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图)

　　中新网11月9日电《潜伏》、《风声》等影视作品的热映，令很多观众对谍战员卧底的刺激活动产生浓厚兴趣。为此，世界知识出版社今年11月趁势推出的《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一书，全方位梳理了国共两党时期，包括抗战时期的一些惊险刺激的卧底案例。

　　60多年前，在国共两党决定中国命运的长期角力中，蒋介石、白崇禧、胡宗南的身边，潜伏着中共的情报人员；新中国成立后，在隐秘战线上，曾发生过许多没有硝烟的战斗。但是，长期以来，情报人员的经历、作为及历史评介是讳莫如深的话题。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终其一生，始终不为人所知。

　　这是一种怎样的职业？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群神秘的人。他们无处不在，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他们是最天才的演员，永远隐藏着自己的真实面孔。”《卧底》的腰封用语，相当形象地说出了“余则成”们的真实处境和隐蔽战线的工作特点。

　　本书着重选取那些在政治军事上造成了重大影响、发挥了“战略作用”的卧底人物——他们有中共派遣到国民党军政高位身边的潜伏人员，也有从国民党内部策反的国民党军界将领，还有那些在日伪斗争中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国民党卧底高官与基层卧底特工的事迹等。本书史料扎实，并采用现场感的文学语言，讲故事的笔法，较细致地刻画了“谍报员”这一神秘人物的群像。

　　为了更好的说明本书的特点，现摘取一个章节，以飨读者。

　　插在日本人心脏上的尖刀

　　——平民特工詹长麟

　　1939年6月10日，晚上6点多钟，日本领事馆后门突然打开了，一个精悍的身影一闪而出，跨上一辆自行车后，消失在夜幕当中。

　　70多年后的一天，我在电视里见到了这位当年行色匆匆的精悍男子，当年精悍的身形已经变得佝偻。老人平静地接受央视《寻找英雄》栏目组[1]的采访。老人一直平静地叙述着，言语中没有荣耀，也没有愤恨。当记者问道，被毒死的日本书记官与他私交还可以，问他后悔不后悔时，老人突然激动起来，用拐杖使劲戳着地大声叫道：“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

　　为写此文，我找来了《寻找英雄》栏目组结集出版的书《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当我听到“诚心诚意地杀人”的时候，血直往上涌。书中提到，采访结束后，老人让儿子文斌送给栏目组一个礼物，打开一层层细心包扎的草纸，竟是一个小铜塑：关公。詹文斌解释说，这是他父亲的守护神。

　　“酒里有毒！”

　　1939年6月10日，在初夏的金陵，半晚的城中还是人来人往，秦淮河依旧水波荡漾，人和城都在等待着那一弯下弦月爬上来，期待再过一个平静的夜。故都沦陷一年多了，对任何一个留下来的人来说，这一年多来实在太过血腥，太过残忍，连一个平静的夜都成为一种奢侈。

　　时针刚过七点，一阵刺耳的警笛声传出，大批的日本宪兵同伪警察一道将南京所有的城门关闭了，残损的街道上到处可以听到警犬的嚎叫，四处都有人被逮捕。究竟又怎么了？

　　原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出事了！

　　当日，日本总领官戒备森严，总领事堀公一设宴欢迎远道而来的日本外务省政务次长清水留三郎。清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视察“维新政府”的建立工作，所以当晚到场的除了日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像“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等人之外，还有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3]和华北汉奸首领王克敏等人。“规格”之高，也是空前。

　　宴会上，觥筹交错，群魔乱舞。但刚酒过三巡，却突然有人意外倒地，只听到那人喊道：“酒里有毒！”此声之后，领馆内一片狼籍，叫喊声、呕吐声不绝于耳。有的人已不省人事；有的人正口吐白沫；有的人则脸色发青大叫着要捉拿凶犯……

　　日伪精心筹划的欢迎晚宴怎么就成了这样一副光景？那个从日本领馆后门跑出来的精悍的身影又是什么人？

　　 两个中国人失踪

　　事发当场，堀公一就下令立刻封锁现场，以免下毒人脱逃。随后而来的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藤冈就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食物上。经过检验后发现，所用的黄酒含有很强的毒质。

