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患者因手术纱布遗留腹中导致久病不愈 讨要说法一年多至今无果 不该发生的低级医疗事故为何发生

　　51岁的孙女士满头白发、脸色灰暗、神情疲惫，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她生过一场大病。

　　事实的确如此。一年多来，她饱受疾病折磨，甚至被诊断为“癌症”。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后查出的“病因”竟然是手术后遗留在腹中的纱布。

　　手术后纱布遗留腹中久病不愈被诊为癌症

　　孙女士家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近日，她专门找到记者，讲述了自己一年多来的痛苦经历。

　　2008年1月28日，孙女士因患左侧卵巢粘液瘤在深圳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住院治疗。当时医院先给她做了腹腔镜手术，后来又转台做了剖腹手术。醒来后，孙女士才知道，自己多次检查均正常的子宫、右卵巢及双侧输卵管都被切除，膀胱也受到损伤，又进行了缝合术。

　　孙女士原以为身体可以慢慢康复，但等到的却是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手术过后，孙女士腹部一直疼痛难忍，直不起腰、伸不直腿，残端瘘口流血、流脓长期不愈合，炎性息肉屡长不息。孙女士先后多次到深圳市第一人民医院找原手术医生马某诊治，却被告知：是身体排斥反应所致，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会逐渐好转。

　　孙女士说，她听信了医生的说法，先后坚持做了6次息肉摘除术。可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发展到不能直身站立、行走困难，甚至连生活都无法自理。长时间的折磨，加上有些医院诊断说是癌症晚期，孙女士被彻底击垮卧床不起，家人甚至准备起了后事。

　　历经8个月痛苦的折磨，孙女士在一家医院检查时意外发现，病因竟然是腹中存留的一块普通纱布。原来，她的生命是被这块纱布的感染慢慢吞噬的。得知不是癌症，孙女士一家人真是悲喜交集，但一个疑问随之而来：遗留在孙女士腹中的纱布从何而来？

　　据孙女士说，她在深圳市第一人民医院做手术的过程中，主刀医生马某中途离开，把未完的手术交给不具备手术资质的三级住院医生完成。由于主刀医生术中没按规定让护士做深部填放纱布记录，中途离开时又未将填放纱布事宜向接替的医生交代，以致毫无经验的医生在未清点器材情况下关闭腹腔，将手术纱布遗留在孙女士的腹中。后来，医院的临聘护士在清点医疗器械时发现，术后核对纱布与申领单上的20块不符，但她并没有去查找丢失纱布的下落，而是在手术护理记录单上填上19块纱布了事。

　　原始记录神秘“消失”卫生局称“查无实据”

　　孙女士说，“纱布事件”暴露后，负责主刀的医生马某再三恳求她去医院做取纱布手术。2008年9月4日上午8时许，孙女士到医院后，马医生指着桌上的病案说：“遗留腹中的是可溶性止血纱布，因体质问题未吸收，做个小手术取出即可。”孙女士这次没有轻易听信，而是要求查看原始手术记录，就是在这个时候，孙女士意外发现，手术护理记录单上的“19”块纱布被涂改为“20”。

　　据孙女士说，后来马医生口头承认了腹中遗留纱布，但却在手术家属通知书上写“取腹中异物”。孙女士对院方的态度甚是担忧，要求医院在“异物”后增添“普通纱布”4个字。

　　接下来的事情发展令孙女士更加难以接受：手术后3天，医院就停止了对她的药物治疗。由于没有充分的后续治疗，孙女士的膀胱萎缩为常人的三分之一，右肾盂、输尿管等诸多器官留下了后遗症，残端伤口未能正常愈合，体内气血严重不足，使得她的病情常常发作。

　　后来，孙女士又在该医院进行了十多次的诊断检查，但病情没有得到缓解。

　　今年5月，孙女士决定起诉医院时才发现：她在该院前后16个月的随诊过程，医生未做任何记录；事发后封存在医务科的原始病案中的那份原手术护理记录被抽换了，原签字封存的纱布封条被启封了，手术的摄像也被删除了。

　　记者在深圳市第一人民医院采访时，该院办公室及医务科的人员都表示知道这个事情，但都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

