的票，一共送出了3张，除了她与一位姓赵的演员，第三个就是正值17岁的杨丽坤。

　　杨丽坤是团长向王家乙推荐的。殷佩娴肯定道。她不仅是杨的同事，更是其生前好友。

　　她俩以及云南省话剧团的王苏娅、谭尧中后来一同入选《五朵金花》。不同的是，杨丽坤在片中扮演的是花丛里最“金”的一朵。

　　小九

　　1941年4月27日，杨丽坤出生在云南普洱县磨黑镇。家中兄弟姐妹10人，母亲早逝。由于她排行第九，身边的人都亲昵地称呼她——“小九”。

　　“小九自小沉默寡言，但爱动脑子，个性很强，脾气犟得像死牛，碰上不高兴的事，就独自坐着生闷气，有时竟憋得鼻子里流出血来。10岁的时候，二妹黄晓夫妇把她接到了昆明，留在身边生活、学习。黄晓的丈夫是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这给小九的成长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杨丽坤的丈夫唐凤楼，曾经听杨家大姐杨琴如此介绍。

　　小九12岁时陪爱好文艺的黄晓一起去省歌舞团看演出，“这样省歌舞团便知道了小九，觉得她身材极好，五官端正，想让她进歌舞团当学员。团长问她时，她除了自己的名字什么也不肯说。事后，我问她到底喜不喜欢舞蹈？她说喜欢的。但学习怎么办？我能不能一边学习，一边跳舞？”多年后，在《电影传奇》里，黄晓对主持人崔永元说及往事。

　　杨丽坤生前对丈夫唐凤楼透露：“后来，我进了歌舞团。团里的领导专门派了一位同志照料我的生活，有些人知道我的姐夫是省委组织部长后，对我特别关心。但是不久，我的二姐和二姐夫就被打成了右派，搞到一个小矿山劳动去了。就剩下我一人在昆明，孤零零地没有一个亲人，昆明的家也没有了，团里也对我变了态度。对我‘特别关心’的人最先板起脸，好像我也是一个右派。那时我才15岁，世态炎凉使我更加不爱说话了。从此以后，我就拼命地练舞蹈，因为这就是我唯一的乐趣了。”

　　杨丽坤的低调未能掩饰她身上的闪光点，与她交往过的顾春雨暮年回首：

　　“她的打扮向来自然、朴实。起初我以为她非常内向，不大说话，看她老是一个人坐着。后来才发现，她跟谈得来的人在一起时，是非常能说并且敢说的。

　　“她非常好学。喜欢外国古典名著。喜欢古典音乐。喜欢跟别人讨论事情。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她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违背意愿跟领导套近乎。”

　　唐凤楼想起晚年面目全非的妻子，曾向他演示过一段舞蹈。

　　“她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肩膀一抖手那个一动，整个人完全变了。太美了，太美了。”他叹为观止。

　　那是杨丽坤14岁上台表演的独舞《春江花月夜》中的某段。

　　金花

　　1958年中宣部发文，指示各电影厂拍摄若干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好的电影，以备在来年的国庆节前后上映。1959年4月初，上影厂发电报让王家乙火速回京，准备接拍《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是编剧季康和公浦创作出的一部反映云南白族人民热情奔放、轻松活泼的轻喜剧。

　　影片格调喜气洋洋，影片背后却是难以轻松。尽管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说，《五朵金花》要拿到资本主义国家放映，在政治思想上可以“不表现党，不表现团，不出现毛主席像”。但王家乙仍然忐忑不安，“1958年刚对爱情片、喜剧片进行了批判。现在部里让拍这个剧本，不知以后会如何，又不好不拍。”

　　虽然拍片时有种种不如意，王家乙还是耐心地指导着手下的每一个演员入戏。“再看《五朵金花》，我不觉得自己演得好。主要是王导引导得好，换了任何一个人都能演好。”70年代末，杨丽坤对唐凤楼说。

