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报社长剖析报刊改制难题

　　编者按：本刊第36期封面文章《报刊改制攻坚》，对中国报刊转企改制做了全景式的报道，引起了业界与各界的强烈反响。本期本刊再次邀请北青报社社长、北青传媒董事长张延平先生就报刊改制的深层次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北青报社长剖析报刊改制难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凤桃 南焱/北京报道

　　记者走进位于北京团结湖的北京青年报大厦一楼大厅，前台工作人员微笑迎接，稍等片刻之后，北青传媒公司办公室主任将记者引向北京青年报社（下称“北青报社”）社长、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青传媒”）董事长张延平的办公室所在的楼层。

　　在张延平的办公室外，宽大的秘书办公区与传统报社完全不同，俨然一个现代企业。2004年12月22日，北青报社控股的北青传媒作为中国内地第一家传媒公司在香港上市。

　　北青报社是北青传媒的大股东，隶属于共青团北京市委。截止2009年8月，北青报社已经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十报五刊两网的传媒集团，除北京青年报属事业单位之外，其他的下属单位都是企业性质。在我国报刊社“事业单位身份、企业化管理”的体制下，北青传媒是首家将广告经营业务剥离上市的媒体。

　　有业内人士分析，从内部来讲，正是采编和经营“两层皮”的体制，制约了北青报的发展；从外部来讲，广电与出版行业壁垒，没有完全市场化的环境让北青传媒并购十分困难。这也是张延平的困惑之处。

　　“管住人和资产就管住了意识形态”

　　《中国经济周刊》：据了解，目前《中国汽车报》、《京华时报》等报刊分别在寻求整体转企和整体上市，您是如何看待当前报刊的转制改革？

　　张延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比较早地意识到媒体的商品属性和企业属性。媒体本身也是一个企业，虽然我们是事业单位，但是一直是企业化经营。我认为，现在报刊转企是一个大趋势，不是说你想不想，而是必须要转。

　　《中国经济周刊》：北青传媒虽然上市了，但北青报社现在还是一家拥有500人编制的事业单位，那北青报社是否有整体转企的计划？

　　张延平：北青报社我认为可能要保留一个事业单位身份，因为这样它和政府部门的协调会比较方便，在整个社会资源还没有完全改变的时候，我觉得保留事业身份还是有好处的。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报刊转企是否会存在意识形态监管的失控？

　　张延平：我觉得国家对意识形态属性这一块已经很简化了，只要编辑部是独立的，你就可以放心去搞经营，这比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解放。当然，整体转企之后，如果国家绝对控股的话，也不存在意识形态属性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现象，也就是说媒体导向是不会被市场所左右的。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就是党管干部，政府管资产。其实这个是最关键的。比如在北青报，管住我了，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在深夜给我打一个电话我立马就传达，该刹车就刹车。我们现在的体制比以前管的更顺畅了。

　　“人员分流是最大难题”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报刊社从事业身份转成企业性质，您认为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张延平：我认为，最令人担忧的问题还不是意识形态监管失控的问题，而是人员分流，目前改制里，这个问题矛盾最多。我们做过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转企，是一步到位的将儿艺从事业单位变成企业，遇到的问题是，很多在编人员担心，比如在事业单位的退休金要高于在企业的退休金、在职的薪酬待遇会不会有落差等等问题，这就使得转制成本和阻力很大。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针对文化体制改革出台了养老金差额补贴等措施，如果养老金和薪酬与原来的收入相平衡，是不是意味可以实现顺利转制？

　　张延平：这需要一个过程，很多事业单位员工是害怕的，因为他们无法猜想到未来发展的好坏，所以这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让改制后的企业有一个新的发展。报刊企业要想发展的比较好就需要精英人才，而现有的人才我认为是比较难实现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事业单位的那种不计成本、没有竞争的环境，这个转变是最难的。所以，我认为国家要为转企改制付出一个比较大的人员安置成本。

　　“传媒投资要看准”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很多报刊社转企后都瞄准了上市，您作为国内最早上市传媒公司的董事长，对目前报刊企业追求上市是怎么看的？

　　张延平：我认为，北青传媒的上市把报刊社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了一大步，并为下一步发展做了非常好的铺垫，而且上市对我们的品牌影响力起到一个质的提升，所有国外大公司都很看重上市公司的品牌。虽然现在有些报刊转为企业了，但上市公司的那种强制性“训练”不是说成了企业就可以达到的。比如，一般企业并不强制要开董事会，但上市公司必须严格操作，还有到了半年一定得考虑今年怎么增收节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把不良资产剥离出去等等，必须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规则办。

　　《中国经济周刊》：由于体制、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制约，北青传媒上市后也遇到了一些发展的障碍，从而使部分资金至今仍滞留账户，现在是如何处理的？

　　张延平：我们上市后遇到了很多困难，包括港币贬值带来的问题。我们上市的时候港币很值钱，但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我们账户的港币价值在下降，而且国家政策规定这些港币不能直接兑换成人民币，除非投资时转换。

　　这些都是新问题，但我们还是找到办法解决了。实际上，上市这几年，我们已经投入了4个亿，还有大部分我们没有投出去，是因为我们必须得考虑股东的利益，防止不良投资给上市公司带来亏损。比如说，我们投《法制晚报》、《第一财经日报》，可以用上市公司的钱，但我们没有用，因为我们考虑这些报纸培育期肯定是赔钱的。如果上市公司投了，就会影响业绩。现在《法制晚报》盈利了，我们正在考虑在合适的时机将其纳入上市公司。

　　《中国经济周刊》：北青传媒上市5年来，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张延平：我们处在熟悉整个上市公司运作的过程，现实并不像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好像我们有了钱，就可以随便投。其实传媒的投资很复杂，许多人认为上市公司应该三到五年就把全部的融资尽快投出去。事实证明，曾经很多这种投资就是打了水漂，这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是致命的，所以传媒投资要看准。另外，对于从来没有做过专业投资的我们，也需要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我认为北青传媒磕磕绊绊也很正常，有些学费付出是必要的。

　　“被淘汰报刊需要交易平台”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中央对报刊社是要做大做强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最近《中华新闻报》的停刊清算是淘汰的例子，今后在市场竞争中，还会有一些报刊被淘汰。那么在转企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实现报刊资源的市场化流动？

　　张延平：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调配的问题，不能说把甩下来的东西给上市公司，而那些优质的都自己留着了，或者至少应该有一个公开的交易平台。比如说《中华新闻报》停刊，但这个报号本身是值钱的，我愿意用钱买你的报号，这就需要一个交易平台，只有在交易中才能发现媒体的价值。

　　“国家应给上市公司优先权”

　　《中国经济周刊》：面对做大做强的挑战，目前传媒上市公司在市场上是否占据优势？

　　张延平：由于媒体带有意识形态属性，党对媒体的控制力还是非常强的，如果上市公司在整合当地资源的时候仅仅靠自身，那么整合力度是有限的。从行政级别来看，我们在北京媒体里级别最低，在全国媒体里面青年报属于小字辈，所以不管哪个层次的报刊，我们想去并购都很困难。我认为，在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国家应该给上市公司一个优先权，就是在同等价格上上市公司享有优先选择的权利，这样我们传媒上市公司才能有一个快的发展，否则我们很难突破行政的、行业等各种各样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