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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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与父辈不同,虽同样作为农民,却没有了土地。 |
随着农村土地实现规模流转以来,他们这一特殊的群体便不断壮大。
套用“富二代”、“贫二代”的构词法,他们被称为“农二代”。
据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中山已有七成土地实现流转。这一波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旬的新一轮“土地运动”,对“农二代”的工作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土地的他们,未来在哪里?
抽烟喝酒、打架搞恶作剧、唱流行歌曲、早恋拍拖……在电影《坏孩子的天空》里,坏孩子干了这些“坏事”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如今,电影荧幕上的镜头在“农二代”身上也能寻找到现实的影子。
夜幕降临下的禄围村,三五成群的小伙子或走在通往K房的路上,或驾着摩托车呼啸而过,挥舞着手中的上衣向路人叫嚣,或聚在士多店拥挤的麻将室里,咬着香烟,满脸通红。
“白天睡觉、晚上去混,你吓我一次,我打你一拳,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村里的老人们评价自己的后辈们时,显得满脸无奈。
和中山许多农村一样,禄围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土地就开始实现流转。对于年轻一代的农民而言,他们几乎没有与农田接触过。如今长大了,无土地可耕,依靠土地分红而生存,他们不愿进工厂打工。在舒适的条件下,部分“农二代”的懒散、高傲让人担忧。
强烈的呼声不仅来自于他们的家庭,也来自全社会:如果不注重心态上的改变,从而实现这一部分劳动力的转移,“坏孩子的天空”将会笼罩在更多的农村之上。
“田园牧歌”远去
许多镇区农村已非昔日的田园牧歌,大大小小的工厂像春笋一样生长,也带来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土地分红、租赁收入让当地村民日子过得相当舒坦。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珠三角地区的许多耕地纷纷被填平,变身工厂。如今,记者深入中山各大镇区的农村调查发现,农村已非昔日的田园牧歌。诸如小榄、古镇等工业较为发达的镇区,农民一早已经变身居民,而在板芙、三角、民众等农业大镇,大部分耕地也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实现了规模经营。对许多农民们而言,“以耕养生”已然成记忆了。
一条岐江河将板芙镇划分为河东、河西两区,因为历史上地理位置优越,河东区很早就发展起工业,如今,该区的白溪、虎瓜、深湾等村庄,已经焕然一新。早年间,便利的交通将制衣厂、鞋厂等大大小小工厂吸引到了这里,取代耕地而成为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
以白溪村为例,这里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建起工厂,或外租给外来人员耕种。虽然村民们还扣着农民的帽子,但干的不再是农民的活儿了。秋日的太阳仍旧火热,几名约莫四五十岁的村民坐在村头的大树下乘凉,旁边的摩托车,成为他们脱离土地后的生存工具。
“我们土地分红每年每人有几千元,加上出租房屋,生活算不错。”一名村民对记者说。他所指的出租屋,其实就是这里建起工厂之后,外来打工者也逐步多了起来,于是,村民们纷纷建起了出租屋,每间房以200—300元的月租出租,按一个家庭有5间房子出租,每月就有1000—1500元收入。事实上,大部分家庭都建起了三四层的小楼房。
“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每人都勤快一些,家里生活还是很宽裕的。”这名陈姓村民说,在他家里,除了他老婆种些蔬菜,他平日还开着“摩的”搭客赚钱。但他那20多岁的儿子却不愿工作。“整天不是闲坐在家里,就是和朋友出去,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这显然不是个别现象。据调查,镇里大多数年轻人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后就回家了。平日里,每逢遇到工厂需要人时,劳动分局都会组织工厂到附近的村庄进行招人,“专门招那些年轻劳动力”。但在白溪这样“相对宽裕”的村里,年轻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在本地很难招到人”。