　　原来是一场毒酒案。

　　酒是专门在中华路上119号老万全酒家采购的。事发之后宪兵队就将老万全酒家包围起来。但纵使他们将酒店翻个底朝天，最后也毫无所获。

　　在长时间排查之后，日本人发现了两个可疑之人，他们是中国人，兄弟俩，在毒酒案发生后，双双失踪。一个是已经在南京领事馆内“老实”工作了五年的詹长麟，另一个是他的兄长詹长炳，也是日本领事馆的中国仆役。

　　詹长麟，亦叫詹长林。1913年生在南京一个贫苦普通的家庭，家里一直靠织缎子为生。詹长麟自幼聪明伶俐，15岁那年加入了国府警卫旅，任旅长兼南京警备司令俞济时[4]的勤务兵。1932年“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国府警卫旅被编入88师，詹长麟随军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这次经历和锻炼让他明白了什么是军人。而后因其母亲病重，回乡省亲，自此他便留在了南京的家中，日子过得平平淡淡，紧紧巴巴。

　　1934年4月的一天，詹长麟的父亲詹士良在鼓楼黄泥岗的“何家茶馆”喝茶，遇到了自己的朋友王明和，喝茶间，王明和对詹士良说：“日本总领事馆差一个仆人，我让我的儿子给你家儿子介绍一下吧。”

　　詹士良回到家中，把此事告诉了詹长麟、詹长炳(大詹长麟三岁)两兄弟，兄弟俩一听说为日本人做事，心里都不大愿意，最后父亲还是决定让詹长麟去，毕竟家里生活实在拮据。

　　当时日本总领事馆招收中国仆役有四个条件：一是不懂日语；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以做人质；三外貌要俊秀；四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5]

　　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亲自对詹长麟进行了面试，詹长麟基本符合这些条件，领事也十分满意。于是詹长麟就成为了日本领事馆的一名仆从，主要任务是打扫卫生、端茶送水、分发信件报刊。每月可领得八块银元的工资。

　　詹长麟为人老实勤奋，深得领事馆内人的信任。无论是他的日本上司，还是他的中国同事，都觉得他人很好相处。尤其是日本领事馆的书记官船山，他为人和气，待人亲切，更是对詹长麟照顾有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很高，日本人出力的走狗汉奸更为人们。所仇视。詹长麟在当时人的眼中，就是一名汉奸。

　　詹长麟心里委屈极了，心想自己怎么可能是汉奸呢？真是时事弄人啊。他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的人在等着他养活，而今骑虎难下，在领事馆里谋差事，为的只是养家糊口。

　　詹长麟每每在端茶倒水之余，一想到汉奸二字，他还是会无奈地叹息，可是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只希望有一天能抹去这个罪名。

　　我也做过军人？！

　　一天晚上，在日本领事馆干完活的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回到家中，刚坐下没一会儿，一辆黄包车停在了门口，车上下来一个头戴礼帽、眼戴墨镜、身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他来到詹长麟的家中问：“你就是詹长麟吧？”詹回道：“是的，请问你是……”话音未落，那人已开口：“请跟我来吧，有点事情找你。”接着就让詹长麟上了黄包车。

　　不一会儿，车停在了黄泥岗的鼓楼饭店门口，接着那个人把他带到了4号房间，进去后，詹长麟见房间空无一人，便问那个年轻人：“你是什么人？找我什么事？”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进来了，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组长，我叫赵世瑞[6]。是我们安排你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詹长麟听了这番话，吃了一惊，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冒出一个什么警察厅的人来，而且这个人竟然跟他说他在日本领事馆的工作是早就被安排好了的。这么多问题一齐向詹长麟袭来，他自己又未曾听说其中门道，只能摇摇头接着答了一句：“不知道。”

　　赵世瑞接着说：“目的就是要你去刺探日本人的情报。现在日本人占领我国的东三省后，又向我国内地紧逼。形势逼人，我们必须及时掌握日本人的动态。”