　　参演该片的演员聊起过片中的某一桥段：杨丽坤扮演的公社社长参加完婚礼，喝了点酒后，一个人照照镜子，摸摸自己的脸。心里想着心上人，头却摇了摇。事业女强人含情羞怯又无可奈何的心思，让第一次演戏的杨丽坤演绎得非常到位，别忘了她那会儿才17岁。

　　《五朵金花》在十一公映，受到了全国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周总理特别接见了杨丽坤。当时北京饭店摆国宴，她就坐在总理身边。云南省歌舞团进京演出时，周总理又向毛主席特别介绍了她，令她激动万分。

　　和她一个舞蹈队的严学恒说，“电影是成功了，但杨丽坤做人还是很谦虚，不张扬。”

　　她甚至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自己都做了什么。“直到1961年，有人为我送来了《五朵金花》的电影票，要我晚上一定去看看，因为那是小九演的，我还不敢信呢。电影放映时，我问我家孩子，这是不是坤娘？他说，是坤娘。我才确信真是她演的。”黄晓含笑面对镜头说。

　　阿诗玛

　　1960年，撒尼族长诗《阿诗玛》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被改编成电影，并由上影厂的导演刘琼执导。

　　60年代初，寻找演员的刘琼来到了云南省歌舞团，团里正在上演一部歌剧，名叫《娥卞与沙洛》。

　　“《阿诗玛》里扮演阿兹，还有阿兹母亲的演员都是在这部歌剧里找到的。演娥卞的女演员杜丽华后来为阿诗玛配唱。”严学恒说。

　　至于阿诗玛的人选当然非杨丽坤莫属。当时团里有人与她竞争过，“即使按我们的眼光，那人也是不行的。据说对方还想贿赂刘导，但刘导没有改变主意，坚定地选择了杨丽坤。”

　　1963年4月，杨丽坤等30多名演员来到了上影厂，进行一系列的排练。

　　“当时上影厂里一个姓姚的化妆师为我们讲授化妆技巧。他跟我们讲，这部电影用的化妆品是厂里最好的了，因为是上影厂与香港合作拍片时剩下来的化妆品。”

　　殷佩娴认为化妆师很是用心，为阿诗玛试装多次。原来《五朵金花》里的淳朴健康的金花更接近杨丽坤本人，通过化妆师的手，仿佛为她的美增添了一种华丽的色彩。

　　《阿诗玛》里有大篇幅的载歌载舞，舞蹈难不倒杨丽坤，但论声音实非她的强项。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在《阿诗玛，你在哪里》文中写过——

　　当她（杨丽坤）说起周总理说她，“你说话怎么还奶声奶气的，像个孩子”的时候，她脸红了，泪珠流在脸颊上，神态十分严肃，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那时候，我心里难过极了，讲不出话来，可是我心里向周总理保证，我一定要把普通话说好！”

　　片中有一幕，阿诗玛关进热布巴拉家的地牢时忧虑道，我什么都不怕，只担心年迈的老妈妈……几句读白是迄今为止，我们仅能听到的杨丽坤的原声。

　　她的努力是能感受得到的，为阿黑配唱的胡松华说，录歌时，他一看就知道杨丽坤是下了工夫的。

　　发病

　　1964年，历时3年，投资巨额成本，赞美自由与爱情的《阿诗玛》杀青。而这一年，中国电影界正在批判两棵“大毒草”——《早春二月》与《北国江南》。此后，它只能被打入冷宫，直至文革结束方才公映。

　　“1966年8月文革开始，我们在四清工作队的工作还没结束，就被调回团里。后来出现了一些大字报，上面文艺黑线的红人里提到了杨丽坤。”

　　“1967年，越南代表团来到云南，当时的红星剧场3楼小放映厅小范围地放映了《阿诗玛》。放之前讲了，这是一部不好的片子，是让越南代表团看后吸取经验教训，以后不要拍。大家都很好奇，很多人挤破了脑袋想去看。我去了，杨丽坤也去了。”

