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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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一些非法行为——尤其是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以一种不痛不痒、置若罔闻的态度，任其滋生泛滥，长此以往，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社会的公德意识都将大受损失
10月17日，人们听到了上海市政府对“钓鱼式执法”的回应：“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
然而，这样的表态，并没有平息人们一个多月来的质疑。因为这个回应，仅仅是政府对媒体报道“个案”的表态，而事件的性质却远不止于此。
早在9月上旬，上海一位“好心搭载胃疼陌生人”的张军，就因不服执法大队据此认定自己非法营运的处罚，坚持“讨公道，要清白”，并认为执法部门是在放出“鱼饵”、设计“圈套”取证并陷害自己“非法营运”。
随着越来越多相似的案例浮出水面，这种“钓鱼式执法”迅速演变成为公共话题：譬如在上海一个区就发现有千余名疑似执法部门雇佣的职业“钓饵”；譬如两年来仅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查处的非法营运车辆就多达5000多辆，罚款高达5000多万元……人们质疑，这是执法者在“非法执法”，而其后果，比这还要严重的多。
“黑车”的最大恶果，是扰乱正常的出租车市场秩序，但包括“钓鱼式执法”在内的“非法执法”，则不仅麻痹和摧毁着公众对法律的信任，更可能摧毁人们向好行善的价值追求。3年前轰动全国的南京“彭宇案”中，那位好心搀扶老太太的青年彭宇被认定为肇事者，至今让人沉痛；现在，这位“好心载了病人”的张军也被指为非法营运，再次让人产生“好人做不得”的寒心。如果连普通人的善举都被断为“别有企图”或被“定罪”，那么，即使“非法营运”现象不再，这样的代价，岂不更为巨大？
这些质疑与不满，已经触及到政府形象，威胁到社会道德的培养。人们期待的，不仅是个案的处理，更希望有关部门对这一执法手段本身彻底调查，公正公开处理，及时公布结果，使对整个社会心理的破坏力降到最低。
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对此先是失语，后是逃避、推诿，以“不说话就是最好的表态”来回应——直至14日发生的浦东一位涉嫌非法营运司机自断手指、以证清白的事件。它使人们担心：百姓对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难道只有通过“开胸验肺”、“自断手指”，才引得起“高度重视”吗？
作为一个现代的、法治的、民本的政府，及时回应公众质疑，并从质疑中查找工作漏洞和缺陷，往小里说，是其自身义务和工作制度；往大里说，是一种维护和加强政府形象建设的重要方式。更重要的是，如果对一些非法行为——尤其是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以一种不痛不痒、置若罔闻的态度，任其滋生泛滥，长此以往，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社会的公德意识都将大受损失。
“钓鱼执法”，上钩的是谁？
被作为“黑车”查处后，司机大呼“冤枉”，称被“钓鱼”，有人提起诉讼，有人断指以证清白。
他们是乐于助人还是非法营运？交通执法机关是严格执法还是利益驱动？法院与执法部门研讨后制定的“指导意见”，与执法部门的“无一败诉”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随着上海市政府的介入，我们期待真相大白天下。
好心让“胃痛”路人搭顺风车，不意遭遇整治黑车营运执法“倒钩”，被处“非法营运罚款”1万元——
10月18日，司机张军（化名）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目前，他已向上海市闵行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被受理。同样认为遭遇“钓鱼式执法”的19岁司机孙中界，无法自证清白，愤而自伤手指……
近日，上海陆续出现涉嫌“钓鱼”执法的争议或诉讼，而早在去年，此类执法行为已引发血案：上海市奉贤区的黑车司机雷庆文，在协助交通执法部门取证的“倒钩”陈女士拔自己车钥匙时，持刀捅刺致其死亡。雷在去年8月底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些案例，让人们关注到该市闵行、宝山等地几年来整治黑车的某些特殊执法方式，更引出对于放置“倒钩”、“钓鱼执法”等执法方式的诸多疑问。
整治黑车营运，意在规范出租车营运市场，维护营运者和广大乘客利益，理应得到群众拥护。然而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行为为何争议不断？
司机疑遭“钓鱼”惹争议
市政府要求迅速查明事实
张军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他开车去单位，途中等红灯时，一男子捂住腹部，称“胃痛”，要求搭载一程。张军让其上车。约10分钟后，该男子主动提出给10元钱。张军说，我是私家车，看你胃痛才搭你的，不要你钱。
张军的行政诉状称，其停车后，七八名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围过来，经过一番争执，张军被带入一辆面包车，轿车被扣押，“胃痛”男乘客则不知去向。