　　赵世瑞的这一番话，顿时让詹长麟豁然开朗，原来这些警察厅的人是要利用他潜伏，去监视日本人，刺探日本人的情报。

　　詹长麟正想着这些前因后果，赵世瑞突然拔出一把手枪，放到了桌上，对詹长麟说：“我们了解你，你做过军人，有爱国心。我们把机密都告诉你了，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一是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做仆役，同时秘密当我们的情报员；二是你不愿为我们工作，不肯为抗日工作。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詹长麟没有想到，原本只是平常的一个晚上，自己居然碰到了这样的抉择。在他面前的两条路：一条充满了艰险，在日本领事馆潜伏，随时都有可能被发现，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另外一条路，不肯为抗日工作，也是死。

　　死？倒是可怕的！爱国之情？心中当然也是未曾泯灭。但是这些信息都只是在他心中一晃而过。反倒是有一句在他耳边，窜过来又窜过去。“你做过军人”……“军人”……“军”……军人？我也做过军人？！他不由得又想起了淞沪战场，还有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战友……

　　片刻之后，詹长麟便毫不犹豫，立即答应为首都警察厅外事组工作，成为了国民党的一名潜伏特工，代号65。

　　 差点出意外

　　从此，詹长麟便化名袁露，每月可从特务处领得10元薪金，加上在日本领事馆的8元，每个月可有18元的收入，这对于当时的詹长麟一家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当时100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3块钱)，家里的生活也变得宽裕起来。[7]

　　詹长麟为了避免暴露，一如既往地在领事馆里勤劳踏实地工作，他的工作依旧深得领事馆里日本人的赞赏。但日本人不知道，詹长麟在“勤奋工作之外”，无时无刻都在瞅准机会，刺探情报，因此他的工作也时刻充满了危险。

　　詹长麟每天为日本总领事收发信件、打扫房间、端茶倒水，每当这些时候，詹长麟都有机会偷偷看到一些重要的信件和绝密的文件，有时他会把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带回家中，有时他会在领事馆办公室的废纸篓里寻找有用的文件和情报，有时因为情况的特殊，他甚至还会直接在领事办公室中将文件抄录下来，交给上线。

　　带回家中的信件，詹长麟是这样处理的：拆开信封，抄写后，再用火漆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带回领事馆，信封上的邮戳是用他自己用牙骨做的假邮戳盖上去的，[8]盖出来的印章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詹长麟每次获得情报后，都用明矾水抄写在白纸上，[9]待水干后，由她的妻子(经组织批准，詹长麟的妻子成为了其帮手)插到堂屋关公画像[10]后面的一个小墙洞里。每天到特定时间，就会有特工人员来取走，他们从前门进来，从后门出去。同样，组织上的通知他们也是从关公像后面拿到。

　　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着。当然，看似平静的湖水，偶尔也会泛起浪头。詹长麟的潜伏生活便是如此。

　　有一次，领事办公室里的日本人都到室外休息了，詹长麟趁着领事办公室没人的机会，佯装进入办公室打扫卫生，他像往常一样，先翻了一下废纸篓，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接着他又走到领事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文件。

　　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从楼梯里传来，不好！有人来了，詹长麟先是一惊，接着便立刻推上抽屉，装作很镇定的样子，埋头擦起桌子来。

　　进来的是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副署长悌泽[11]，他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屋里，怀疑地打量了一下他，继而眼露凶光地走到詹长麟面前。

　　此时的詹长麟直挺挺地站着，内心十分地紧张，但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詹长麟的脸上，顿觉一阵火辣辣的痛。但詹长麟一动未动，佯装出很委屈的样子，一句解释也没有。因为他知道这样便是最好的回答。

　　这个悌泽虽怀疑，但因为没有抓到任何把柄，只能把詹长麟赶了出去，自己拿了球拍，锁上房门，便走出去了。

　　发生过这样一次事件，詹长麟此后就更加谨慎小心了。

　　戳穿“藏本事件”阴谋

　　詹长麟潜伏不久，就立了一大功。

　　1934年6月7日，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传出消息称他们的副领事藏本英明[12]于6日晚失踪，并要求中国方面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藏本副领事，并认为“我们一个副领事就这样没有了，在你们国家没有了，是不是你们给暗杀了？我们应该向你们国家要人”。[13]

