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之后 我们的“后发优势”令人汗颜

　　大国征途

　　李磊

　　当得知艾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E.威廉姆森同获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笔者喜悦异常。这主要是因为，笔者的研究方向为政治学，而两位诺奖获得者虽然拿的是经济学奖，但其在政治科学方面的贡献更是重要非凡。特别是这位艾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著作，除了一些单行本（比如《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以外，她的几本最重要著作都被编选进《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译丛》，以政治学著作的身份出版发行。

　　每年诺奖出来后，国内的评论界往往很热闹，都会陷入痛心疾首式的焦灼状态，即为何我们就培养不出一个诺奖获得者？笔者无意去反刍一遍那些众所周知的常识，而是以自己的研究方向为例，道出一个更令人尴尬的现实：我们在一些学术领域，不仅与诺奖需要的学术水准差距甚大，甚至人家出版多年的学术著作，通行的研究方法，我们都没有学到几成。

　　毋庸置疑，艾莉诺·奥斯特罗姆此次获奖之后，她的著作在中国必将掀起另一番高潮。诸多媒体肯定也会向相关研究者约稿，对她的著作进行较为仔细的介绍。然而，起码在我比较熟悉的政治学领域，这么多年以来，包括布坎南、科斯、诺斯等在内的诺奖获得者的学术著作已翻译很多，但我们的学术界往往做的都是一些重复性的介绍工作，却没有利用这些较为先进的学术成果，在政治学领域来一次“后发优势”。

　　笔者在这里给出这样的判断，很可能招致许多人的非议，因为当我们键入上述任何一位学者的名字，索引相关专业学术期刊网的时候，立马就会出现成千上万篇学术论文。然而，还拿艾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公共选择学派领域的贡献来谈，我国政治学专业领域除了反复的介绍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些基本常识以外，运用这个理论对现实政治情况进行比较成功的经验研究而完成的学术成果，几乎没有。笔者有次与一位做公共政策方面的博士聊天，出于所读学校在水利、移民方面的优势，他正是以艾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的分析作为工具，研究中国的水域分配问题。笔者请教他研究得如何，他摊摊手无奈地说，他们搞的都是一些皮毛，然后往中国的现实生搬硬套。

　　运用经济学方法，假定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分析国家理论、投票规则、选民行为、党派官僚制度等事项，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严重的缺乏经验型成果。而当书斋里的学者都无法利用更为前沿的知识解决现实问题时（说前沿，其实都有点过分了，此类方法在美国1960年代就开始兴起繁荣），那些数量更为庞大，靠国内学者二手研究成果进行思想供养的时评人士，往往只能用一些权利、社民社会、公共领域等政治学惯用理论，既战战兢兢又味同嚼蜡地分析热点话题。在这样的知识传染下，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时评文本就会直接沦落为“脑残体”。

　　当然，中国学者可能会给自己找理由。说学者们没有充足的资金、可靠的数据去经验分析，是与以前认为中国只要有钱就可以拍好莱坞大片一样可笑。对数学的疏离与惧怕、对意识形态的恐惧其实更是给自己开脱找理由。道理很简单，人家最核心的部分是让我们去学方法论，而非生搬硬套与牵强附会。

　　按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理论，落后国家可以直接引介别人的优势为我所用，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同理，我在这里奉劝那些设想中国某某年能获诺奖（特别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幻想家们，意淫并不能强国。相反，恰如政治科学领域一样，与其幻想中国哪年出了一位具有创新意识的学术大家，还不如老老实实先把别人积累下来的成果融会贯通，从而实现我们学术上的“后发优势”。（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