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西松公司补偿谢罪 将为劳工修建纪念碑

资料图:2007年3月16日，一名双目失明的中国劳工在日本最高法院门前举着横幅示威。

　　11月2日上午，今年69岁的城阳区居民杨世斗终于松了一口气。两天来，虽然住在栈桥旁边豪华宾馆的海景房内，但他一直没有心情出去逛逛。杨世斗是备受关注的“中国二战劳工诉日本西松建设公司(以下简称西松公司)案”的5名诉讼者之一，他的父亲杨希恩曾被强掳至日本当劳工，并死在了日本 。虽然2007年日本高等法院终审判决中国劳工败诉，但在中日热心朋友的帮助下，10月23日，西松公司以出资2.5亿日元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等条件，与中国原告达成了和解。11月2日，有关此次和解的说明会在青岛鹰谷万怡酒店举行，西松公司按每名劳工6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4万多元)补偿。

　　>>>说明会现场

　　带着岳父的照片来参会

　　2日上午，气温骤降，寒风料峭，在湖南路59号鹰谷万怡酒店二楼会议室内，安野受害劳工和西松公司和解成立说明会正在举行。参会的150多人中 ，除了律师和工作人员外，有120多人是在日本西松公司安野发电站受害的中国劳工幸存者或遗(家)属 ，他们分别来自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

　　家住青岛市李沧区的徐学玲是代表岳父臧云传来的，他的岳父在苦苦等待了10余年后，于今年6月23日离开了人世。“很遗憾岳父没能等到这一天。”徐学玲的岳父1944年被强掳到日本做劳工。最近10余年里，他和其他幸存的劳工一起，一直在向日方争取自己的权益。等终于有了结果时，他却离开了人世。记者注意到，为了告慰岳父，徐学玲特意带着岳父的照片来到了会场。

　　>>>已达成和解

　　补偿、谢罪、修建纪念碑

　　10月23日，在日本东京简易法院，西松公司以出资2.5亿日元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等条件，与中国原告达成和解。根据和解条款，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将拨出2.5亿日元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将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360名中国劳工列入基金补偿的对象；和解条款中明确写入谢罪语句；并为中国劳工修建纪念碑以谢罪,纪念碑明年建成后，每年将组织相关纪念活动。

　　该和解书发出后，中国劳工及遗(家)属们在欣慰之余，也最关心其中的具体细节。2日的会上，一直致力于帮中国劳工维权的日本友好人士内田雅敏律师给出了一些明确答复：2.5亿日元的补偿基金中，将按每名劳工6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4万多元)的标准对已确认的120多名劳工进行补偿。剩下的钱一来用于为受害的劳工修建纪念碑，一来用于寻找其他的劳工。此外还有一笔钱是用于受害者重访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对于继续寻找其他劳工，内田雅敏律师表示，一般不会花5~10年的时间去寻找，很有可能只进行一年时间的寻找。如果无法找到更多劳工，不排除为已确认劳工发放第二笔补偿金的可能。

　　内田雅敏律师还说，首笔补偿金计划于12月14日发放，发放形式等现在尚未确定。

　　>>>艰辛索赔路

　　“斗争”十余年八赴日本

　　由于需要翻译，这个和解成立说明会从上午8时一直开到了11时30分，期间中国劳工和遗(家)属们还与律师等进行了交流。在对该和解说明进行举手表决时，与会的120多名劳工及遗(家)属都举起了手。

　　“这些年真不容易。”今年85岁、来自天津的中国劳工幸存者邵义诚用了“斗争”俩字来形容这10余年来与日本西松公司间的诉讼较量。1944年7月，16岁的邵义诚在来青岛进货的路上，被强掳到日本，与360名中国劳工一起为西松建设公司挖水力发电用的引水隧道，“当时天天光着脚进入河道清理河底的石头。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还吃不饱，经常靠喝水充饥。”1945年3月，邵义诚和山东的宋继尧等13名患有重病，失去劳动能力的劳工，被送回了国内。邵义诚几经辗转，成为天津园林场的职工。

　　从1997年开始，邵义诚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和其他4名劳工一起，走上了长达10余年的索赔之路，期间他八赴日本。