　　其实，这只是日本策划的一起失踪案件，他们诬称是中国政府杀害了藏本。如果藏本真的失踪了，那么这将会给日本提供一个侵华的口实。日本人又想要在东北一样故伎重演。

　　这一直就是日本惯用的卑鄙伎俩。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东学党起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1928年，日本借口保护本国在山东的侨民，制造了“济南惨案”；1931年9月18日，日本又借口“中村事件”[14]发动了战争；包括此后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依旧是这类借口。[15]

　　在藏本失踪的那几天，日本方面已做足了战争的舆论准备：《大阪每日新闻》立即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社论，声称“藏本失踪事件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撤回侨民发动自卫。”《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社论称：“藏本副领事之失踪，当非仅系遭受匪贼，如在事实上成为国家机关之某社，亦似与此案不无关系，故其责任全在华方，且可谓颇为重大。而日本当局将对此案采取强硬态度，自属事属必然，毫无足异。”[16]他们说的“某社”，没有明说，其实指的就是复兴社。

　　日本人已经把军舰开到了下关江面，战争一触即发，

　　而詹长麟，却在这个关头，给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情报，避免了这次失踪事件的扩大化。

　　6月6日晚上11点，詹长麟在馆内值班。见藏本从总领事的办公室里出来，他对詹长麟说出去有事，要他找司机把车开出来送他出去，车开来了，詹长麟拉开了车门，让藏本上了车，之后看着车向中山陵方向开去了。

　　詹长麟觉得此事蹊跷，都11点多了，藏本会出去做什么呢？他立刻将此事写在纸条上，并报告给了组织，因为监视重要日本人的行踪，是他的任务之一。

　　据詹长麟的情报分析，首都警察厅便发现藏本是主动出走，并没有任何遭人绑架的痕迹，因此，他的失踪是被事先安排好了的，此次失踪事件完全是日本人在自导自演！藏本就在中山陵附近！

　　 找人！

　　赵世瑞马上布置警察厅的人，在中山陵附近寻找藏本英明，并贴上悬赏告示。

　　一天，紫金山下的茶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只见他衣衫不整，蓬头垢面，他从手上拿下金戒指，换了些吃的便匆匆离开了。这引起了茶馆老板的注意，他发现此人好像就是告示上政府要找的那个人，他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首都警察厅。

　　警察厅的人立刻组织人员上山寻找，终于，他们在一个山洞里将藏本英明抓获，并将他交给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通知日本方面去领人，当时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去了之后，如此解释说：“他(藏本)脑子有毛病，跑掉了，是神经不清楚。”[17]

　　实际上，藏本英明是朝鲜人，很早就举家迁到了日本，后来做了外交官，日本军部指示藏本在南京的中山陵山洞自杀，但是当他到那之后，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不忍就这么“一走了之”。两三天后，饥饿难耐的藏本下山来拿金戒指换东西吃，不料被认了出来。

　　几天后，藏本因为神经出了问题被日本方面遣送回国。走的时候，藏本还叫来詹长麟，帮他装箱了一大批文物。[18]

　　就这样，詹长麟一直在日本领事馆工作，同时秘密地为警察厅搜集情报。

　　1936年2月，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被日本总领带馆雇佣当了仆役，也和詹长麟一起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兢兢业业，谨小慎微。从此兄弟俩并肩作战，工作更得心应手了。

　　“我要为中国人报仇”

　　1937年7月7日，日本借口一个士兵失踪，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战火也很快烧到了上海、南京。

　　在南京被占领前，为避免战事毁坏，8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关闭，领事馆内所有的日本人回国。出于对詹长麟兄弟俩的信任，领事馆的书记官宫下要他们为日本领事馆看管房子。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开始对南京这个六朝古都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本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甚至往尸体上浇上汽油焚烧，比赛杀人，万人坑活埋。为期两个月的南京大屠杀，使南京城毁于一旦。

　　这时，詹氏兄弟也接到了上级组织的命令，要他们继续留在南京，以搜集这期间日本的情报和相关情况。

　　詹长麟兄弟俩继续潜伏。这期间，日本领事馆给詹氏兄弟俩一人发了一个白袖章和一辆自行车，袖章上面写着“日本领事馆使用人”几个黑字，这使得他们的行动有了一定的自由。

　　詹长麟和詹长炳每天戴着袖章，骑着自行车满城地跑，城东到城西，城南到城北，有时也会往郊区跑，他们要看看哪里有屠杀，哪里有日本人在焚烧，哪里还发生着惨无人道的事，并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及时向上级组织汇报。