　　“结果她看了一半就跑出来了。后来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心里很难受，很后悔‘为什么拍了这么一部电影’。那时她毕竟还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姑娘啊！我安慰她。其实我当时觉得这部片子没什么，而且音乐非常棒。当然我也没公开说它好。”顾春雨直言道。

　　顾春雨是1965年9月到云南省歌舞团，最初是乐队演奏员，同时也常写歌曲和舞蹈音乐，后来又兼乐队指挥。与顾春雨正式交往前，杨丽坤绝不缺乏追求者，据说其中还有地位显赫人士。

　　杨丽坤的七哥杨克武说过，妹妹红了以后，收到过大量的求爱信件，但她一心追求事业，不想过早论及儿女私情，有意识地处理掉了这些信件。

　　殷佩娴说，在上海时，杨丽坤曾和赵丹之子赵矛谈过一场短暂的恋爱。她喜欢那种年轻有为，追求上进的青年。

　　“我喜爱唱歌。从四清工作队回昆明之初，有时晚上没事就和歌队的同志在琴房唱歌，她爱趴在窗户旁听，慢慢地我们就熟了，有时还一起去看电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在四清工作队时，我接到长途电话得知我父亲过世了，心里十分痛苦。她专门过来安慰我，这让我印象非常深，觉得她很善良。

　　“我刚开始跟她好的时候也有顾虑。有人劝我，觉得她跟很多人好不长。我也有这个担心，还去找她郑重地谈了一次，但是她很坚决。事情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她并不是一个作风不好的人，实际上她很严肃。”

　　“后来发生的事，我想，很有可能她哥哥觉得她是大明星，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歌舞团团员，不希望我们在一起。所以在1967年12月26日下午，她的五哥杨克文采用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手段强制地带走了她。”

　　顾春雨的回忆被殷佩娴证实，她说，那会得知消息的顾春雨气得要死，恨不得立刻去找她，大家拼命把他劝了下来。

　　“他们把她带到了镇沅，恐吓她，你在这儿是出不去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你写信也没用，邮局有我的人，信我能给你截住。”

　　“她信以为真了。他们还在她的床头贴了一张白求恩的画像，告诉她，她就要找这样的人，并且已为她相中了一个医生。于是她就病了。谁给她吃药都不吃，她老觉得有人要害她。”

　　“这样杨克文着急了，给我打电话。电话里他吞吞吐吐的，我觉得不对。我站在装满油罐的大货车里一路到了镇沅。他哥哥见了面后，说对不起什么的一大堆，然后带我去看她。见了她，她说，你怎么来了？我已经在这儿了，你怎么也来了？你来了我俩就都出不去了，这是一个魔窟。我这才相信她真的发病了。”

　　“我让她吃药，说不会害她，她很信任我，每天坚持吃药，一天3次，吃了就睡觉。一个月之后基本好了。等她完全清醒的时候，原原本本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过年前，她五哥被单位派到乡下。三十那天晚上，她五哥的朋友请她吃饭，当时外面有人放鞭炮，她突然觉得心里有虫子在爬，觉得人家给饭里下了毒。那时云南搞武斗很厉害，她极有可能将这些事都纠合在一起想了。”

　　“我们回到昆明后，我都计划好了，把她接到上海治疗，远离那个环境。但看到她好了，杨克文他们又改了主意，要把她带走。杨丽坤素来尊敬这位兄长，不敢违背，她走的前一天才对我说。他们带她去了东川，一连四五个月没有消息，我写信给她也不回。等到这年七八月份，她突然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要跟我断绝来往。我们最终分了手。”顾春雨说。

　　风暴

　　1969年，文艺界集中在云南民族学院进行思想改造。殷佩娴认为那是杨丽坤发病最严重的时期。

　　“你说她有病嘛，她平常做事说话很文静，外人根本看不出来。而且心里清楚得很！”

