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了别人认为是很难的事情，是一种最大的喜悦，最大的安慰。”尽管对自己所从事的一切有过犹豫和顾忌，但被帮助人们信任的眼光，是对他最大的鼓励和推进
岳泽淮 为农民说话30年
□本报记者 许夏颖 发自四川蓬溪
岳泽淮从来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堂屋空地正前方，五六米远处，干枯的茎秆依然笔直，整齐划一地排列着，这是收获过后的玉米地。屋内一角，敞开的编织袋内，金黄的玉米粒堆得满满。
“有种稻子，也有玉米。”今年64岁的岳泽淮，一直守着家里的六亩地，在这个被称作花池塘的山村里。
褐色衬衫，外罩西服，显出他的几分“见过世面”，“越南边边我都去过。”岳泽淮告诉影响力周刊记者，北至新疆，南到广东、云南、贵州等地他都曾踏足。
夜里下过雨，一人宽的乡道很是泥泞。裤管卷起，军绿的解放鞋，黝黑精瘦的他看起来又和当地村民并无二致。
“为了保护自己，就拼命学法。”从十六七岁起，岳泽淮开始和“法”结下不解之缘。
小山村里的读书人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这句话简直说得太到位了。”从头到尾，岳泽淮不时表现出他对看书的热爱。
在文井镇读完六年级后，岳泽淮回家种地，从此没进过任何学校。求学生涯的结束并未阻止他对知识的渴求。
除了政府当时下发给村镇的普法宣传资料，利用父亲医疗点电话接到大队电话站的便利，岳泽淮接触到了外面的声音。“我就从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中央政策的东西，慢慢就感到了兴趣，觉得这里面天宽地大，有无穷无尽的研究头。”
上世纪60年代，正值“破四旧”的热潮，祖上行医的岳泽淮父亲，因宣传岳飞被打成牛鬼蛇神。
“文革”开始后，蓬溪中学的图书馆被查抄，书本四处散落，无人管理。当时是红卫兵的岳泽淮，趁着在县里开会之际，悄悄地将书籍带回家阅读。“比如著名大将罗瑞卿，搞公安的，那个（书）里面案子就非常多，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人录，这些我都是从那里拿的。”岳泽淮说，那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提高。
被批斗的父亲关了之后放回家，但三年不准行医。为帮父亲平反，岳泽淮更加努力地学习。
“文革”结束后，文化设施得到了恢复，岳泽淮成了镇上书店的常客。“那时，政策法律性的就多了，一有新的出来我就去买，那时候书都不贵。”
凭着自己的好学和出色的记忆力、领悟能力，懂政策、知晓法律的岳泽淮渐渐名声在外，帮人写诉状、打官司，成了土“法律专家”。
土法律专家的办案高招
20多年前，在岳泽淮帮助下，一起文井一带妇女被拐卖的案件顺利得到审理，辽宁铁岭枉法的院长也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七年。
西充劳务合同案，是岳泽淮自认为办得比较满意的三件案子之一。
西充县23岁的李培东（音），与广州一家照明厂签订了劳动合同，厂家聘用李为车床工。等李培东进到照明厂工作，才知道要操作的是冲床。在工作过程中，李培东失去了两根手指。工厂以“自己不小心，不负责为由”拒绝支付医药费，以及他在住院期间的工资。
李培东找到劳动仲裁委员会，委员会认为工厂履行了劳务合同，理由是在李培东工作期间，工厂按时支付了合同规定的1200元工资。
无奈之下，李培东的父亲找到岳泽淮，请他帮忙。岳泽淮核实过事实后，让李家准备路费后，赶到广州。
岳泽淮问负责人姓什么，负责人回答说姓冉。“我说那我就给你写个染衣服的染要不要得？车床和冲床有绝对区别，车床就是最精细的，而冲床是打模型的，造成了后果，怎么不是工厂负责？”
法庭上，岳泽淮就车床与冲床差别重点做了辩护，最后法院认定李培东为工伤，判工厂赔偿九万多元。
岳泽淮另一起喜欢挂在嘴边的，是帮新兴乡村小一溺水身亡儿童索赔的案子。校方认为该儿童自行在午休时跑去水库玩耍淹死，不承担责任。
岳泽淮赶到后，指出学校的围墙仅55公分高，与小学围墙至少应达到2米2的国家规定相去甚远，这正是小孩得以翻出围墙的主要原因。另外10岁以下幼儿是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校方承担全部责任。在岳泽淮努力下，小孩亲属最终获得了六万元的补偿。
走南闯北的岳泽淮告诉影响力周刊记者，办案不仅要熟悉法律条文，还要懂得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灵活处理。“比如男女未结婚前同居，在四川这里他们最后没结婚是很丑的，而在云南那边，他们必须要住到女方有小孩了才能结婚。”
在帮人办案的30多年里，岳泽淮曾帮因强奸罪被判无期徒刑的小伙洗清罪名，使他无罪释放；曾为参加抗美援朝老兵反映过问题，解决待遇；还曾接触过自杀诬为他杀的刑事案件。当然最多的，还是为周边乡镇外出务工的农民说话，“农民出去太不容易了。”
一个农民的抱负
“我办的案子，90%都是在省外的，蓬溪本地的不接，毕竟做这个有时要得罪很多人。”对于自己所做的，岳泽淮有时也会有顾虑和犹豫。
作为岳飞的后裔，岳泽淮在近年主持村民集资，修复了村里的精忠祠，妆塑岳飞像，并在国庆期间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他觉得自己和岳飞有点像，“报国无门”。
绕到房屋后头，几棵柚子树绕着小路，枝头挂满淡黄色的柚子。“这是漳州柚，味道好得很。”跨过一道沟渠，沿着齐整的石块拾级而上，是岳泽淮的另一块菜地。“这条路是我自己修的，石头都是我一个个担上来的。”
岳泽淮想把村里的土路也修一修，“现在朝中没人，啥事都办不了。”言谈间，他还流露出对农业的担忧，“好多地都荒了，你可以去附近的村子调查看看，种地的基本都是60多岁，70多岁的老人，我还算是年轻的。”
和大多数川中农村一样，除了怀孕的妇女、未成年的儿童，碧水青山间只闻狗吠，难以望到青壮年的身影。
“玉米八角六，稻子收上去今年涨了点，九角。农业是国家之本，给的补贴还不够化肥农药，没种的一样得钱，这不是打击种地人的积极性吗？”十多年前建起的砖石瓦房内，地面还是凹凸不平的黄土。
坐在条凳上，抽着两块钱软包装烟的岳泽淮，心系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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