　　1938年，詹长麟兄弟俩所在的南京潜伏组织划为军统局[19]指挥，称为“军统局南京区”，区长为钱新民。军统局局长戴笠指示钱新民及部下50余人留在南京，坚持斗争。

　　在南京沦陷的日子里，詹长麟兄弟俩目睹了许多日本人的残暴罪行，六朝古都每天都在上演着日本人烧杀淫掠的恶行。

　　有一次，几个日本兵来到了詹长麟的家中，他们嚷嚷着要找女人。詹长麟阻拦住他们，说道，“我们是日本领事馆的仆役”，并立刻把“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章给他们看，才避免一场灾难。[20]

　　当然灾难还是会不可避免地降临到其他人身上：一个女人从家里出来倒水，不巧被这日本兵看见了，日本兵一拥而上，抓住她要强奸，女人却拼死抵抗，日本兵见无法得逞，便一刀刺死了她。这一切詹长麟都看在了眼里。[21]

　　在日本轰炸南京的时候，詹长麟表弟的儿子也被炸死了。[22]

　　詹长麟恨透了日本人，这里面有民族恨，有国家恨，也有家族恨。三恨交织，詹长麟暗暗发誓：我要为中国人报仇！

　　机会来了！

　　南京沦陷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恢复，新馆改设在鼓楼旁的原日本驻华大使馆内。直到1940年日本政府承认汪伪政府，这期间日本设在南京的最高外交机构就是日本总领事馆。

　　南京大屠杀结束后，日本总领事馆的人又从本国回到南京办公。

　　有一天，曾经打过詹长麟耳光的悌泽，见到詹长麟，指着他的鼻子得意地说：“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亡国奴了！”

　　詹长麟心中一阵愤怒，他没有作任何争辩。他深知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他总有一天会让日本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负出应有的代价。他在寻找一个机会。

　　机会来了！

　　1939年6月初，詹长麟还是像往常一样在日本领事馆内打扫卫生，他在船山书记官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封“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要到总领事馆视察工作”的日文信件，他立刻把信的内容抄下来，并交给了潜伏组织。

　　钱新民立即研究对策，并要詹长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6月8日，詹长麟看到日本总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他从这些请柬中得知，6月10晚将在日本领事馆举办一场欢迎清水次长的大型酒会。[23]

　　他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上去，并提供了一份拟参加酒会人员的名单，包括：日方有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萩那华雄大佐，伪维新政府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岩松中将、岛本少将、谷田大佐、高侨大佐、三国大佐、三浦大佐、公平中佐，海军泽田大佐、秋山大佐和田中中佐等人；伪维新政府被邀请的有行政院长、汉奸梁鸿志，立法院长、汉奸温宗尧，绥靖部长、汉奸任援道，内政部长、汉奸陈群，交通部长、汉奸江洪杰，司法行政部长、汉奸胡礽泰，教育部长、汉奸顾澄，外交部长、汉奸廉隅，财政部次长、汉奸严家炽，实业部长、汉奸王子惠，南京市长、汉奸高冠吾。[24]

　　军统局南京区拿到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召开秘密会议，并计划实施投毒。

　　这次行动对于当时的抗战将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成功了，那无疑是在敌人心脏上插了一刀，必然给抗战中的中国军民一个巨大的鼓舞，同时也给日本及其走狗伪国民政府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次会议成立了专门的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武任组长，政治助理书记卞玉琳负责联系，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刘玉卿负责撤退事宜，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25]

　　詹长麟被选定为此次投毒的实施人。

　　詹长麟心里无法平静，这样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是一个为国、为家报仇的良机，自己五年的潜伏终于等到了……回首26年来的人生，好像只有此刻他才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他一定要成功。他已经准备好了。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决定，要求詹长麟在投毒后，要和日伪一起喝下毒酒。这样，投毒人死了，日本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动作，这个案子就可以到此结束。