　　她举了一个例子，杨丽坤得病后，每次上她的屋，都会故意在门口大声喊道，小白（殷的昵称），我来给你送毛主席画像了。进屋后，她马上把七八本外国名著，即那时的禁书，请殷佩娴代为收藏。

　　杨丽坤的某次举动把他们着实吓住了。在顾春雨看来，“那次她真的不太正常了”。

　　1969年夏，支持823派的军代表在一次讲话中压制了炮派，只见杨丽坤腾地站起身来，径直走到台上对军代表说，“你一边去，我来讲两句。”

　　她在台上振振有辞，“毛主席说，两派斗争要一碗水端平。谭甫仁（时任昆明军区政委）来云南后，没有一碗水端平，而是采取了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

　　“哎哟，我们坐在下面，心里怦怦直跳，谁都不敢吭声。”殷佩娴惊诧。

　　“正常人绝不会在那种场合下说那种话，谁都知道要保护自己的。”顾春雨当时坐在礼堂靠前处。

　　立刻有人冲上前，想驾住杨丽坤搞“喷气式”，她激烈反抗了，并掌掴了其中一人。

　　“杨丽坤啊，你们是不了解。她内心很刚强的，搞下跪什么的，她绝不会屈从。”严学恒还联想到，曾有一次823派批斗某人时，杨丽坤也是拍案而起。她愤怒地质问全场，“他根本没做过这样的事。你们有人可以为他证明，为什么不出来讲话？”

　　杨丽坤被关进了礼堂的地下室，严学恒形容里面宽六七米，深四五米，堆满了杂物。他酸楚地对我说，当时的政治环境极其恐怖，杨丽坤想不通这点。她这个人的性格决定了她钻进牛角尖就钻不出来了。她老问，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为此她还喝墨水自杀过一次。

　　她的病起初只是轻微的疑神疑鬼，觉得有人在监视她，还没有到达那么烦躁的地步，也没有幻听出现。自从关进地下室后，这个期间，工宣队与群专组的人不断开小会整她，用各种方式斗她，其中包括有嫉妒过她的人。他们不承认她有病，咬定她装疯来发泄对政治的不满，以至贻误了她的病情，她终于彻底地“病”了。

　　一天天蒙蒙亮，殷佩娴等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听到民族学院礼堂里传出阵阵凄厉的歌声。

　　有人循声找去，发现杨丽坤站在大堂中央，高唱《白毛女》中最悲愤的一段——你要害死我，瞎了你眼窝，我不死，我要活……

　　婚姻

　　云南省歌舞团第一批下放宜良羊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里有杨丽坤。她在那里待了近一年时间。

　　殷佩娴觉得彼时的杨丽坤“还好”，至少看上去和大家一样，甚至还参加了样板戏的演出。

　　但杨丽坤私下的言论却让她胆颤心惊，“她评论国家高层领导，说江青不好，不配做主席夫人等等。我赶紧要她别说了，千万别被外人听见。”

　　终于有人向组织上汇报了杨丽坤的“妄言”。时值1970年夏，《云南日报》头版头条正在登载《彻底批判影片〈五朵金花〉》。

　　杨丽坤的二姐黄晓在“电影传奇”里谈到，某次大会批《五朵金花》，有人提江青说《五朵金花》是毒草，杨丽坤当即反驳道，周总理说《五朵金花》是好电影，江青同志说毒草，那她就不配做文化旗手。一下子不得了了……

　　这年，杨丽坤的大姐杨琴写了一封信，千方百计托人呈交周恩来。周恩来看后下达指示，治病要紧，速将杨丽坤同志送往精神病院医治。

　　杨丽坤在昆明长坡医院小住后，转送到了医疗环境相对宽松的湖南郴州医院。殷佩娴在那里陪她度过了一个月。她说，病房里，病人与陪护睡一张床，房间里挤满了18个人。睡觉时时有男病人突然闯进房内，闹得不得安眠。

