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韩人因韩元贬值生活窘迫 自称要在中国扎根

　　韩元贬值生活窘迫 在华韩国人生存状况调查

　　环球网实习记者王聪、翟晓梅、李亦楠报道，近几年，随着中韩贸易往来的激增，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来到中国。据有关方面统计数字显示，北京奥运之后，在中国居住的韩国人数进入了“百万人时代”。在华韩国人人数超过一万的城市有十四个，其中青岛十万人、上海七万人、天津五万人，而在北京的韩国人最多，达到了二十万。“在华韩国人的数量呈几何式递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韩国人共同体。”这是韩国《文化日报》在2007年所做出的评价。据统计，这个“全球最大韩国人共同体”将在2010年增至200万人。然而，仿佛一夜之间，如此巨大的韩国人群体遭遇了金融危机的洗礼，一些曾经的在华韩国人聚集区几近“空城”。

　　半年过去了，如今仍留在中国的韩国人生存状况如何？他们是否还承受着经济上的巨大压力？那些来华淘金的企业、中小投资商近况怎样？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韩元贬值 在华韩国人生活风光不再

　　五道口地区是京城最著名的韩国人聚集区之一。由于这里是大学扎堆儿的区域，旁边的五道口服装市场也成了学生们最爱的“淘货”之地，你随时都能在这里看到三五成群的韩国留学生们一起逛街，甚至还有不少服装摊位的老板操着带有“韩国味儿”的中文叫卖：“正宗韩国货！”

　　“你看看，以前都在商场买‘牌子'衣服，现在只能逛逛五道口这里的路边摊了。”在这里，韩国姑娘柳希尚拎着一大袋青菜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正在逛街。她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向《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来华经历：“爸爸四年前来中国工作，一年后就把我们全家接到这里了。可惜一场金融危机让爸爸失去了工作。”柳希尚说，如今她的爸爸仍然赋闲在家，一家四口甚至只得靠韩国亲戚给他们寄钱度日，生活十分窘迫，“最可怕的是韩元贬值地太厉害了！”

　　正如柳希尚所言，金融危机后，韩元急剧贬值。在奥运前，韩元对人民币比值为130：1，今年二月份时，比值降到历史最低，230韩币才能兑换人民币1元，此后虽然逐渐回升，但目前仍保持在180：1左右的水平。“韩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对我们影响太大了。”柳希尚一边说一边晃动着手中的塑料袋，里面放着一捆大白菜、两根胡罗卜还有一小块肉，这大概就是他们今天的晚餐。

　　而在五道口东源大厦北边的一条小街上，有一家在周围韩国人中小有名气的“今时越”超市生意也大不如前。店主是位朝鲜族的老奶奶，她告诉记者，物价太高、生活不好等“抱怨”成了她与韩国顾客之间常有的对话。老奶奶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人在北京的消费变得谨慎许多，店铺生意比奥运前下降了至少两成。“以前一天要进200盒饭，现在只进50盒了，因为怕卖不完坏掉。”在记者询问超市经营状况的时候，一位韩国妇女正在结账，她买了24块钱的方便面，说是这一周的午餐，然后转身离开。

　　“金融危机之前在华韩国人的生活相当随意，完全不用考虑经济问题。而现在，我们每天在家自己做饭，很少跟朋友聚会，一个礼拜最多出去吃一次。” 蔡惠恩（化名）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大三的学生，她告诉记者，金融危机后，绝大多数韩国留学生的日子都比以前难过了，有些留学生甚至因为付不起学费而退学。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本来有500名左右的韩国学生，但仅上个学期就有240人退学。

　　当然，也有一些在华工作的韩国人表示金融危机对他们影响不大。这些韩国人往往是韩国驻华企业的中高层，除了一份以韩元结算的工资外，往往还有一份以人民币结算的补贴，虽然工资部分受汇率影响有所缩水，但除了感到物价上涨之外，金融危机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

　　来华韩商“淘金”不易

　　与此同时，一场“撤离”风暴也悄悄席卷在华“淘金”的韩籍商户和企业。

　　清华大学在读韩籍留学生李政佑的父亲，就经历了在华韩国淘金者的“典型性”起起落落。

　　李政佑现为清华新闻系05级本科生，他的父亲早在1994年就来华做生意了。在那个年代，中国几乎没有韩餐厅。瞄准商业前景后，李父踏入了中国韩餐厅这块处女地。其第一家“汉城馆”占地500平米，员工35名，经营情况最好时候日营业额达2万元人民币，每月净收入10万元。之后，他又在北京朝阳区亮马桥路开了“雅星园”餐馆。但两个餐厅均因种种原因被强制拆除。但他没有就此消沉，曾在中国尝到甜头的他越挫越勇。

　　“我对奥运会期待很多，觉得奥运过后，客人会剧增，所以又开了第三家餐馆。”万万没想到的是，奥运之后，留给他的却是一场金融危机。“最差时，每天就零星几桌顾客，员工都闲着没事做。每月营业额为负4万，还要应付高额的租金。” 李父说。在卖掉第三家餐厅后，他与人合伙开起了第四家店“华虹门”，做最后的挣扎。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回国已成不可逆转的事实，韩餐馆的生意每况愈下。上个月，李政佑的父母结束了在中国15年的生活，离开北京回国寻求发展。

　　金融危机来袭，很多韩籍私营老板不堪重负拾起行囊回国，而在华外企“撤离潮”的代表——韩企则更是雪上加霜。据媒体报道，截至2008年12月30日，在华经营的2万家韩企中，有相当一部分处境惨淡，丹东、天津等地的一些韩国工业园区几乎可以用“萧条”来形容。另据韩国《今日亚洲》网站去年12月23日的报道，去年9月份出现的金融危机让更多制造、餐饮和服务等领域的韩企逃离中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金融危机导致了雇佣劳动力成本的明显上升，再加上中国新劳动法的实施要求工人享受到更好的工作待遇，很多韩企已经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了越南、缅甸这些成本较低的国家。其中，领头撤出中国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像Shin Won、百家好（The Basic House）、依恋（E-land）、真宝（TOMBOY）这样的中低档休闲服装厂。因为其产品单价低，生产费用就算上升一点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小的打击。

　　以真宝（TOMBOY）的大连供货工厂为例，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从去年的1000元人民币上升到现在的1400元人民币。考虑到一年间韩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韩国企业原来支付12万韩元的话，现在就要支付30万韩元，足足增加了一倍多。再加上大部分在中国当地采购的原料和副材料都得用美元支付，而美元兑韩元汇率与年初相比增加了50%，这也使得韩企所需支付的追加费用大大增加。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吕超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从中国撤走的韩企一般都是中小企业，其中又以餐饮业居多。值得注意地是，有一定规模、科技含量较高的韩国企业，却反而依托中国市场有效地应对了这场国际危机。

　　吕超认为，韩企想要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和经济体系，就需更多地了解中国国情和市场。韩企应取长补短，利用好中国的劳动力、原材料优势和韩国的技术、资金优势，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