　　孙女士告诉记者，医院把责任都归结到参与手术的一名临聘护士身上。但她认为，解聘临聘护士是医院规避责任搪塞患者。而且，卫生部门有关条例明文规定：不能使用临聘人员，医院怎能“知法犯法”？

　　今年5月29日，孙女士投诉到深圳市卫生局。深圳市卫生局于今年8月31日文件答复：“关于深圳市人民医院经诊医生未按要求及时书写病历，我局已经按照相关法规责令其规范门诊病历的书写。未发现深圳市人民医院存在修改和抽换病案原始资料的证据”。孙女士说，该局工作人员还口头向她解释：“现在查无实据，不意味着以后也查无实据。”

　　孙女士随后向广东省卫生厅提起复查。

　　10月21日，广东省卫生厅派出有关人员对医院与患者双方做了初步的调查。

　　低级医疗事故屡发拷问医生职业操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医患纠纷屡屡发生，医患关系日趋恶化。深圳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这种情况表面上看是医患双方的信任缺失，但从根本上来说，患者处于劣势，主要还是医院与医生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高尚医德在相当一部分医护人员的心里已经逐渐减弱。行业规范与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以致职业行为不规范、医疗质量下降、医疗事故呈明显上升趋势。

　　来自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平均每年每家医疗机构医疗纠纷的数量在40起左右，近两年来医疗纠纷发生率明显上升，增长幅度超过100%。

　　这位专家特别指出，近年来许多不该发生的低级医疗事故也频频发生，其根本原因是一些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操守的缺失。他认为，重构和谐的医患关系，关键还是要增强医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健全相关监督体系，用法律、法规约束和规范行医行为。同时，要落实责任追究制度，花真工夫、下大力气把医疗事故数量降下来。

　　医院手术前请律师见证患者签字

　　手术前医生找病患谈话、签同意书，许多患者对此并不陌生。但如果医生身旁还端坐着一位西装革履、手持录音笔的律师，你会作何感想？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医院在进行一个极高风险的手术前，请来律师见证术前谈话和签字。医院称，这样做既保护了医生，又保护了患者利益，准备在以后的高风险手术中推广。

　　这个高风险手术的患者是34岁的高州人钟小姐。一年多前，钟小姐查出颈椎管里长了一个大枣大小的肿瘤，位置很深，当地几家医院都不敢手术，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接下了这台手术，由院长金大地亲自主刀。

　　医院经过评估认为，这台手术风险极高，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另外50%就是非死即瘫。可如果不做手术，3个月后钟小姐就可能因为压迫延髓而瘫痪。

　　钟小姐决定冒险一博。医院一边在严密制订手术方案，准备手术，一边多次找钟小姐和她的家人谈话，向他们重复手术的适应症和可能出现的危险，最后的一次还特别请来了律师做见证。

　　钟小姐的丈夫对这最后一次谈话记忆犹新，屋子里一下子进来好多人。他感到很紧张，手足无措，当时家人的意见不一，直到手术前的那个晚上，才下定决心签字。

　　庆幸的是，手术非常成功，12小时后钟小姐就从ICU转入普通病房。

　　参与手术的神经外科主任刘承勇已从医多年，他说，在目前的医疗环境下，做这样一台高难度手术，医生的压力很大，不过这压力20%来自技术的难度，另外的80%却是来自手术外———担心医疗纠纷。他坦言，律师见证后，他心头的压力卸掉许多。

　　院长金大地说，找律师是借鉴了国外医院的做法———凡是风险极高的手术，术前签字、谈话录音虽有一定作用，但律师介入会更具有法律效应。一旦手术出现问题，能够更加有效地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从而减轻医患的压力。这不仅是对医生的保护，同时也保护了患者。

　　金大地说，这次手术的成功进一步佐证了请律师见证的好处，以后医院再遇到高风险手术，还准备沿用这一模式。

　　广州市多家医院的负责人对此做法却不愿明确表态。一位负责人说，他所在医院也深为医疗纠纷困扰，不仅请了法律顾问，还专门成立了法律事务部，但这种新事物还是不敢贸然尝试。他表示，本来医患关系就很紧张，律师提前介入，怕给患者感觉不好，说医院还没手术就想着打官司，反而吓跑了患者。

　　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