　　后来，杨丽坤的大姐接替了她的工作。等她再见到杨丽坤时，已是1973年，杨丽坤刚结婚不久，并怀有了身孕。

　　“唐凤楼把她从上海送回了昆明。那天我看到他俩拎着行李站在两棵大树下，团里的人从他们身边经过，不敢理睬她，样子十分可怜。我上前一把拎过她的包说，你们跟我走。”

　　杨丽坤与殷佩娴谈过她与唐凤楼的婚姻。殷佩娴感到，唐凤楼虽然只是广东凡口铅锌矿的工人，但杨丽坤还是满意这段婚姻，她觉得，“唐是上海大学生，精通英语，知识面蛮广的。”

　　“我和杨丽坤的婚姻真是一两句话难说清楚。原来广州文艺出版社要为我写的一本书取名为《我与阿诗玛的爱情》，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们之间不是爱情，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结合。她是我妻子，我是她丈夫，我不照顾她谁照顾她？假使现在倒过来活，我没有这种勇气。”唐凤楼说。

　　1973年，他从广东赶到湖南郴州，第一次见到杨丽坤时，他几乎惊呼：“天啊，她身上哪里还有一点演员的痕迹？除了一双眼睛好看，脸色灰暗，全身胖乎乎的。”

　　明知她有病却选择了她，唐凤楼说一是基于强烈的同情，二是杨丽坤的善良打动了他。

　　在凡口领取结婚证后，杨丽坤不安地告诉他，她的幻听还没有好，感到对不起他，想把自己的妹妹说给他。

　　“所以说她很天真善良。我听后一愣，就想以后多安慰安慰她，多给她点温暖，她就好了吧。”

　　他不知道，婚后杨丽坤的幻听频频发作，耳边常有位“爷爷”跟她说话，指挥着她的意志行动。

　　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杨丽坤在生完孩子后，曾一度每天精心打扮外出，回到家后对他说，某某才是她的丈夫，而他是她的弟弟。

　　“她说，我不想与你结婚的，是姐姐要我和你结婚的。她还给别人写信，那信拿出来，完全不像是病人写的。我那时才30出头，我也有自尊心的。我提出过离婚。

　　“等我搞清这也是一种病态时，我放弃了。我看了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面有一句话，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花。我就用它来鼓舞自己。”

　　眼见妻子的病情渐渐加重，唐凤楼决定送杨丽坤回到郴州精神病院。

　　临行前，杨丽坤坐在两个儿子身边，一会亲亲这个，一会吻吻那个。一边用大蒲扇给儿子扇着风，一边温柔地说：

　　“明明啊，妈妈明天就要走了，妈妈可想你们呵！你们可别忘了妈妈！”说着，她的泪水汗水掺和一块滚落而下。

　　从郴州精神病院出来后，杨丽坤独自在昆明生活。1976年文革结束，她被送往长坡精神病院。其后唐凤楼又将她转到上海精神病院。

　　严学恒说，1978年他和殷佩娴陪着团长一起到上海为杨丽坤平反落实政策。他们为她念平反书，并告诉她，江青已经垮台了。她叫道，你们不要乱说啊，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是不会垮的。

　　他们把她接出了医院，在外玩了两天。杨丽坤还清楚地记得殷佩娴女儿的小名。告别时，殷佩娴听到身后的铁门“哐”地合上了，她扭回头来，透过网状铁门，发现杨丽坤站在里面望着她，哭。她不禁在门外潸然泪下。

　　2000年7月21日早，唐凤楼告别时，妻子不吭声。他坐在藤椅上陪着她，最后他对她说，小九，我真的要走了。她“嗯”了一声，在他的头上摸了摸说，走吧。

　　傍晚时分，唐凤楼在外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小九“走”了。

　　（实习记者马李灵珊、张玉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