　　詹长麟在思考后，向组织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一是要保证毒药的药效，毒性要大，要能毒死人；二是完成任务后，他想尽早安全撤离。他不是不愿意同归于尽，因为这种牺牲是没有意义的，他还有未尽的责任，他还有父母，还有妻子儿女。最重要的是，他还要继续为抗日奋斗。投毒只是一个开始，他要保存自己的力量，继续为国家工作。詹长麟的要求得到了批准。[26]

　　这一年，詹长麟才26岁。

　　 “诚心诚意地杀人”

　　在把毒酒注入酒杯的那一刻，詹长麟的心猛地抖了一下，而他的脸上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开始为这次盛大的酒会忙碌起来，总领事崛公一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宴会全部用中国菜、中国酒，让清水次长领略一下“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异国风味，并吩咐下去，而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买酒。

　　6月9日，詹长麟来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了四坛绍兴老酒，回到领事馆，他将酒灌进了酒瓶。

　　当天晚上，詹长麟回到家中，詹长炳带给他一个手指粗的药瓶，里面装着白色粉末，玻璃外身上有USA的字样，詹长炳说：“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27]

　　这瓶毒药是由军统局交给詹长麟的妹夫潘崇声[28]的，潘崇声后来又把它交给詹长炳。詹长麟端详着手中的瓶子，瓶子虽轻巧，但他的心里却是千斤重啊。

　　6月10日是举行宴会的日子，也是计划投毒的日子，这对于詹长麟一家来说将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个早晨，军统局安排詹长麟的父母、詹长炳一家、詹长麟一家在鱼市街的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吃饭时大家都默不作声，内心却一点也不平静。

　　詹长麟很清楚，今晚的投毒成功与否意义重大，他一定要成功，这不是他一直等待的时刻吗？五年的潜伏即将有个结果，他终于可以报仇了，为国家，为民族，为了那些死去的亲人朋友；当然行动也有可能失败，那将意味着这是他与家人吃的最后一顿团圆饭……

　　吃完了饭，詹长麟兄弟俩像往常一样去日本领事馆上班。他们的家人则由军统局安排去江北的农村躲藏。

　　下午四点，詹长麟把带来的毒粉倒在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温饮黄酒，酒香会更浓郁，酒味柔和)，然后再在里面倒上黄酒，摇匀，放在一个过道的柜子的最里面，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以防有人误喝，惹出麻烦。

　　酒会时间是晚上七点，临开席前，各位参宴的宾客陆续到达。詹长麟开始准备酒水，他把事先放在柜子里的毒酒取出来，温好，倒在了一个大瓶子里，然后端进了宴会厅。

　　他本想让客人自己倒，这样的话他也可以早点找机会脱身，但他没有这样做。若客人自己的倒的话，可能会不均匀，这样就会有一些人因为药效不够而无法中毒死亡。[29]

　　詹长麟看着酒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压住心中的忐忑不安，捧着酒瓶，走到桌边，把毒酒徐徐地注入酒杯，第一杯倒完后，之前的紧张就已全然不在，接着，第二杯、第三杯……直到倒完最后一杯，他才抬起头环视了一个整个宴会大厅，此时日伪要人正在热烈地交谈。

　　詹长麟退到了一边，默默注视着。

　　七点，宴会正式开始。可惜的是，当时出席宴会的只有名单中的少部分人，多数被邀的日军高级军官因故未能出席，而伪维新政府的政要都到了，主人给脸，狗敢不来吗？日本总领事馆决定由本馆的日本要员作陪，包括书记官宫下、吉生、金子、警察署长内藤四郎、翻译石桥等。

　　总领事堀公一首先致词，欢迎清水一行的到来，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于是宴会上大家纷给站起附和，高举酒杯“干杯！干杯！”，他们开怀畅饮，十分尽兴，但不曾想到，下面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詹长麟看着他们把酒喝下，便对旁边的同事刘玉山说：“我肚子有点痛，想去看医生，一会儿我就回来。”刘玉山叮嘱道：“你快去快回，别耽误了宴会的事。”詹长麟点点头，飞快地来到更衣室，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跳上自行车便驶出了领事馆。

