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钓鱼执法”：公权力碰瓷？
本报记者 陈 欢 上海报道
“钓鱼执法”事件向纵深发展。
10月17日，上海市政府首度对外回应：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
10月20日，浦东新区相关部门宣布：司机孙中界因认为被放“倒钩”而自残小指的事件，经核查，其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倒钩”执法问题。
此前10月18日，律师郝劲松已向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以及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近三年来查获的黑车罚款总额。郝劲松为上海市车主张军诉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违法行政一案代理律师。
在此类事件中，“钓鱼式执法”的执法方式违法与否，以及巨额罚款是否于法有据，罚款的分配流向等成为问题焦点。
迷雾笼罩的执法
车主张军在起诉书中说，9月8日中午，他驾驶私家车行驶在上海闵行区某路口时，一白衣男子上前称胃痛，要求张军带他一段，张军让男子上车，其后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在此过程中，白衣男子强行拔下车钥匙，七八个身穿制服的男人强行将张军从车上拖下，张军被双手反扣卡住脖子，并被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
在向交通执法大队的上级部门闵行区城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交通科反映情况时，张军方得知，这些男子并非执法大队的人，而是协管人员。
上海一位公益律师表示，“非法营运”在法律上的界定不明确，在实践中取证难，主要依靠乘客证言，但以“放倒钩”的方式取得的证言应该被排除。
“‘诱惑式取证’因其特殊性质，在一些国家被严格限制在部分刑事侦查中，如毒品犯罪等，但在行政执法中采用‘诱惑式取证’是禁止的，因为诱惑式取证仅用于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领域，在查处一般性的行政违法事件时采用如此严厉的行为，存在违反行政法中比例原则的嫌疑。”
在中国，法律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时，不得采取诱导、欺骗、威胁的方式。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认为，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未出示相应的证件，其执法程序有一定问题，而且，“钓钩”和协管人员都参与了执法，并履行了如“强行拔钥匙”、“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行为，这些强制行政行为不能随意委托给没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去履行。
一份《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显示,该大队两年时间“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了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在郝劲松看来，钓鱼式执法背后有着巨大的利益链条。“庞大的处罚金额支撑起了一个畸形的执法平台，执法机关雇用无业人员假扮‘乘客’搭车，‘乘客’则负责引诱司机收费，并把车引入执法人员设好的埋伏圈。”
在这个利益链条中，“钓钩”（伪装乘客的人）、“钓头”（组织钓钩的人）和协管人员一次能分到从100-500不等的费用；其次，张军等人还要付“代驾费”和“停车费”给代驾车者和停车场。
郝劲松在申请函中提出了三方面的问题，分别涉及从2007年1月至2009年7月，收取罚款的总额，代驾费停车费的数额，以及罚款在行政部门内部的分配——上交财政的金额总共有多少？财政返还金额总共有多少？
“公权碰瓷”之论
事实上，“钓鱼执法”并非上海一地的个案，也并非仅发生在黑车整治领域，“查处卖淫嫖娼”，“买卖盗版碟”等执法领域，均有“钓鱼执法”现象存在。
这些领域的共同特点是一对一交易，调查取证难，社会公共危险性不显著。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戴福律师认为，“钓鱼执法”本质上就是“公权碰瓷”，即以已经存在的公权为前提，创造条件利用公权进行罚款。
上述上海公益律师表示，在国外，政府不仅不查处，相反还鼓励“搭便车”、“拼车”等行为，在我国查处黑车，其本质在于有运营证的“合法出租车”和无运营资格的“黑车”之间存在一个市场差价，而这个差价是由于是否具备运营资格造成的。
上海一张出租车运营证的市场价格在30万-40万人民币左右，一辆合法的出租车每个月要缴纳数千元的“管理费”。因此，一方面政府通过限制出租车市场准入收取了一次行政费用，从而抬高了出租车市场价格，其次，政府通过打击黑车，又收取了一次行政罚款。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高家伟表示，“钓鱼式执法”存在违反诚信原则，信赖保护是保护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目的是为了让公民和行政机关都守法，但执法机关在引诱公民违法，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也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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