此后，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认定张军非法营运，并处以1万元的行政罚款，交付罚款后可取回扣押车辆。
“"胃痛"男子是"倒钩"，我正是"被钓的鱼"”，张军说。
张军将该执法大队告上法庭，诉状称，该大队工作人员故意设计陷阱，雇佣社会人员，冒充犯病乘客，利用其同情心获得搭载，继而诬陷非法营运，处以高额罚款，而其雇佣的社会人员也会因此而获得奖金；要求法院判决撤销该行政处罚，并让被告承担诉讼费。
“伤指证清白”的孙中界，是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员工。
他说，10月14日晚，一名衣衫单薄的男子说天冷要求搭车，他好心搭载，5分钟后，他的车辆被另一辆面包车逼停到路边，搭车男子往车内扔上10元钱。
接着，车门被打开，车钥匙被人拔掉。一名男子出示了该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处理通知书，称孙中界从事非法客运，孙和车辆均被带离现场。
最后，孙中界在调查处理通知书上签字。当晚，孙中界受到公司批评。无法自证清白的他，用菜刀自伤小指，被送往医院缝合。
孙中界一事，已引起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上海市政府强调，必须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依法维护正常的交通营运秩序，依法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并已明确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
另一位疑似遭遇“钓鱼案”的当事人陈瑞勤，是上海市爱慕园林绿化公司的职员。
陈瑞勤说，他开的是单位公车，去年遇到“倒钩”，被以黑车论处。他不服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但一审、二审均败诉。
陈瑞勤还告诉记者，他的车至今还没有取回，每天50元的停车费，累计已达两万多元。但奇怪的是，最近他被告知，停车费可以不收了。
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链
律师申请“钓鱼”信息公开
“"钓鱼执法"在上海及全国普遍存在,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是在"钓鱼执法"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链条。”18日下午，张军的代理律师，把19封邮政特快专递，从北京寄往上海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申请信息公开。
这名代理律师要求这些部门公布近3年来，查获黑车车次总量、罚款总量，以及每年的“预定罚款指标”；公布相关的代驾费、停车费及相关的“乘客”总量、给予“乘客”奖金的总额，以及是否有奖金收条等。
这名代理律师呼吁，因为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钓鱼执法”的相关惩处规定，各地交通执法部门互相仿效，使用“钓鱼式执法”强行罚款，牟取巨额利益，导致与被处罚车主常常矛盾激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出台规定禁止。
法院与执法局商定“意见”
遭“偏袒交通执法局”质疑
针对孙中界断指一事，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法人代表朱伟忠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去年该部门曾面临6场诉讼，无一败诉。
在南汇并入浦东新区前，每年该部门至少查扣从事非法营运车辆2000车次。
“根据我的了解，类似的案件，无一不是原告败诉。”张军说。
2008年6月，上海高院发布《关于审理出租汽车管理行政案件的若干意见》，其编者按称，“出租汽车管理行政争议日趋增多，已成为社会热点，对此类案件合法性审查要件和方法的把握也有些争议，为规范审理，我院与市交通执法局等有关部门并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律师富敏荣认为，这一内部意见明显偏袒行政机关，对于行政案件相对人明显不利。
他举例说，在意见第三大类，“对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确认非法营运行为事实的审查认定”中，非法营运认定事实太宽泛：行为人驾驶车辆招揽乘客，谈妥车费，乘客也实际乘坐了，因为被查获所以没有被及时收费的，也可以认定非法营运。
富敏荣说，如张军、孙中界等上海新近发生的疑似“钓鱼”案，“乘客”硬塞钱而司机没搭理，或乘客硬把钱放在车上，都可能构成“非法营运”。
华东政法学院行政法专家邹荣副教授认为，案件的认定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案件即使仅有收费意向，没有收钱，也可以认定为黑车营运。但是认定营运黑车，应该首先是没有执照，其次是要在一段时间内不断重复，对不特定的对象经营，而且达到一定的营运数量，偶一为之不能算。
邹荣说，“钓鱼”并非不可。捆住警察和行政机关的手脚，会导致违法泛滥。但是界限一定要把握好，放“倒钩”的人可以去获取线索，此后将线索递交行政机关调查。
他强调，当前最应该关注的是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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