　　宴会进行了大约十多分钟，就在大家还在畅谈酣饮之际，突然有人尝出了酒中的异味，大叫：“酒里有毒！”大家听到这句话，纷纷停止饮酒，并在堀公一的领导下，倒出两杯酒，小心翼翼地进行试尝，结果发现酒里确实有异味，堀公一下令大家停止饮酒。

　　突然，领事馆的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捂着小腹，疼痛难忍，脸色发青，不一会儿工夫就不省人事了。这时，另一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地从椅子上滚了下来，瘫软在地。酒宴上顿时大乱。

　　日本宪兵队闻讯赶来，下令封锁了领事馆，有安、慈惠、金城、同仁会医院及日军各医院闻讯后，火速派医生前来抢救，除警察署长等几人因来得迟，饮毒酒量偏少而中毒较轻外，其他大部分人都全身感到不适，口舌麻痹，行走困难。有的栽倒在宴会厅，有的则栽倒在走廊里，叫喊声、呕吐声不绝于耳。

　　南京日伪当局恼羞成怒，当即下令关闭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交通要道，对过往人员进行仔细盘查，南京总领事馆内全部中国仆役连夜遭到严刑拷打，老万全酒家的掌柜也遭严刑逼供。最后，领事馆的一位仆人突然想起，当晚宴会开始后，詹长麟便说自己肚子疼离开了，而他的哥哥詹长炳也早已不见了踪影。于是，日本人将注意力集中到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詹长麟兄弟俩身上。

　　好汉做事好汉当

　　日本宪兵队迅速来到了詹长麟一家的住处，发现人去楼空，于是一把火烧了老宅，并抓住詹家的亲戚进行拷问。

　　6月11日一早，日方又在和平门及下关一带进行严密的搜捕，逮捕了许多无辜的群众。并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和各报刊上刊登告示，画图形，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进行通缉。告示上写着：詹长麟二十六岁，身高一丈五尺二寸(此为日本制尺，下同)，体型瘦长，皮肤青白，高鼻圆眼，短发，走路时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制服裤，其妻詹黄氏，年二十四岁，身高一丈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女儿五岁，儿子三岁，都是身着黑色中式衣裤；其兄詹长炳二十九岁，身高一丈五尺四寸，身体稍瘦，面长，厚嘴唇，长发，长得比较漂亮，南京口音，身着中式的白色衣裤；其妻詹朱氏，二十六岁，身高一丈四尺八九寸，体胖，圆脸，带有七岁的一个男孩，都是身着中式白色衣裤……对其父母和妹妹，也都一一详述。[30]

　　日本总领事馆的毒酒案发生后，立刻成为南京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南京市民纷纷为这名抗日英雄拍手称快。

　　尽管日方努力封锁消息，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中国军民士气大振。《申报》、《中央日报》都对这次毒酒案进行了报道，其中《中央日报》连续4次进行报道。1939年6月12日的《中央日报》用一则简短的消息报道了此事，标题为《敌总领馆宴清水敌伪均中酒毒梁逆鸿志等中毒最重敌称系抗日分子所为》。6月13日的《中央日报》继续对这件事进行报道，标题是《南京中毒案有两人毙命》，文中称：“南京敌总领馆中毒事件中，领馆职员两人，于十一日身死，又《每日新闻》称，其余敌伪官员，均已出险。华人兄弟二人，其一在敌总领馆充任厨师，已五年，均为本案主犯，二人于宴会进行中失踪。”6月18、19日，《中央日报》又连续进行了两次报道，并称：“梁逆鸿志弊命，温逆等亦将死。”

　　实际上，本次中毒案除日本领事馆内的两名书记官死亡外，其余人经抢救，都脱离了危险。而《中央日报》的报道却说伪维新政府的要员弊命，其用意不言而喻。

　　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女教授魏特琳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在她的1939年6月1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内容：“瑟斯顿夫人中午在南门吃的午饭。她说那里有300人被逮捕了，因为，他们被怀疑与一个刺杀事件有关。据说，从卫理公会学校被抓走的5个年轻人也与此有关。”[31]在6月14日的日记中，她又这样写道：“据可靠消息说，上星期六晚上，有两个日本士兵在日本大使馆的晚宴上被毒死。”[32]6月19日晚上，她又再次写到了这件事情：“据说有很多人被逮捕了，目的是要抓一个与在日本大使馆投毒案件有关的人。听说大使馆里传出了喊叫声——有人正在被拷打，但是我无法证实这些传言。”[33]