而在河西一带,近年来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村民说,过去那里企业少,生活水平普遍都低,大家都很积极打工赚钱,河东的工厂里很多都是河西的年轻人。但如今,随着古神公路的开通,带动了这边的地价“以十倍的速度”飙升。如今,河东的工厂里也少有河西的年轻人了,清一色是外地人。
一个“农二代”的历程
在黄伟国的眼中,村里许多年轻人“不谋正业”。如果不是有了成家的压力,自己至今可能也跟他们一样“坐吃山空”。
燥热的街头没有几个行人,与此相对应的是,一阵刺耳的摸牌声响在这间狭小的士多店里回响。几名20出头的小伙子正在投入地打着麻将,神情亢奋。
店主是横栏镇某村的村民黄伟国。招呼村民们打牌,也是黄伟国开这家士多的收入来源之一,而且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买东西的人很少,但打牌的人很多,主要是年轻人。”在黄伟国的眼中,村里的年轻人“不谋正业”、“坐吃山空”。这也是黄伟国曾有过的历程,而且如果不是有了成家的压力,他至今可能还是坐吃老本的“败家子”。
与许多80后一样,黄伟国只记得很小的时候帮过家里种田,上中学后农田就逐步被卖或租出去了,以至于他中学毕业后不能像父辈一样以土地为生。随后的几年里,黄伟国便开始成了村里的一名“小混混”,在赤裸的上身上搭着衣服,见到漂亮的女孩子就吹口哨。
电影《坏孩子的天空》里,孩子们之间互相逞强、打架闹事、抽烟喝酒、早恋拍拖,其实就是黄伟国等年轻而失业农民的真实写照。
在家人的劝导下,毕业三年后黄伟国进入了一家家具厂打工,开始了3年“坎坷”的打工历程。1000元的月薪,很快让这名已经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年轻人感到厌烦,第二年,他开口让老板提薪,老板答应月薪提高250元,但提薪的前提是必须要延长工作时间,由过去的8小时延长到12小时(包括加班)。虽然随后几个月里,黄伟国的月薪也提到了1350元、1500元,但繁重的工作开始让他感到吃不消,结果便辞职回家了。
虽然在随后的几年里,无处可去的黄伟国曾几次选择回到了工厂,但现在大多数工厂都采取计件工资,“外省人每月能拿3000多元,自己最多拿1000多元,根本拼不过他们”。而且,由于工厂里本地人较少,黄伟国也很难和外地人相处。有一次,因为一些矛盾发生口角,还在厂里打了起来。从此,黄伟国再也没有去工厂打工。前几年结婚后,“意识到要养家”的他开了一个士多店,一直维持至今。
农村问题的研究者指出,“农一代”是以家乡为参照物,“农二代”却是以城市为参照物。新生代农民尽管对城市有着更强的认同感,对城市的融入程度却反而更低———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心气却很高。他们头脑灵活,却难以控制。近来,本地青年犯罪事件并不鲜见,这样的态势也发出了警示的信号。
怎样激活就业动力?
“我有几万元的分红,还用得着来这样的地方吗?”各镇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地青年就业,但许多年轻人并不买账。
大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应对农村土地流转带来问题的有效之策。据市劳动部门透露,从2003年起,中山便开始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5年多来共培训本市农村富余劳动力10.87万人,转移就业9.24万人。
在乐观的数字背后,有着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在小榄、古镇的富裕镇区,年轻农民基本解决了就业或创业的问题,形成良好的就业和创业氛围。而在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其他镇区,年轻人无所事事、甚至违法犯罪的现象也不鲜见。如何实现这一部分人的就业,事实上各镇区一直以来都在不遗余力地做“功课”。
据板芙镇劳动分局的负责人说,该镇每年新增劳动力就500人左右,然而该镇企业每年岗位缺口却是3000多个,重点都是面向本地青年农民。“对于本地人来说就业显然是不难的”。为了提高青年农民的技能,该镇每年还抽取80万元的专项资金培养新增的劳动力,不仅免费对他们实行就业培训,每月还有补贴。对于创业人员,他所租赁的物业每月都会得到政府20元/平方米的补贴,共补6个月。
但在基层劳动部门的眼中,年轻人对政府的这一努力并不买账。“每年我们到村里招人,都少有人来应聘,他们学历不高,缺乏技能,但姿态却很高。”这样的就业观念,让许多年轻农民宁愿失业在家,也不愿去打1000元/月的工。
在市劳动培训基地里,每天都有本地的年轻农民在接受劳动技能培训。但记者和他们聊天却发现,部分人是由地方政府“赶”来的,部分人则是由家人劝来的,真正自觉而来的却不多见。“我在东区有几万元的分红,还用得着来这样的地方吗?”
如今,在许多镇区的农村,年轻一代靠“吃地租”而生存并不少见。“过来人”黄伟国说,不管政府做了多少工作,最主要是改变这群人的不良心态。正如他一样,想点办法,做点小买卖,也算是靠自己的一双手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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