　　据悉，在不违背基本原则(要求日方谢罪，对受害劳工进行赔偿等)的前提下，以民间和解形式整体解决劳工问题，此次是第二例。 岛城劳工遗属说父亲当年悲惨境遇——

　　—冬天穿水泥袋子保暖

　　“我回家后，一定要到父母的坟头上，告诉他们这个事解决了。”城阳区惜福镇街道办杨家村社区的杨世斗老人 ，是对日本西松公司诉讼案的5名原告之一。

　　杨世斗回忆说，父亲是1944年被抓走的，当时家里人都知道他被日军抓走了，但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直到1992年，有日本友人来到杨世斗家里，他才知道父亲当年被抓到日本当了劳工，并于1945年8月死于原子弹爆炸。“听到这个消息后，全家人都哭了。母亲哭得最伤心。”杨世斗说道，“父亲被抓时，我还不到两岁，父亲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

　　而今，母亲离开人世也已7年了。谈到这次的和解结果，杨世斗说他感到比较满意，“我现在心情舒畅了许多。其实钱不在多少，关键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次次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个结果。你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干啥都没心情，总觉得有心事。只可惜这个结果来得比较迟，要是能早点儿，也许母亲能等到这一天。”

　　“我听幸存的劳工和日本友人说，父亲他们在劳动期间，每天要工作 12个小时，经常挨打挨骂不说，还吃不饱、穿不暖。父亲他们吃的是一种发涩的窝头，是由一种树的果实磨成的粉和玉米面做成的；父亲他们也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冬天用水泥袋子包在身体上取暖……”说到这里，杨世斗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

　　律师费一分钱也不收

　　—诉讼案背后有群默默奉献的志愿者

　　在通过法律无法再索赔的条件下，中国二战劳工以非诉讼的途径获得了一个理想的结果。这除了劳工及遗(家)属们的不懈努力外，也与一直为此默默奉献的中日志愿者们密不可分。

　　来自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的刘宝辰教授就是其中一人。以“中间联络人”自称的刘宝辰，长期致力于中国劳工历史的研究。早在1989年，日本国内一些有正义感的友人开始了对日本侵略战争问题的思考。在广岛的日本友人也成立了思考会，并着手调查西松安野事件的情况。1992年，他们将在安野的中国劳工名单寄给刘宝辰，请其协助寻找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及其遗属。

　　刘宝辰认为，通过和解方式解决劳工索赔案件，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和解的前提是必须不能违背政治原则，即要求日方必须谢罪，必须赔偿。日本政府应该继续妥善解决中国劳工等问题。

　　来自天津外国语学院的修刚院长也是一名志愿者。会场上，他既要做同声传译，又要做普通翻译，他向记者表示，即使再苦再累，他的心是甜的。原来在青岛贸促会工作的岛城律师陈辉，这10余年来则一直为中国劳工提供着无偿的法律服务。谈到这一点，他摆摆手说，这算不了什么，作为一名中国律师，这是应该做的。

　　同样为中国劳工索赔案做出贡献的还有内田雅敏、川原洋子等日本友人 ，虽然由于语言原因，记者没能专访到他们，但从他们讲话时中国劳工或遗(家)属不时响起的掌声中，记者能感觉到他们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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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工诉讼案及和解经过

　　1944年，日本侵华期间，曾在山东、河北等地掳掠了360名青壮年，前往日本广岛为西松公司修造8公里长的引水隧道 。1945年，320多名中国劳工回国，另有29人惨死在日本。

　　1998年，5名劳工及劳工后人作为原告代表，向广岛地方法院起诉，要求西松建设公司对每名原告赔偿 550万日元。

　　2002年7月9日，广岛地方法院在认定西松建设公司强迫使用中国劳工违法的情况下，依然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中国劳工败诉。

　　2004年7月9日，日本广岛高等法院否决了广岛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判处西松建设公司向每名原告支付550万日元(约合42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这是日本高等法院首次对中国劳工赔偿诉讼案作出赔偿判决。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判决原告没有索赔权，劳工再次败诉。至此，日本最高法院关闭了中国战争受害者通过法律途径索要战争赔偿的大门。

　　2009年10月23日，在日本东京简易法院，以日方出资2.5亿日元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等条件，与原告达成和解。（半岛都市报 文/记者 李志波 图/记者 王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