　　詹长麟逃出日本领事馆后，到傅厚岗与已等候在那里的哥哥詹长炳会合后，两人便飞似地骑车来到了江边，并渡江去了对面的徐家洼。

　　第二天一早，兄弟二人来到茶馆准备吃茶，忽然看见远处一辆满载着日兵的卡车驶过来了，兄弟俩立刻离开茶馆，躲到了后面的一所空房子里，把门关上。

　　詹长麟忽然急中生智，空城计！他重新把门打开，兄弟俩躲到门后，心里扑通扑通地跳着。

　　不一会儿，日本兵搜查过来了，他们往屋里看了一眼，发现里面是空的，门也开着，没多疑，就走过去了。直到日本兵走远，兄弟俩才深深松了一口气。

　　徐家洼是军统局设在江北的一个据点，军统局让兄弟俩在这里待下，半年以后再行动，以避过这段非常时期。

　　就在日本人四处抓拿詹氏兄弟俩无果，而焦头烂额的时候，6月25日，日本总领事馆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上海租界寄来的，信件全文如下：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

　　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内忠实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在领事馆内忠实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谁不死，这就要看你们的命运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它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撼。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这次行动，唯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它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了手。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詹长炳 詹长麟[34]

　　6 月25 日

　　总领事堀公一看完信后非常生气，急电上海宪兵队组织追捕，又派出精干的宪兵特务急赴香港缉拿詹氏兄弟，并定下捉拿的方案，但是在上海和香港均一无所获，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事实上，这封信只是军统设的一个圈套，是为了保护詹家在南京的亲戚，以及军统在南京的地下组织而设的。此时的詹长麟兄弟俩仍在南京的江北躲避。

　　半年后，詹长麟兄弟俩才带着一家人踏上了逃亡的征程。逃亡途中，他们先后到过浙江、福建、湖南等地，一路上历经了千辛万苦，在福建莆田，詹长麟做过卖油条、稀饭、红糖的生意，但全家的生活仍难以维持。在浙江时，詹长麟的妻子黄氏曾生有一女，但因为营养不良，加上逃亡途中的辛苦，最后竟然死在了莆田。1944年，詹长麟一家按照军统局的安排来到了湖南衡阳，在这里，詹长麟参加了当地的干部培训班，做了一名拿工资的学员，在培训班里，詹长麟还学写了毛笔字，学会了打算盘。[35]

　　在詹长麟一家逃亡的时间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41年，军统南京区被日军破获，卞玉琳被敌人逮捕，日军对他说：“只要你说出毒酒案中投毒人的下落，就可以放了你。”可是卞玉琳宁死也没有屈服，最后英勇就义。

　　1945年，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詹长麟带着全家回到了南京。

　　做回平凡

　　每一个人，都会有英雄梦，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扬名立万，成为万千人追逐的豪杰。不幸的是，在岁月的蹉跎中，大多数人都只能眼睁睁看着时光的流逝和自己的老去，直到最后，也不能当上一回英雄。于是乎，人皆言：当英雄难！是啊，为英雄难。可是，万一一不小心当上了英雄，之后怎么办？是流连于灯红酒绿，还是沉醉于盛名之下？大概很少人会想到过回平凡，而詹长麟就是这样的人。

　　詹长麟一家回到南京后，脱离了军统，詹长炳则继续为军统做事。鉴于詹长麟在毒酒案中的英勇表现，国民政府奖励给詹长麟五万元，以及一块“忠勇杀敌”的银盾。[36]詹长麟拿着这笔奖金买了一块地，开了一家旅馆、一家饭店和一家杂货店，詹长麟做起了生意，由于为人老实本份，日子过得也算安稳平静。

　　1949前解放前夕，时任军统局外事组少将组长的赵世瑞又找到了詹长麟，劝其一同去台湾，被詹长麟拒绝了。

　　建国初，詹长麟依然经营着自己的店铺，一切很顺利。1956年，由于三大改造的进行，詹长麟的店铺参加了“公私合营”，后历经“文革”的十年磨难。改革开放以后，詹长麟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